高培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V型翻转
除非拟议中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得以全面启动，除非财政预算制度得以步入规范化的轨道，否则，反映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这种“体制复归”势头，很可能继续蔓延下去，甚至带来与市场化改革初衷相悖的结果。高培勇
●财政支出占比衡量资源配置
●30年间V型轨迹极具戏剧性
●启动税制改革规范财政预算
●警惕趋势蔓延有悖改革初衷
作为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一个重要指标，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弦。然而，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将迎来30周年的今天，当我们试图用这个指标回头仔细地审视30年来发生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变化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数字所走出的基本轨迹极具戏剧性。
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为了加大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比重，我们曾将降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加以追求。并且为此推出了一系列以“减税让利”、“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举措。在这些举措的交互作用下，伴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及其占GDP比重的下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从1978年的31.0%一路下滑。至1994年，在短短15年内，这个比重数字已经退居到12.0%的低水平。下滑势头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着日渐削弱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日益严峻的财政运行困难，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下，便有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作为那一次改革的重要成果，财政收入减少及其占GDP比重下降的势头得以扭转。并且，以此为转折点，财政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数字开始呈现上升的势头。13年间，年均增长19.94%。与之相对应，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也一步步提升至2006年的19.73%。
以1994年划界，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在以往的近30年间，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了一条迥然相异的轨迹，恰似一个不完全对称的V字型。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同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有所不同，准确地讲，现实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只是预算内的政府支出，并非是政府支出规模的全部。除了纳入预算内的政府支出外，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支出并未进入上述的统计范围。倘若换一种口径，以实际发生的政府支出计算，那么，在2006年，还要在41326.16亿元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至少加上当年未列入预算的偿还到期国债支出、统筹层次不一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等几个类别的支出项目。而一旦如此，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便可能由此叠加至30%以上。这个比重数字，已经相当于1978年的水平。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更具戏剧性的轨迹出现了：从1978年至2006年，在经过了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之后，以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口径而论，我们又回到了改革的起点。接着上面的话题，将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的迥然相异的轨迹统统收入视野，它已经恰似一个完全对称的V字型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往前看，在税收收入强劲增长特别是巨额财政“超收”的带动下，中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的提升势头依旧十分强盛。也就是说，我们仍在沿着这个“V”字型右半部的一方轨迹奔跑。并且，仍旧在主观层面上致力于提升这个比重数字。
再进一步看，在新中国历史上，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的最高水平发生在1960年，为39.3%。这又告诉我们，在当前的中国，政府部门占用并处置的GDP份额，正处于由改革的起点向历史最高点的迈进过程中。
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而论并以其作为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指标，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已经走出了一条极具戏剧性的“体制复归”轨迹。我们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及重新评估目标取向的时候。
注意到这一轨迹的形成，是以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规范为基础，并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可以得到的又一个重要判断是：除非拟议中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得以全面启动，除非财政预算制度得以步入规范化的轨道，否则，反映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这种“体制复归”势头，很可能继续蔓延下去，甚至带来与市场化改革初衷相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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