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敌视开发商无助于解决住房问题
代表党的声音的平面媒体和代表国家声音的央视新闻，张口闭口之间常常用“黑心的开发商”、用“原罪”、用造成投资过热和拉动能源消耗的大户产业的“罪魁祸首”等等对民众有极大煽动性的言辞来指责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并明确的将开发商与民众摆在绝对对立的两边，似乎这些媒体从来都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上勇敢的在与“开发商”作斗争。更有甚者将开发商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挂钩，将民众对开发商的不满情绪上升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来显示政府官员的地位与觉悟。还用“不买房”的有悖市场化舆论来对抗和孤立市场中的投资者。大有不搞垮开发商誓不为人的架子。
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打着“经济学”家牌子的研究机构直指国家法律与国务院文件誓将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取消、要将这个产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讨论已经充满了火药味，连广告词都被打上了炫富的烙印，成了带有阶级斗争血腥味道的姓资性社的路线问题……
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别，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除收入分配之外的资产收入差别。这个贫富差别、收入差别、资产收益差别最直观和典型的集中表现于社会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住房差别上。
如果家中存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如存单、股票、金卡，自己不说外人是看不到的；如家中藏有大量可变现成为巨富的邮票、油画、古董，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如开着最豪华的车到处游车河也很难将人车对号而被众人评说，但房子就大不相同了。
好房子本身就是城市的雕塑，不但遮不住、挡不住，反而恰恰是要让民众来欣赏，让社会承认其的标志性，要充分的向人们展示自己英姿的。因此房子最能显示出这种好与差的差别，最能显示出财富的力量。这种不能移动的不动产也就最能成为被民众指着鼻子臭骂的“对象”，一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靶子。
人们甚至可以用这一片社区而不是某某人来代表一群贫富差别中的富有。不但指责这群居住其中的人们，并且诅咒建设了这些好房子、好建筑的开发商。
但我们更应清楚的则是收入的差别产生于购买房子之前，是因为已经先有了收入的现实存在，才形成了购买不同品质、价格的房子的选择。而不是这些购房者先去购买了房子之后，才有了收入差别（资产增值除外）。也就是说房子只是收入差别的结果但不是收入差别的产生原因。
显然将各种调控手段针对于结果，将各种不满情绪与指责针对于结果，但却没有人去追究原因。这不仅仅是个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更是一个治病治根、正本才能清源的问题。
刚刚结束的中美对话中，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是坚持抵制一切将中美经济政治化的行为。胡主席的代表吴仪副总理多次提到反对中美经济对话的政治化，不但被中国民众理解与支持，也得到了多数美国官员、议员与民众的理解。如果连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贸易争议都可以不用政治化的手段与上纲上线的方式，而用经济的手段、用对话的方式来达到相互沟通与理解，那为什么被中央与国务院称为是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却似乎成为了“人民的公敌”了呢？不但被引入政治范畴，也被用几乎所有的贬义词形容。甚至连广告词都被打入了禁止使用的冷宫。
为什么服装、家具、汽车、西服等其他奢侈品的同类广告词并未被禁止？为什么这些推销奢侈品的各种广告、媒体、杂志仍在盛行？为什么那些世界顶级的名牌挎包、皮鞋、钻戒和手表仍在疯狂的引进？这些商品与广告不是在用比房地产广告更加能显示贫富差别的语言和词汇来嘲笑社会与禁令吗？
贫穷不代表社会主义！这句曾被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如今也随禁令而打入了冷宫。那么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美好未来与和谐社会呢？
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起源于美国劳动组织示威抗议活动的国际劳动节，却在节日的产生地被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国工人阶级们遗忘了？
《南风窗》有一篇专文解释了美国社会的变化，秦晖也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中做了专门的阐述。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追求公平、公正、就是要争取和保护贫困阶层的基本权益，而反对贫富差别过大的两极分化。但并非只有敌对的“暴力革命”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而是如果用法律与和平的手段也能达到这种目的时，人们则更愿意用非敌对和非流血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争议最多的是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中显现出来的贫富矛盾。于是连在美国曾是对立的阶级斗争都能转化为用和平手段解决争议与矛盾的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出现了市场经济中的卖方与买方之间的敌对情绪。甚至连非买非卖方的媒体、政府管理机构、学者、专家都参加其中，并形成对打擂台的PK。
然而争取与保护贫困阶层的基本居住权利的责任并不在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来没有过依靠市场经济对贫困阶层提供住房保障的先例！那么市场中的对卖方与买方的各种敌对性的争论是否能解决中国住房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否能满足贫困阶层的住房权利与需求呢？这种敌对性的争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也许只能让民众的思维更加混乱，让调控的政策更加扭曲！
是不是没有了房地产开发商就能解决供求之间的矛盾，并让房子从地里长出来（长出来也要有个什么商去种去养）？是不是没有了开发商，城市的贫困阶层就能住上好房子？是不是没有了社会分工就能提高生产效率？是不是没有了社会分工中的各种利润就能吸引社会投资去创造社会财富？是不是没有了市场经济就能由国家包起来改善民众的住房条件（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行了）？是不是没有市场化的开发活动就能满足城市化的要求？
其实这些都是明明摆在大家面前的老生常谈，也恰恰是老生才要常谈。
肉价的上涨让社会与政府重新认识了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力。就像缺少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就会让肉价上涨一样，缺少了商品住房的生产量也必然会让房价上涨。
新加坡的商品房约10万人民币至20万人民币一平米，但约80%的家庭用政府的补贴保障了住房，房价就与大多数人无关了。中国约75%的家庭也是靠政府的补贴解决了住房问题（包括房改房、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公房出租），但中国仍处于人口众多的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要依靠政府补贴才能保障居住权利的家庭仍有许多，只能靠两条腿走路。
让中高收入的家庭靠市场化解决住房的改善问题，让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靠政府的保障解决住房权利。政府要承担起保障的责任。
别以为开发商在放弃为政府承担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责任。中国最基本的法律特征是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因此也从法律上定义了商品房必须是在出让的土地上建设。法律另有规定的则是不出让土地上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
那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是建设在政府不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土地上的住房。而开发商建设的商品房则是建设在政府收取了土地出让金的土地上的住房。那么无论如何政府都不能向应享受政府保障的低收入家庭收取建设住房用地上的出让金之后，再让开发商承担低价保障的社会责任吧？
农民可以因为养猪不盈利而放弃养猪，致使肉价上涨，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商品供给的行业之中。而开发商努力在提供住房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时，却要承受压缩投资与紧缩银根的各种限制，同时还要承担价格上涨的责任，岂不是有悖于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真正制约供给增加的是政府所垄断的土地源头，没有土地的放量就永远无法解决供求之间的平衡。但政府却可以用有限的土地首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平衡用土地来换取城市建设资金与用土地保障居住权利之间的矛盾。
如果将穷人穷的原因归结于富人的富，那么社会就只能停留在讨论收入的再分配上，而不是努力于经济的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上。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希望躺在政府的社会保障上而放弃在竞争中生存。
社会主义确实需要政府用转移分配的方式保障贫困阶层人群的生存权利与竞争机会。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要引导社会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财富的生产与创造上。而不是打击那些创造财富的力量，更不是在一次分配中过多的强调企业在竞争中先实施救助。
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要想有尊严的活着，首先要看其是对社会做出贡献还是仅仅靠他人的救助而生存。这个社会要公平的让人们的收入与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相对称，而不是一部分人在创造经济的增长，而另一部分人在消耗这部分增长。没有财富的创造有哪来的收入转移支付。
美国工人之所以不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皮毛依附关系。同样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双方也是这种皮毛依附关系。没有了两者之间的任何一方，这种交易也就不存在了。
也许重要的不是将开发商放在敌对的位置，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不得翻身，而是如何平衡供求之间的关系。没有了住房的商品化生产一方，也绝不会给自己不能生产又需要这类产品的另一方丝毫的好处。
双赢才能和谐，中美对话中的非政治化要求也应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个耻于求富的社会必然无法成为进步的社会；一个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必然停步于贫困之中；一个不能承认和容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日本人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所提到的越是上层社会的人士越是在努力的拼搏、奋斗、寻求事业上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而越是下层社会反而越加依赖于社会的救助和享受，反而失去了向上的精神。这种现象将影响日本未来的发展。而这种出现于发达国家且收入相对低但并非贫穷的人群中的思潮却可能在中国一个不发达国家收入相对低但仍贫穷的人群与社会中产生，那么对社会的危害就更不可估量了。
在社会舆论与主流宣传的教育之中，是否能冷静的想一想，是用指责一个行业在经济增长中过多的分享了改革与市场化的成果来缓解社会压力与矛盾，还是鼓励和改善所有的人都能努力去竞争、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之中去。
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几代人来建设的基本概念仍然是如何发展经济并在增长中解决存在的矛盾，让所有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比让这些人成为财富的分配者更重要。
还是让我们向美国的工人阶级学习如何把抱怨的力量变成一种努力，用共赢的方式去建立和谐的社会吧！
评论：大家看看地产大亨的观点，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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