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知识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知识文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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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传播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已经非常熟悉了，一些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倾向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笔者感到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总体认识还没有一个总结；另一方面，在利用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时，尚缺乏一个明确的体系和指导方针。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最开始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对立面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性介绍，然后是一分为二有取舍地分析，再后是应用其具体理论乃至全盘照搬。现在，随着一些归国留学人员的影响，人们渐渐开始尝试利用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目前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1)彻底加以批判，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与中国国情不合；(2)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根本上是错的，但在技术层面上可资借鉴，并在技术层面上加以评论，指出其谬误；(3)实际上在“套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且倾向于全盘照搬；(4)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又存在几类不同的群体：(1)在国内学习西方经济学和出国进修的归国人员，他们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但更多地是“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现成理论；(2)出身理工学科对数学方法得心应手而改行研究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他们有分析技巧，但略缺经济学思维和直觉；(3)在国外尤其是北美经过了系统严格的博士学位经济学训练的归国人员，他们的研究与国外最为接近，但多集中在应用研究上。
从国内知名专业学术杂志刊发的文章来看，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论文水平确实提高不少，而且行文逐渐遵循一定的“八股”程序：引文、论述、结论、参考文献。这些论文至少在形式上越来越符合专业规范。
笔者认为，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种倾向应该鼓励。但在这一方面，和国外经济学界相比，我们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第一，应用西方经济理论而不是方法。国内受到西方经济学影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应用，更多只是将西方经济学理论移植到中国，而不是方法的一种应用或理论的一种发展。而且部分研究显得比较生硬，有刻意模仿的痕迹。例如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出现了道德风险、效率工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纳什均衡、流动性陷阱等这样一些经典概念或原理。问题是，什么时候也能有如此经典的论述出自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笔下呢?另外，在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时，也显得有些生硬，并没有充分考虑理论的适用环境，不做变通。
第二，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未应用到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即使是在国外受过正规博士学位经济学训练的归国人员，研究也都集中在应用研究上，基础理论的研究尚未起步。
第三，谬用数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数学工具，我国经济学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一点。这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不管是否需要和合适，先写一些公式再说，就无异于狐假虎威了。在一些文章中恰恰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反过来，哈耶克的著述所用数学甚少，却并不影响他作为经济学大师的地位，也不影响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四，大题小做。有些文章，框定的题目太大，而且不做分解，做研究时便很难落到实处，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泛泛空谈。
二、评估西方经济学的现状
关于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庞大的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家自己的眼里，整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就像是已经竖立起来的一栋坚固大厦，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不能再更动，所能做的只是添砖加瓦。如果能够再加上一层，那就是了不起的贡献了，能做出此贡献的就该是经济学大家了。
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指出，这栋大厦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或者说是上下倒置的。即使在西方的经济学家自己眼里，这栋大厦也可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也可能要推倒重建。但是，这些绝不是一日一时之功所能完成的。在历史上做到这一点的少而又少，也就是如斯密和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了，他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西方经济学体系，或者是对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改写。总之，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学的发展是渐进、缓慢的，在体系上是静止的。
在这个一定时期内处于静止的体系中，经济学已经研究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如宏观的财政、货币、经济增长，微观的厂商、保险、合同制定等等。相应地，留给后来经济学家的重大问题在相对变少。当然，经济形势在发生变化，新的经济问题也层出不穷。但是，这些经济问题仅仅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此，经济学家找到一个好题目并不容易。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都接受过严格的经济学研究的训练，并通过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分析技术基础。相对而言，他们不缺乏分析技术，缺的是研究对象，一个好的题目。这就像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边际利润率越来越低一样。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投资赢利的机会很多，同样，经济学中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我们缺乏的是技术而不是研究对象，就像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缺乏资本而不是资本投资的方向一样。
既然经济学大厦已然竖立起来，经济学家所做的就只能是添砖加瓦了，只能做具体而微的细致工作，而不可能人人去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即小题大做。这种小题目可以具体到只分析失业救济金的增加对寻找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或是研究地下经济活动的增加对通货存款比例的影响，如此等等。
在这栋大厦里，西方经济学不仅将所有的经济问题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同时也将触角四处延伸，广泛地侵入到传统上属于非经济问题的其他学科领域之中。比如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选举、政党竞争、生育、婚姻、犯罪等等。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一说。或许此举有不少非议，但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经济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学术进步。因为这并不是要取代其他社会科学，而只是对其他社会科学所做研究的一个补充，是换一个思路来理解其他社会科学欲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也有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分析人和社会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表现为一系列规则约束下的选择，相应地，西方经济学包含两个层次的分析：对既定规则下个人选择的分析和对约束人们选择行为的规则的分析。前者是传统经济学的范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后者则在近一二十年里比较盛行，如新政治经济学，是典型的制度分析。当然，这种制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迥然不同的。新政治经济学只是分析了各种制度性缺点，却把原因归咎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还不够资本主义化，从而得出必须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这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的缺陷，必须也必然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
三、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流派
我们有一个确切的标准用以划分经济学流派，即根据在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是否一致而划分流派。但是，按此标准，仔细阅读西方经济学文献，很难看到西方经济学中有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当然，有些理论被冠以流派或主义的称呼，但严格地讲，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等都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流派。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第一，这些流派至少在鼎盛时期上是不同步的，例如当凯恩斯主义流行时，其他流派影响力很弱，而当理性预期学派(即新古典主义)当红时，其他流派的声音除新凯恩斯主义以外几乎完全被覆盖。第二，有些流派的影响力似乎是经久不衰，如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理性预期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新古典主义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地位等等。第三，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有影响的主要理论都被融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虽然理论出自不同流派的学者，但它们首尾一致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有理论分歧，但相互之间并不是根本不相容，反而在分析体系上是完全一致的。第四，不管是哪个学派，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都有共性，在骨子里都大致按照同一个套路从事研究。我们称所有的这些理论为西方经济学，不仅是因为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还因为它们都在同一个宏大的体系下从事研究，使用根本上相同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理论界又认为这些流派没有实质性区别。第五，有些理论我们称之为流派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公共选择，在国内被认为是一个流派，公共选择学派。但是，既然是流派，一定与其他派别有根本区别。那么，你能认为公共选择和新古典主义有实质区别吗?他们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但研究对象全不相干，这怎么有可比性呢?如果认为它是流派，依此类推，则光学和力学就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了。关于西方经济学流派问题，更准确一点说，经济学在根本的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但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如果研究的对象一样而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而各种观点的正确性又不分轩轾的话，其原因往往是假设不一样或出发点的侧重不一样。例如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强调个人理性，并强调个人理性活动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研究的对象完全一样：是否存在非自愿失业。但是假设则不同：新古典主义假定市场的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则看到了工资和物价的刚性。因而结论完全不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稳定的，不需要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则正好相反。结论有根本的区别，但孰是孰非则在目前没有定论，还取决于经验研究的进一步验证。或者讲，两者都正确，只是侧重点不同，新古典的结论适合于长期，短期的过程被忽略掉；新凯恩斯主义适合于短期情形；二者的结合则构造了一个整体。当然，这里的另一个也是关键性的问题是，长期究竟有多长。
自然失业率和菲利浦斯曲线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流派。菲利浦斯曲线的提出者并没有明确的流派认同，该曲线也只是一个经验研究成果，但萨缪尔逊等人对这条经验曲线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把它用来论证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结论，该曲线也就打下了新古典综合的烙印。紧接着，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指出菲利浦斯曲线并不总是呈现出如萨缪尔逊等人所理解的那种形状，而是有短期和长期之别，于是菲利浦斯曲线也就成为为货币主义辩护的工具。再后来，新古典主义参与进来，再次重塑了菲利浦斯曲线。现在，在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都是必写的内容。那么，现在你认为菲利浦斯曲线到底属于哪个学派呢?属于所有的学派!属于西方经济学!在这里，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成为经济学的通用研究工具，而不再是哪个学派的专属。不同经济学家的不同假设会产生不同的曲线形状。大家都一致地同意，菲利浦斯曲线要说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交替关系是存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成立多长时间。虽然70年代出现过滞胀，但不能认为它否定了菲利浦斯曲线，它只是改变了菲利浦斯曲线起作用的形式。
综上种种，笔者的结论是，流派问题最好淡化。与其说是流派，不如说仅仅是理论分歧。如果使用流派一词，也应该明确该词的真实含义：它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不断从分歧走向统一的一个必然过程，是从有流派到这些流派逐渐淡化的一个过程。这也就像经济应该理解为不断从一个均衡经过不均衡走向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一样。正是在一过程中，经济学发展着和进步着。
四、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竖起一栋摩天大厦来，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基础：沿用同一套规范的方法来研究。回避这一原则的被视为另类，属非主流，如新剑桥学派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等。
这个研究体系竭力想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科学、严谨，一个结论的提出必须加以逻辑证明，同时能为现实所验证。原因很简单，对经济事物的认识不是常识，不是公理，并不那么直观，所以需要逻辑推演和证实。因此，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利用了数学工具，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胡适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非常通俗非常准确的解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研究。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直接，并不是公理，不加以证明是难以说明其正确与否的。以目前而论，我们更需要的是严格而小心翼翼的证明。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一套固定的路数。第一步，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和(或)阅读经济学文献，找到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当然还得知道这一问题有无意义，前人对此所做的分析进展到哪一程度，是否有错误需要修改，是否因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完善，是否留下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发展。第二步，将问题模式化，主要是使用数学语言把问题规范化地表述出来，推导出结论；而凡是结论，都需要严格的证明，只有公理不需要证明。在模式化里，需要对所用的一些特定概念或表述下定义，这些概念或表述便是经济学语言了，利用这些语言来表达形成的思想；需要作出假定，将自己的分析限制在一定的环境内。分析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大家都熟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概念，比如乘数原理、消费者剩余等等；一种是文章要使用的独有概念或原理：如果是概念，就要下明确的定义；如果是原理，就必须进行严格的证明。第三步，对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或据此作出预测，并指出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在这种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分析中，数学语言成为标准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经济学思想越来越借助于数学语言表达。
为什么必须使用数学呢?原因一是数学语言简洁、精炼、准确，分析严谨，为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精确语言，为结论的证明准备了科学方法。只想想这样一个特点，一个数学表达式可以浓缩全部的信息!比如，一个抽象的效用函数，将效用和影响效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不同关系准确地模拟出来。如果用文字，不仅篇幅大，而且各种关系难以说清。原因二是许多经济问题需要量化也能够量化。原因三是可以帮助你理解问题。对于很多问题，直观的想法往往似是而非，和实际的结果有一定差别，数学工具可以让你避免犯错，可以矫正或验证你的想法。经济学上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为了减少石油消费，一些学者主张对汽油征税；同时又不想损害消费者福利，他们又提出将征得的税收再一次性地返还给消费者。提案到了国会，很多议员认为，这简直荒诞无稽：征税后再如数返还，除了增加课税成本以外，和不征税有何区别?而事实上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征税等价于相对价格的提高，返税意味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两者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例子表明，一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必须审慎地分析。如果有了数学工具，则很容易得出正确的答案，例如利用无差异曲线分析上述减税案。在这个例子中，或许不需要曲线也能在思索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至少曲线能够使得问题简化。而且，更多问题的答案远远没有这么直接、直观，从而数学就更显必要了。例如，在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制下，征税对储蓄的影响是什么呢?不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就不能下断然结论。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看。首先，经济学的数学化并不是要否定所有其他方法，只是要在主要的研究方面使用数学工具，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上要使用数学工具。其次，数学是一个研究方法，但不一定非得是表述语言。换言之，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数学是必需的工具，通过阅读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理论而很容易地看出该理论是否正确，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只能主要借助于数学进行。而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所需要的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不需要严谨，因此可以阅读通俗化处理了的理论。最后，数学只是分析工具，经济学思想才是核心。因此，数学和经济学应该有机地结合。
这样，对经济学家而言，要有所成就，首先应掌握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其次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找到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是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经济学的方法或技术是要把看到的问题用专业语言规范化地表述出来，这里的专业语言主要也就是数学了。然后再去求解。这一性质决定，经济学家必须受过正规、系统、严格、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训练。
五、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理论总结。从这一点来说，应该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其次，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时，应改变一下思路，不只是要利用一些有用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那套强调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直接提出能解决问题的理论。而且，我们也应该参与基础理论的研究。
当然，还必须指出，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乃至批评也仍然是必要的，但是，我国目前的批评性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改进。目前无论是从根本上加以批评，还是作具体的评论，往往没有击中要害；许多批评是在没有读懂西方经济学的前提下作出的，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不研究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的原始论文，只是从对该理论的介绍中了解它，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该理论的结论及其论证过程的。而没有经过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真正严格训练，是难以读懂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高度数学化的，而且广泛地应用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理论，要掌握它，必须经过系统严格的训练，而这在目前我国高校中还没有完全做到。在这样前提下对西方经济学展开批评，那就无异于一个文学家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误的一样，这样的批评是不足信的。因此，要批评西方经济学，首先就要理解它，否则就不要批评，批评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对于西方经济学，不管是批评也好，应用也好，必须阅读原文并熟知相关理论，而这又要求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不管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目的都是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也可以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一，当务之急是，从基础上做起，建立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规范。这样，大家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下对话和交流，在研究中使用同样的术语、原理、方法。否则，大家使用不同的术语，是不可能展开讨论的。而这也要求，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进行非常正规、严格、规范的教育。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理解却各不相同，这样争论就永远不会有了结。当然这些工具也会变动，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促使其变动、完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第二，应该区分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化宣传。学术研究必须使用本专业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可能会艰深、晦涩。但是，不应对此大惊小怪，学术研究只需要同一个专业乃至同一个方向的专家能懂就行，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是正常的。至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当然可以通俗化处理了。
总之，对西方经济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国内的经济学研究现状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中国的经济学需要改造，在改造中需要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目前，了解西方经济理论已不成问题，但应该前进一步。更重要的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借鉴其学术研究规范，借鉴其教育培训体制，最后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既然我国经济体系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则经济理论也同样可作如是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摘自《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原文约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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