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投资扭曲了经济结构
2007年06月11日 11:38文汇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和稀缺的资源，必须高度重视和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投资驱动的“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过度靠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投资在GDP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超过44％，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和我们自己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投资率的超速提高，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一，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
以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而论，本来我国存在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因此，“十五”计划要求2001年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降到35％左右；然而实际上在这个五年计划的前4年中，投资率非但没有降低，反倒提高了，消费率非但没有提高，反倒降低了。
投资比例的飞速提高在促成生产能力高速膨胀的同时，压缩了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这造成了在产能不断增加和过度产出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最终需求不足，厂商销售困难，只能靠出口支持。目前中国经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达到70％左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贸易大国美国和日本，也只有23％左右)，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使本国经济易于受到外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容易加剧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摩擦。
第二，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产生负面影响。
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比率，即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抑制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并且由于在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资本分配比重的提高会加剧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我国近年来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有一定关系。
第三，降低了投资效率。
正如R·索洛正确指出的那样，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描绘的那样依靠投资驱动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资回报率降低。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投资和产业“重型化”浪潮以来，我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呈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1997年以前的2－3倍，提高到1997年以后的5－7倍。
张军教授在对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后确切地证明，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是按照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下的过度投资造成了投资效率下降的恶果。
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他还引用秦朵和宋海岩2002年的论文，表明中国的投资总量远远高于在一体化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投资率曾经一度达到30％以上的高位。改革开放后有所下降。1992年以后，投资率再度开始攀升。而到了世纪之交，投资率达到40％甚至更高的高水平。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上升。
有这样一种判断:“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最近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它只能使人们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掉以轻心，而不会有实际的帮助。这是因为，如果投资决策是由投资人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自主作出并且自负盈亏责任，无论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政府也没有必要对企业的这种微观决策行为进行干预。问题在于，近来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往往主要来自银行；而且贷款项目选择受到党政领导意图等多方面的影响。通常的情况是，党政领导的办公会议决定了要发展哪几个“支柱产业”，要搞哪几个大项目，然后就来盘算财政、银行、股票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这样，目前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曲线和银行贷款的增加曲线高度拟合。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各地大规模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投资通常寄希望于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以便归还银行贷款。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导致银行大面积不良资产的产生并最终迫使国家财政“埋单”，归根到底还是要由纳税人付账。由于靠银行贷款支持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在投资效率低而失败率较高的情况下，坏账风险会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隐蔽地积累起来，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目前我国标志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即ICOR达到5以上。P·克鲁格曼教授曾经指出过，某些东亚国家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乃是引致1997年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前车既覆，后车当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止类似的危机在我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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