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辛德勇
买旧书最让人得意的事，是花费很低很低的价钱，买到举世罕见或是精美绝伦的秘籍奇书，北方市井语言名之曰“捡漏儿”。能拣到漏儿，尤其是拣到大漏儿，不仅仅会满足凡人大多都会具有的那种占便宜的卑微心理；更深一层的心理满足，是买书人在与卖书人回环往复的斗法当中，好不容易占到了一次上风。因此，癖好旧书的人写书话，最津津乐道的往往就是捡漏儿这档子事，弄得不大了解个中门道的读者，常常会误以为卖旧书的人都有眼无珠，甚至会做出把宋版书当成废纸卖的傻事；殊不知拣漏儿又谈何容易，俗话说“买的精不如卖的精”，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买家挨卖家痛宰。这是因为旧书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遇到，买书人爱书心切，挨宰也是愿打愿挨，两相情愿的事情。确实历经甘苦的过来人，都会告诉你，真正想要经常得到好书，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肯花大价钱。不过，这些都是讲购买善本古籍或是其他可供把玩收储的珍本书刊，这是藏书的规则；若只为读书而买书，通常似乎大可不必如此，价钱合适就买，不合适自可笑而置之，实在着急用，还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看。
然而，旧书的价格，说到底是要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用功念的学术书也不例外。书很少见，想看这书的人却有很多，定价自然要高。有些学术书甚至会因存世数量过少，到图书馆里也不容易借到。这样，若是想要使用查阅，有时便不得不花高价去买。
我心性愚拙，既素乏悟性，又全无记性，靠念历史书混饭，这实在是两大致命缺陷，只好靠反覆翻检查对，来略事弥补，而这就需要常跑旧书铺，尽可能多置备一些书籍。过去二十多年间踟躇于旧书肆上，很多旧日的学术研究书籍，或是资料性书籍，都是花费较高价钱买下来的。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几个月前在北京琉璃厂的一家中国书店里，用100元，买下一本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撰著的《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东洋学的形成及其发展》）。由于工作忙，近一两年我已经很少逛旧书店，这本书在店里上架已经有好几个月，一直无人问津，显然是嫌书价过高。我毫不犹豫买下此书，一来这是一部记述“东洋学”发展历程的经典性著述，对我大有用处；二来与在日本买相比，毕竟还多少要便宜一些，况且这还是1940年的初版本，即使是在日本，也已经很难遇到。所以，花这样的价钱来买这部书，按照中国的书价衡量，虽然略显偏高一些，但不管由谁来评判，都绝对算不上冤。在一般人看来，下面将要谈到的这两部书，花费的才是地地道道的冤大头钱。
第一部书是瞿兑之、苏晋仁合著的《两汉县政考》，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8月初版印行，小32开平装一册，三百多页，售价200元。在琉璃厂中国书店古籍书店二楼上的玻璃柜子里，摆放着店里甄选出来的一些重要旧书，这部《两汉县政考》即列置其间。够资格进到柜子里的书，定价当然都很高，但高到如此程度的民国时期学术著述，似乎也只有两三部。由于价格太高，摆上很长时间，一直无人购买。有买书的朋友戏谑说，这哪里是开书店的作法，简直是在给博物馆办陈列。
人做事的习惯，似乎可以划分为从众与非从众两大类别。从众者做事往往怕吃亏，道理很简单，既然大家都不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说不定还存在某种危害。肯当冤大头的人，自然是我行我素，吃亏占便宜，自己都要敢认。除了喜好清寂不凑热闹的天性之外，我觉得买书与读书一样，本来就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自己念自己的书，当然随心所欲，想买什么样的书，就买什么书，只要对自己有用，何必管别人看它值与不值，价钱冤一些又有何妨？
况且书价之冤与不冤，从来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最近中华书局重印王伊同的《五朝门第》，精装16开一册，定价180元，已经接近我买《两汉县政考》的书价。这次新印的《五朝门第》，虽说装帧精美华贵，分量也大于瞿、苏二氏此书，但一经重印，化身百千，随时都可以买到，而同等程度的原版旧书，寻觅非易，价格自然应该大大高于这样的新书。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我为这本《两汉县政考》所支付的书款，似乎也算不上高得出奇。
《两汉县政考》两作者之一瞿兑之，本名宣颖，兑之乃其字，与名并行于世，此外尚别署有杶庐、铢庵、蜕园等雅号。瞿宣颖出身名门，其父瞿鸿禨，是清末政坛上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他本人起初亦从政，位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诸职，后来以授课撰文为事，曾执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府。在学术文化方面，瞿氏该通文史，著述颇丰。其历史学著述，大概要以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社会史料丛抄》一书，最为研治中国史者所熟悉，迄今仍是研究相关史事的基本参考文献。不过，由于需求者众多，时至今日，要想买到一部，机会已经渺不可寻，我只是曾在图书馆里泛泛翻检过一次，旧书肆上则还从未有缘与之谋面。过去读到的瞿兑之著作，近年新印者有收在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当中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杶庐所闻录》和《故都闻见录》；旧本则只有1956年由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今读》一书，是该社所出“中国文学名著丛选”当中的一种，这时候瞿氏已经丢掉大学里的教职，只是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社外“特约编辑”的名目打工挣钱，维系生存。
我对古诗文略无素养，看《楚辞今读》，懵懵懂懂，虽然尚不具备领会作者神髓精义的能力，却已经为其澹雅的白话文笔和深醇的文史底蕴所深深折服。老辈凋零殆尽，今后恐怕不会再能有人写出这样的好文章了。其他几种笔记，应以《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一书，最能体现瞿氏读书广博、识见融通的特点。瞿兑之氏自述此书撰述宗旨云：“随笔之书，人皆喜读，余尤嗜之若性命。既旷观群籍，窃慕纂述之业，知古人斐然有作，皆由此襞襀而成，如獭祭鱼，如蚕吐丝，既得精英，遂弃糟粕，远如顾亭林，近如俞理初，所就尤伟；又观俞曲园、陈东塾治学之方，亦复如是，舍此固无由矣。然学出杂家，不专一辙，昔贤之作，常苦凌杂琐屑，读者如入五都之市，目迷口哆，撷取为艰。因发愤以为最有益之学，莫如讨人物事迹之坠逸，溯风俗制度之变迁，而尤以属于近代之事，易于传讹者，若能粹为一编，大则可以考见时代升降文化递嬗之迹，小亦足以匡谬正俗，裨益见闻。”瞿氏虽欲慕从于清代顾炎武、俞正燮、陈澧、俞樾诸名宿硕儒之后，考述时代升降与文化递嬗之迹，尤其是关注于社会风俗文化变迁，但所撰《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等各种笔记，较诸顾炎武《日知录》、俞正燮之《癸巳存稿》和《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以及俞樾《诸子平议》诸书，在精深程度上，尚远不足以附其骥尾，只不过与俞樾杂记琐事的《茶香室丛抄》大体相类似，基本没有超出“匡谬正俗，裨益见闻”的层次，在很大程度上还囿于旧式文人博闻多识的范畴之内，并不足以体现其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真正反映瞿宣颖研究功力的学术著述，或许应属这部《两汉县政考》。除了资料辑录、诗文笺注赏析和笔记掌故类著述之外，瞿氏比较专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北京地方史，著有《北平史表长编》；一是方志，著有《方志考稿》；一是秦汉史，除此书外尚著有《秦汉史纂》和《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等书。从事北京地方史和地方志的研究，对于像瞿宣颖这样的学者来说，虽然也需要花费一番功夫，却显然不会有多大难度，由此愈加显现出秦汉史是他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
关于《两汉县政考》一书的撰述缘起及其主要内容，作者在“叙录”中有叙述说：“汉世贤令长之治，乃大称于世，然见于《前汉书·百官表》者，仅官制大纲，至其立法之变通驰张、制度之沿革因袭，殆少言及。因不揣疏谫，取四史及两汉之载籍碑版，缀缉排比而为篇：首述朝政与地方政治息息之相关；次明县之组织，上自县令，下迄乡亭，以见其机构；申之以职权，若教化、赋税、徭役、刑讼之流，以明其职掌；复稽其铨选课绩，以见其出身迁黜、当时用人之权衡；继考其仪制待遇，印绶舆服，禄秩赐赉，以见国家礼遇令长之殷厚；末考县与郡之关系，以见上下之连系；而以县吏动态殿之，以徵其交游活动，而县政运用之微细，庶可觇见。东汉之史料较西汉为详，故增京县与边县、令长与掾属、县与州三篇，上下之关系，更可瞭然。末附以《两汉县政大事年表》，俾絜纲目，而备详检。昔清儒钱大昕氏有《后汉郡国令长考》之作，丁锡田氏又补之，备见东汉一代之郡县，然人名事迹，无所徵见。故另为《两汉令长表》，具载仕履政绩等，凡得六百馀人。综合观之，两汉县政之规模，约略得其梗概矣。”观此可知，作者系以分类勾稽比次为能事，瞿氏复于“引言”中不无得意地自言云：“是编先取两汉史籍之有涉县政者罗列而整比之，于希夷茫昧之中，求其迹象。自问用力颇勤，脉络章章可睹，差可补古今载籍之阙，导夫先路以俟同声，读者鉴焉。”检读其书，知瞿氏此言诚非夸饰，甚至迄至今日，依然没有同类著述，足以取而代之。
瞿宣颖虽然十几岁就进入大清朝廷开办的译学馆，主修英吉利语言文字，能够操此洋音直接与泰西人等交涉，甚至还旁及一些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乃至希腊文、拉丁文知识，后来又在圣约翰和复旦大学读书，接受新式教育，但他似乎更多地是从王闿运这样一些家庭为其延聘的旧学宿儒以及家学渊源那里接受知识。所以，他的知识构成和学术路径，要更多偏向于传统的旧式文人。在这一点上，家庭背景同他颇为相似的陈寅恪，由于直接到欧洲游历求学，读书治学的取向，便与其大异其趣，尽管也还带有浓重的文人色彩，但毕竟更接近于职业的学者（案瞿宣颖与陈寅恪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在岭南美术出版社近年印行的《陈寅恪先生遗墨》一书当中，附有一幅1951年春瞿氏为陈寅恪绘制的藤花图）。在这里做这样的对比，是想要说明，瞿氏此书，并没有能够对两汉县政提出现代学术所追求的考释解析，只是侧重于勾稽梳理基本史实，无异于为两《汉书》添补一门职官方面的专志。事实上，对于文献记载“希夷茫昧”的两汉时期县政来说，这样的研究，本不可或缺，确实需要以此来“导夫先路”，不先走好这一步，就急着去阐发微言大义，难免会流为无根之谈。从这一意义上讲，瞿宣颖这部《两汉县政考》，洵属足以传之后世的名山之作。作为一项关于两汉县政的基础研究，本书在今天更大的作用，就是为相关研究，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世稀少等原因，时下仍在职位上活跃的秦汉史学者，实际并没有多少人读到过这部书籍，甚至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世间曾有这样一部著述存在。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此书出版一年之后，即逢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受日伪政权时，严厉清算沦陷时期的“失节”人员，而瞿氏在日伪时期，留在北平未走，曾出任北京大学监督，当时在沦陷区做教授教书的人都被清算为“伪教授”，甚至就连上学的学生都有“伪学生”的蔑称，瞿宣颖膺此职事，完全够得上标准的“伪职”，当然要遭到贬斥。瞿氏由此取号蜕园，昭示其洗心革面改过自新之意，但这样的举动，于事全然无补。1949年以后，当政者不给瞿宣颖安排正式工作，应当也是有嫌他这一“汉奸”污点。瞿氏所著《两汉县政考》诸书，应当就是由此因人而废，不再被人提及，以至逐渐为学术界所淡忘。譬如瞿书所附《两汉令长表》，本来完全有资格列置于后人辑补之二十五史诸志表当中，而近年张舜徽主持编纂《二十五史三编》，竟没有收录此表，就说明编纂者对它乃是一无所知。张氏是老辈人，尚且如此；大多数年轻学人即便懵然无知（我在书店见到这部书之前，即是如此），也应当能够理解。
买这部《两汉县政考》，虽然价格很贵，但我另外还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到过一部瞿氏流传更少的书籍，两相摊配，贵贱恰得其宜，心里就更只剩存下有幸得到好书的欢喜，丝毫没有什么不快可言。由于事属关涉藏书的掌故，而原书难得一见，在这里也顺便稍加介绍。
这是著录瞿家藏书的《瞿氏补书堂寄藏书目录》，北平图书馆编印，由于最后一页略有缺损，没有找到确切的印行时间，不过据卷首瞿氏自序，可以判断这部书目应当印制于1935年7月或在此稍后。
“补书堂”是瞿宣颖给自己书房起的斋号。盖其父瞿鸿禨尝蒙清室赏赐书籍，颜其长沙宅邸中之书斋名曰“赐书堂”，而辛亥政局变动以后，因时事动荡等原因，藏书多有毁失；至1925年，始悉数运至北京，宣颖“思欲补其亡阙，稍复旧观，而力不逮，故名其堂曰‘补书’以寄意”。所谓“寄藏书目”，则是1931年10月，瞿氏鉴于其本人“行止靡定”，复加以“世变莫测”，致函国立北平图书馆，拟将其全部藏书“举以寄存”馆中，北平图书馆当即答复，予以接收；继之在1933年12月，又再一次寄存一批，两次合计寄存书籍一千八百多种，近六万卷，诸书俱著录在这一书目当中。
在这本书目的篇首，印有瞿宣颖的序言，还有瞿氏及其律师在联系此事时与北平图书馆之间互通的函件。根据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到，当时北平图书馆制订有专门规定，接受个人寄藏图书，其施行办法大致是：（1）寄藏书籍，系与本馆馆藏书籍一样，“公诸众览”。（2）图书馆有义务为寄藏者编制目录。所以，这部书目就是由北平图书馆代为编印（像这样的书目，当时印行的数量，自然会非常稀少，今天能够得到一册，已是万分幸运，何况又只花费区区18元钱）。（3）原定寄存年限届满后，寄存人或其法定继承人有权收回，或是继续寄存。（4）在一般情况下，寄存人无权进入书库，取阅所存书籍，但像瞿宣颖这样图书馆员比较熟悉的名人，作为特例，允许其“随时赴书库阅看”；而且还允许其家属持瞿氏书面介绍信，并加盖双方约定的预留式样印鉴，入库阅览。这样的管理办法，于公于私，两相便利，实在令人赞赏不已；不像当今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对待捐赠书籍者都一概冷如冰霜，丝毫不给情面，既不为你编制书目，也不让你有任何借阅自己旧有书籍的特别待遇（就连像李一氓这样官高位尊的人物，藏书一经捐出，想要借用拍照一下，都不被允准），还有谁会像当年的北平图书馆这样劳心费力地去接受藏书人家的寄存？当然，你图书馆既然不能报之以李，我藏书人也不愿投之以桃，结果只能是断送掉图书馆接受馈予的路子。
在这部书目中，图书馆还按照瞿宣颖的要求，区分标示出瞿鸿禨遗存书籍与瞿宣颖自置的书籍，从中可以看出，瞿宣颖本人购置的书籍，相对来说，数量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笔记小说、金石书画、佛家经疏和诗文别集总集这几个方面，其他方面新增的书籍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显然是得自并世作者的赠与。如前文所述，瞿氏对笔记小说乃“嗜之若性命”，并且自诩“旷观群籍”；其于诗文、书法、绘画诸事，亦均沉潜揣摩，造诣深邃，瞿氏购置书籍门类所体现出的阅读倾向，正与他这些癖好一一对应。在这份书目里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是瞿宣颖对佛学很感兴趣，这一点在他的著述当中似乎尚未见到很明显的体现。书目中共有80多种释家著述，除极个别一两种系承自瞿鸿禨的旧藏外，几乎全部都是由他本人购置。从这本书目中还可以看到，瞿家寄藏于馆中的这批书籍，基本没有名贵珍稀的版本，都是最为平常的大路书，而且太过于平常，绝大多数都是清末刻本和石印本、铅印本，这与瞿家的社会地位，似乎很不相称，当时古刻佳椠充斥书肆，即使读书再不讲究版本，也不至于平常到如此地步，估计瞿宣颖身边很可能还留有一些较好的版本。
我在这里所要谈的第二部高价书，是姚铭恭撰著的《晋书纂注》。在两年前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的秋季书市上，隆福寺分店上有一批高价旧书，这部《晋书纂注》的价格，在这当中也属最高，一册大32开洋装纸皮铅印本，页码尚不及前述瞿氏《两汉县政考》之多，定价却高达300元。在人头攒动的书市上，书痴们从一大早开始抢购，一直抢到日过当午，这部书依然在书架上安放未动。不是无人顾问，而是看过书的人都对书价摇头啧啧称奇，以为不可思议。
大家都以为贵得离谱儿，望而却步，我却二话不说买了下来，当然是又挺身做了一回冤大头。那么，究竟是冤在哪里？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一时有一时的行情。买这书冤就冤在时下普通铅印本洋装书籍，还远远没有上涨到这样的价位。几百元钱一册，是买破烂线装书的价位；有一小部分洋装铅印本也能达到这样的价位，但那主要是金石、书画、收藏，乃至包括版刻、印刷、旧书目在内的“玩家”用书，而这部《晋书纂注》内容一本正经，无可玩味；还有极个别一些旧版学术著作，偶尔也会卖上这一价位，但那又仅限于像陈寅恪、陈垣这样一些超一流“大家”的著述，而这部《晋书纂注》的作者姚铭恭，不过是徽州黟县一位默默无名的乡间老儒，花这么多钱，明显超出了他的身价。
不过，既然已经买下，我当然也为自己找有出价的理由。首先这部书系私家限印非卖品，存世数量相当稀少，可遇而不可求。此书作者生前仅完成本纪部分十卷，其子姚济和，在姚铭恭过世之后，为防止遭遇意外之变而残损散佚，自行出资，在1955年10月，将其刊印成书，当时仅印制200部，“分赠戚友及故交介绍之图书馆、各大学校”。五十年后的今天，能够一睹其书，机缘已不是很多；更何况收入书囊，随时展读，岂非所谓文字之福？怎能因吝惜书价而轻易从手边放过？
其次，这虽然只是一部纸皮平装本，但却是选用上好道林纸精印，这在当时正式公开发行的学术书中，相当少见；文中且未施标点，古雅宜人，并世稀有；书品亦整齐干净，触手如新。这部书系当年赠送北京图书馆的一部，不知何故近年竟被该馆注销处理（钤有北京图书馆藏章和国家图书馆注销章），书中夹有一封铅印的姚济和致受赠者信函，落款下有附注云：“现在天津大沽路101号滦州矿地公司。”颇疑此公乃民国时期在开滦开办矿业的实业家或矿山高级管理人员，故能有此实力，为乃父这般精印书籍。
给自己傻买书寻找到的理由，也只有这两条。买旧书稀少和精美固然重要，但与此相比，著述本身的价值，显然更要胜出一筹，就这一点而言，此书究竟值与不值这样高的价格，因购置后一直束之高阁，没有具体比对利用，我现在还缺乏切身的体会。
作者姚铭恭为本书自撰凡例，叙述其撰述宗旨和体例，乃是“宗裴松之《三国志》注体例略损益之”。前人因不满意于《晋书》之遗缺舛错而对其加以订补者，较早在明末有蒋之翘撰述之《晋书别本》（又作《删补晋书》），《四库提要》谓蒋书“凡正其舛误者十之三，其文义漏略者，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各加润色，而稍细书以别之；其事有异同，亦仿《通鉴考异》之例，诠注于下”；而基本仿效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广搜博采诸家晋史佚文以及唐代以前相关载籍，对《晋书》进行全面订补，则有清末民初间人吴士鉴所撰《晋书斠注》。在这一点上，姚氏此书与吴书的体例大体相同，其间的差异，只是吴书除了列举相关资料外，还主要参考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对《晋书》的文字做有订正。吴士鉴《晋书斠注》始撰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1928年始由嘉业堂刊行于世；据姚书卷首所列周学熙撰序文，知《晋书纂注》乃撰述于1916年至1925年这十年期间，可见姚氏当时尚无以知晓吴士鉴撰有同类性质的著述。吴氏《斠注》既已先此行世，姚氏后人再来印制《晋书纂注》，除了对乃父的纪念意义之外，在学术上是否就可以弃置不顾了呢？周学熙在为此书作序时评价说，虽“《晋书斠注》已刊成书，然以相校，徵引既殊，去取有别，实可并存”。朱师辙在序文中也有相近的评判说法，谓“余以校清史馆故友吴絅斋先生《晋书斠注》，其搜采之富不逮，而于本书互证，则较吴书为密”；朱氏复谓之曰，姚铭恭“独处荒山，块然寡俦，网罗匪易，视吴氏居通都、广见闻，难易不啻霄壤；然姚茂才能藉汤氏所辑晋代诸史，复能贯穿本书传志，综核同异，订补纠正，饶有俘获，堪以补苴吴书”。按照周、朱两人的说法，姚氏《晋书纂注》依旧具备独有的学术参考价值。
回过头来，再更多偏重于收藏的角度来看，我买到的这部《晋书纂注》还有一项值得珍重的优长之处，这就是内容完备无缺。一部书首尾完具，本来是很自然、也很普通的事情，可是，这部《晋书纂注》的情况却有些特殊。此书印成，向各处分发赠送之后，姚济和又校核出一些问题，为此特印制“刊误更正表”6页、“漏列引用书目”2页，发送给原受赠单位和个人，并附有一函说明云：“惟以当时付印时间匆促，审校手续未能尽善，致鲁鱼亥豕之讹綦多，引用书目亦多漏列。兹再重新覆校一遍，所有讹误之字及漏列书目，均已分别列表校正，特检奉合订一份，敬请收存，粘附卷首，并惠予更正为荷。”当时北京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还遗存有旧时养成的敬业精神，果真按照捐赠者的要求，将上述两项订补内容，粘附到书中；甚至就连姚济和致受赠者的两通信函，也小心夹在书中，完好保存下来，成为反映当时捐赠书籍情况的珍贵资料。回顾1949年以后我国的国情，很难想象，即使有幸留存至今，在姚氏当年印制的200本书籍当中，还能有几部，会像我得到这部书一样，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些订补的内容和相关信函。若是考虑到这一点，把这部书看作一种纯粹的收藏品，为此而支付高额书价，似乎也就丝毫不觉得冤枉了；但这也只是藏书而非读书的看法，从读书的角度看，终究还是心甘情愿地做了一回冤大头。
2006年12月31日记
刊《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
http://www.pku.edu.cn/academic/zggds/004/001/066.htm
记得2003年在海淀中国书店看到《两汉县政考》，当时标价40元，我觉得实在太贵，而且由于已经复印了（尽管复印效果相当不好），因而没有拿下，没想到辛先生竟然200元收下。不过当时我以80元的高价，买了《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当了一回冤大头，而且只过了半个月，在地摊仅以8元买了第二本拿来送人！
有关瞿书，我在2003年写文献综述的时候涉及过，现贴在下面（相关脚注省略）：
汉以后的学者在讨论当时地方吏治的好坏时，经常上溯到秦汉时代，很多时候且以秦汉的地方行政为效法对象。作为群体的研究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对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学者们不仅利用国外传来的行政学理论进行研究，而且注重对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作一总结，以求对当时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借鉴。当时涌现了一个研究地方行政的高潮，对汉代地方行政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成果。活跃在当时以及稍后学术界研究汉代地方行政的主要有强汝询、黄绶、瞿宣颖、苏晋仁、严耕望、劳榦等人 。
最先全面论述汉代地方行政的是强汝询的《汉州郡县吏制考》 ，分州吏考、郡吏考和县吏考对两汉州、郡、县官吏的设置进行了简要但全面的考证。而后，他在“杂论”中对两汉的地方吏治与后代的地方吏治作了较多的比较，充分肯定了两汉地方吏治的优点，也指出了其弊端，有不少真知灼见。他在前人如王应麟、顾炎武等考史笔记的基础上，第一次就汉代地方行政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尽管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失之于粗简，或有美化汉政之嫌，但实开后人研究此一问题之先河。
还有一本虽然出版于90年代，但撰成于1926年冬的黄绶之《两汉行政史手册》 。书中有些部分于1933、1934年在《心力杂志》（第9、19期）上发表过。本书虽名为“两汉行政史”，实仅研究两汉地方行政，从地方行政职官、禄秩、印绶、奖惩及各种具体行政如内务行政、教育行政、军事行政、司法行政等7个方面作了专门研究，分上、中、下三编，以十六章（含附论）的篇幅对两汉地方行政作了全面描述。一冬而成书，实在惊叹作者的勤奋。
值得重点提出来的综合性成果是瞿兑之、苏晋仁合著的《两汉县政考》（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这是迄今为止对两汉县行政研究得最为详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本书分西汉与东汉，分篇进行叙述。首先讲朝政与地方行政之相关，对汉代政治作一鸟瞰式叙述；次明县之组织机构，把县廷官员情况一一交代，并对县廷情况作一推测；然后论述其行政职掌，以教化、赋税、徭役和刑讼等为目；复次讲吏员之铨选与课绩，见其出身迁黜，以明当时的用人政策；继而考其仪制待遇、印绶、舆服和赐赉，以见国家礼遇令长之殷厚；最后考证县与郡的关系，以见上下的联系，在县吏动态一目中对县吏的交游活动有所论述。东汉史料较多，增加京县与边县、令长与掾属、县与州的关系三篇。后面附有两汉县政大事年表和两汉令长表。本书作者基本上利用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史料，勾画出了两汉县级行政的全貌，特别对两汉县的日常行政与职掌，作了较详细的描述。但囿于时代的限制，材料丰富但研究性的东西稍嫌过少；注重对后代借鉴的视角，没有太多注意到当时县行政本身的动态变化。由于材料的原因，本书轻西汉而重东汉。
瞿书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是严耕望作于四十年代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按作者“自序”，本书写成于1947年）。作者认为汉代地方行政中，郡为地方行政之重心，因此本书重郡而轻县。在对县级行政的研究中，首先叙述县廷组织，按县长官、佐官、属吏、乡亭吏的顺序进行。又通过上计、监察、任迁途径、籍贯限制和任用等科目分别进行论述，特别对县廷属吏的设置，分纲纪、门下、列曹进行了极详细的考证，得出县廷纲纪设有功曹、廷掾，门下设有主簿、主记室、录事、少府、门下游徼、门下贼曹、门下掾、史书佐、循行、幹、小史、门下祭酒、议曹，列曹分户曹、时曹、田曹、水曹、将作吏、仓曹、金曹、市掾、集曹、法曹、厩令史、啬夫、司御、传舍、候舍、道桥津史、兵曹、库啬夫、塞曹、尉曹、狱司空、贼曹、贼捕掾、辞曹、狱掾史、盟掾。本书在整个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视野较为开阔。但他把两汉放在一起论述，没有注意进行动态的分析，对有些个案的史料也存在普遍化处理的问题。他的研究是一种比较普遍化的制度史，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史构架。但他的很多研究成果仍然是本论文研究的基础，特别是书中对两汉制度成熟时期县属吏的考证与钩稽，很多是不刊之论。半个世纪后，由于尹湾汉墓简牍的发现与公布，其高足廖伯源写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一书，除证实严书的相关结论外，考证《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约有43.56％是由地方属吏以功升迁的，汉代仕进制度当大幅改写。地方官吏籍贯限制之制，他除以大量例证补证师说外，并得出侯家丞及文学应无籍贯限制、盐铁官有籍贯限制的新见解。他还考订了《东海郡吏员簿》，推论《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所考汉代郡县政府组织之属吏名目，为西汉中叶以后及东汉郡府县廷组织扩大后属吏的实际吏员数；《东海郡吏员簿》所列，则为汉初制定的郡县属吏吏员名目等。本书实是对严书的补正之作，利用尹湾汉简文书记录，对地方官吏的迁转与除任有较精到的研究，反映了学术上的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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