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完全的沟通是不可能的
《圣经》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远古的时候，人类想要建一座通天的“巴别塔”,而当他们快要建成的时候，上帝为了防止人类到达天庭而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人类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了，高塔也因之而坍塌,通天梦成为泡影。《通天塔》讲的也是人类之间沟通的问题。不论是在非洲的荒凉的沙漠，还是在东京繁华的大都市，人类都存在着沟通的困难。
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完全的沟通是不可能的！生活中，细细想想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俗语有云：“眼见为真，耳听为虚”，可是，眼见的难道就是真实的吗？并不见得！
想起了几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造成的误解的事情。首先的一个就是昨晚的豪兄对我的误解。他问了我一句：“俄语学的怎么样？”让我疑惑莫名。我什么时候说要学习俄语了吗？没有的啦！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曾经给豪兄说过我的一个同学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感觉那里也挺不错的。于是乎，误解就来了……
无语中，豪兄还是我的知心好友呢！此事，明显是误解了！
今年“五一”的第二天，走廊上碰到一个同院的朋友，他突然间问我：“你女朋友怎么没有来？”我一下子呆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他的问话起码有两层含义：1.我有女朋友；2.我的女朋友在很远的地方。可是，我想说的是 1.我没有女朋友。2.我更没有在很远的地方的女朋友。但是我没有说，只是浅浅一笑罢了！我和他的距离不算远，我一楼，他二楼，我们还是同一个院，平常还是认识的，竟然也会出现这样的误解，我还能说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情。今年院运会上，我在比赛完跳远稍稍休息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车协的队友Z，她是管理院的。在她的身边有一个她的好友H，是我们院的（别的班的）。我和后者见过面，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话。然后呢，队友Z就介绍我们认识。在我们简单说过一些话之后，她H就说以前就知道你，但是你给人的印象就是孤傲不群、清高，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不爱搭理人，走路也不看人给人打招呼，估计脾气也很古怪，不大好接触……今天一看好像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啊。
我怎么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说我清高我不否认，但是我是很谦虚的，所看不起的只是那些不求上进、整日无所事事的青年。对于同学我有必要自傲吗？我有资格自傲吗？走路不看人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或许我是在低头思考问题……
我不想认识太多的人，更不想让太多的人认识我。我安安静静地走我自己的路，足矣！
前几天去洗澡，碰到了同班的几个同学，他们四个人迎面走来，一个人高谈阔论。我和他们是比较熟悉的了，然后就向他们打招呼，其中两个看到了，就回应了。但是，走过去不到三米，其中一个就嚷嚷道：“是我们没有给他打招呼还是他不给我们打招呼？是我们牛还是他牛？见了面也不打招呼……你看见了吗？”
我心中也不知是怎样的滋味……有些悲凉，真的。我们是同班，以前又是同寝室，我有必要如此对你吗，照面连招呼都不打？——我是何苦呢？我们有什么过节吗？
我没有丝毫的辩解，之后我听见一个人回话道：“我看见了……”！
误解太多，许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有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偏见——对他人的不信任，对他人的歧视，对他人“想当然”……虽说完全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误解还是避免的好。
方法有三：开阔自己的心胸；不偏信一人之言；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问题。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的不是沟通而是信任！
沟通仅仅是一种增进信任的手段，语言以及行体语言只能是有限的表达自己的情感。
真正理想的关系是信任。
对于自己认可的朋友，就要信任。否则，就是一般的熟人罢了。
对于熟人，要求不能以朋友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一定要这么高的标准，自然是失落了。
其实，人的一辈子，很多人连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能够信任，甚至有些人连自己都不信，是很悲哀的事。
我聊以自慰的是，除了父母兄弟外，还有几个在某一方面知我、信我的朋友，已是过望了。
劝楼主且把心放宽，我行我素一点，你又不靠他们吃饭，何必担心呢？
“完全”、“绝对”等诸如此类的提法，在本质上否定了事物之间的差别。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是存在问题的。 完全的沟通从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现实交往中沟通的深度注定是有限度的，当然这个限度因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存在极大的差异性。 楼主似乎根本没有尝试与别人沟通,就下了最终判决. http://www.blogcn.com/user75/wangzuzhe/blog/27915542.html
审美意识在中国的兴起[德]沃尔夫冈 顾彬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祖哲 译
对理解的不确定，是现代最重要的学术特征之一。于是，我们可以说：“我怀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Dubito, ergo cogito; cogito, ergo sum）。 不幸的是，这些怀疑的许多方面，在跨文化研究中，很少被人们意识到。在我看来，亚洲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似乎仍然抓着这样一个观念不放：对“他者”的完全的理解是可能的，而且一个“真实的”陈述是我们非常想要的。在下文，我将努力表明，理解，在这个词语的通常的意义上，不仅不可能，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或文化，那也将非常乏味，甚至危险。因此，误解必须被恢复为人类的一种权力，也是我们寻求幸福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误解不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创造性的误解，而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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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误解，人们不得不遵守的那些规范，常常使理解变得羞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 1976年），西欧学生总是被要求以正确的方式反映“新中国”。在那时，给一头驴照相，被认为是一桩罪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在制作一部关于“文革”过后的情况的影片时，对驴比对拖拉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接着就被指为“反华”。“请以我看我自己的那种方式来看我”——这是一种意在求得等同理解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经常导致一些尽人皆知的判断，如“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或者“外国人懂什么？！”。这里出现的问题有两方面：（a）绝对理解这样一种要求，（b）同义反复的出现。那就是说，某人试图理解别的一些人，被期望重建那些人对自己的理解。这叫做“等同的阐释模式”。 这把完全的可比性视为当然，并且允许完全通过一个人自己的文化来理解“他者”。于是，“他者”就不过是自我在远方的回声而已。
在阐释学领域中的另外一个极端例子是“完全不同模式”：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一对儿从来不会彼此打照面。 或者像鲁迪亚•吉卜林（1865 1936年）所描绘的那些中国继承者所说的那样：“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一种相互的理解，既不可能，也不是我们需要的。为了避免两种极端情况，跨文化的阐释学强调：人们不仅想理解别人，也想被他们理解。这是主张类比性质的阐释学模式，这种模式强调聆听和理解、阅读和翻译的重叠部分。可是，重叠不会是完全重叠的。总有一些部分是不重叠的，即他者有一些方面，你不理解或者必然误解。我们应该对此担忧吗？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对它高兴才是。
为什么我们重读同样的书？为什么我们需要古典作品的新译本，而它们已经被翻译过？我们再读、再翻译，因为我们发现阅读一次或翻译一次是不够的。第二次阅读是新的阅读，第二个译本是新的译本。这告诉我们什么？任何种类的理解，都是解释，由于我们的理解总是会不同，因此我们的解释也会不同。因此，没有最终的陈述，只有瞬时的解释。我们从来不会再次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某事，何以如此？这一定和如下事实有关：我们真切地知道我们反思的对象，可是同时却发现它们是奇特的。如果我们对它们仅仅是熟悉，反思行为就不必要了。如果它们仅仅是奇怪，解释或翻译就不可能了。不存在什么人，被人理解一次，就能被人永远理解；没有什么高级的书，翻译一次，就永远不需要再翻译。我们需要不同的解释和译本，因为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变化，因此我们反思的对象随我们在变化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最终和真实的理解或翻译，有的只是瞬时的理解和翻译。 然而，按照习惯说，我们说一种解释或译本是真实的或者成功的。在严格的意义上（Sensu stricto），正确或错误的解释或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满足或不满足我们今天的期望的解释或翻译。如果解释或翻译总是相同，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年轻时候对一件艺术品喜欢，而在老了的时候又不喜欢，或者年轻时不喜欢，到老了却喜欢。允许我们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阅读一部作品的，也还是作品的深度。那就是为什么不同的翻译带来了一本书不同的方面的原因。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个文本被加载了其掩藏意义的某一部分。这意味着，对那一个文本，翻译家有时甚至比作者本人知道得还多。
那些不经常翻译的人，常常相信完美的译本是可能的。他们或许以为翻译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过程，但翻译远远不仅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翻译甚至涉及到用一种语言（即原文）来表达和理解的问题！如今，中国文学或哲学读本经常包含古代文本的现代汉语翻译。比方说，如果你把杜甫（712 770年）的原文，与翻译为现代汉语的杜甫两相对照，两个世界将在瞠目结舌的欣赏家的面前展开。到最后，有两个都用汉语写的全然不同的杜甫！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即使最差劲的翻译或者解释，也确认杜甫的深度。假如杜甫的现代汉语最终译本搞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杜甫才会失去他的神秘，我们也不再欣赏他，也不再需要杜甫的原文，干脆看译本好了。
因为阅读意味着创造一个文本，那就没有绝对的文本，那也就是为什么没有绝对的理解的原因。与解释和翻译过程相似，阅读过程是做出某些决定的过程。任何一个决定只在一天内有效，在第二天，我们不得不对前一天说的话再做考虑。那时我们的理解或许会变为误解，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焦躁。恰恰相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误解允许我们以新的方式来看某事，允许我们发现它的深度，还允许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被局限于关于一个对象的一种形象，不局限于看我们自己的一种观点，我们觉得在发现许多观点都是可能的时候，自身也丰富了。我们经常通过译本发现了一个文本的丰富性，那时我们被迫决定像“马”这么一个简单的汉字，可以翻译为“horse”（泛指的马）、“a horse”（一匹马）、“the horse”（这匹或那匹马）、“horses”（泛指的许多马）还是“the horses”（这些或那些马）。以这种方式，任何文本都会迫使翻译家解决某些问题。最后，我们经常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一个文本的理解，是不充分的。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误解把那个看似简单的文本转变成了一个迷人的文本。
类比性的阐释学意味着不存在固定的和最终的知识，因此没有人能够拥有对他自己的或另外一个文化的最终理解。因此，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总是伴随着某些偏见的形成。只要我们已经学会对付偏见，偏见全然不是坏事。若无偏见，你就提不出问题。偏见或许看起来是正面的或负面的。以此观之，希尔顿和黑格尔可以被看作互相对立的两个人：希尔顿的偏见似乎是正面的，黑格尔的似乎是负面的。但在他们两个人那里，偏见都用来把亚洲整合到了某种生活观之中。黑格尔和希尔顿的观点，在我们今天这些人看来或许显得荒唐，但他们的问题还在。
类比性的阐释学还意味着，我们必得容忍别人的意见，一如对我们自己宽容那样。正如别人能够依赖我们的宽容一样，我们也必须把得到他们的宽容视为当然。
最后，类比性的阐释学意味着，在误解似乎到处都是的地方，存在着理解。只有有一定量的理解，才能发生误解。因此，理解是误解的补充，反之亦然。另外，两个文化彼此重叠着，也仍然为误解留下了许多空间，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看LZ的网名就知道LZ是什么性格的人。。。。。。。
回 1楼(hmlcwz) 的帖子
信任是最起码的交友的基础，如果没有信任何谈以诚待人？但是，有了信任不一定就是代表人与人之间都能做到理解啊……
许多时候，尽管彼此信任，可是误解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去沟通了……
我已经在文中提出了造成误解的原因了嘛：
【又有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偏见——对他人的不信任，对他人的歧视，对他人“想当然”……】
并且也指出了解决的：
【方法有三：开阔自己的心胸；不偏信一人之言；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问题。】
既然我能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与他人交流上的问题了……我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身边的小事，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提醒的，而不是用来抱怨什么的 ，而且也并没有什么担心的想法……
嘿嘿，可能是我的文章写得不大明白之故^_^
回 4楼(pingfanren) 的帖子
实际情况是我和别人的交流大部分情况还是挺好的……可是，限于时间、精力和性格，一个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与每个认识你的人都沟通顺畅吧？起码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发现与我打招呼的人我都不认识……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回应
回 6楼(lll999888) 的帖子
呵呵，你真是超人啊不过这也可能是引起误解的原因之一哦 ：对他人的不信任，对他人的歧视，对他人“想当然”……
那你就具体说说我的网名给你留下的性格印象吧。让我也来看看^_^ 很显然，你是、我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
我也很年少，所以也经常会写出LZ这样的主题的帖子，但也经常被教育，然后在教育中成长
估计LZ再过个七八年就不会这么说了呵呵
真心的朋友，总是有的，看你是否去把握了
回 11楼(dhfpsy) 的帖子
呵呵，一个年龄阶段总的有一个年龄阶段的特征吧^_^ 题目太大了,忍不住写几句误会和沟通
1.不知道误会的存在，不会有沟通
2.知道误会的存在，却因为障碍无法沟通。
障碍可以包括利害关系（可能是第三者，也可能是俩者之间），习俗，等级，亲疏，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等等。总之跨越障碍的影响超过了误会本身。
3.知道误会的存在，却因为理解或立场的不同不可能沟通。
比如让一个犹太人去和穆斯林一起做祷告。或者让一个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庆祝独立日。
“真正的完全的沟通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有限的空间内，语言不可能完成对一个人思维的镜像。因而借助语言进行完全的沟通是不可能的。
但有机体的信息集合是不完备的，换句话说，生命是耗散的。完全对于生命完全没有意义。
对于某种哺乳动物的千变万化的个体来说，沟通只能在某个边际上取得定义，他们把这个边际称之为：在一起 多一些理解，多一分包容！ 回楼主原帖 :-)
不好意思，严格来讲，楼主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完全的沟通”是一个伪命题。什么叫完全沟通？跟天下所有的人沟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并且可以达到不需言传直接意会？讨论完全沟通实际上没有意义。
但是沟通可能确实存在问题，因此这个主题最终要转到另一个问题——沟通的有效性问题上，这也是楼主帖子上实际讨论的问题，包括楼主所举的例子——巴比伦塔，上帝也是因为将语言分化而降低了语言沟通的有效性，从而使沟通变得困难重重。
哲学上有一个“私人语言”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将其界定为“（私人语言）这种语言的单个的词语指称只有说话人才知道的东西，指称他直接的私人感觉。因此，别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在西方哲学界，近代以来洛克是典型的“私人语言”的信奉者，而维特根斯坦则对私人语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洛克认为人与人之间在语言上要相互理解是很困难的，私人语言的困境在于“词语所标记的就是说话人心中的观念；任何人只能把他们直接用作他本身具有的观念的标记”，也就是说，每个人所说的话都只有他自己才能经验、体会其真实意思，而别人是不可能象说话者一样理解其原意的。
在我看来，洛克所描述的情形完全存在，但是人类的沟通并未因此而寸步难行。关键在于，人们所表述的意思，普遍可以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内进行理解，这主要仰赖于一个普遍可以认知的实物参照系或共通观念参照系的存在，比如一个中国人指代一个盒子，称为“盒子”，而一个英国人则称为“box”。如果纯粹从这两个词语中去理解，两个人都不会知道对方指什么。但当有一个真实的“盒子”这一实物存在的时候，双方就可以从这个实物中取得观念的一致，相互理解了。
当然，越是实体化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越容易找到参照物。而反过来，在纯粹的语言层面，找到参照物的困难就大大增加，尤其是那些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化的语言，是很难找到确切的参照物的。这实际上也就是洛克他们讨论的问题的中心。在这个层面上，沟通变得异常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因为只有这个“会人”，才有一定的或足够的知识储备，积累了相关的概念，用以理解你所“吟”之“诗”。
楼主所举的几个例子，的确存在沟通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其原因恐怕更多的是信息的不对称。比如第一个例子，如果他那个同院的朋友知道他交女朋友的状况，也就不会问“你女朋友为什么没过来”了。第二个例子同样，H之所以认为他孤傲清高，也是因为对他了解少，信息不足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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