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生经营 贝理雅改变了英国的福利
五月十一日，本报社评以「永久改变了英国」为题，谈论当了十年英国首相、刚宣布于六月下旬将辞去职位的贝理雅的功过；五月二十二日，张炳良兄也写了一篇回应，以「香港能走出贝理雅式领袖吗？」讨论为什么在英国看似这样守旧的政治生态下、可以出现如此具震撼力的政治领袖？贝理雅对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还是留待政经学者去评论，但贝理雅所属工党在英国当政的十年时间里，在民生福利政策上创出了怎样的一条路线？英国工党于二次大战后上台，即以战时毕烈治（William Beveridge）所订蓝图建立社会安全网，以战胜饥饿、恐惧、秽陋、无知为目的，让英国国民遭遇匮乏时皆能得到保障、患病时得到医治、有能力的皆能找到工作、生活上感到舒泰和安全。就是这样，英国建立了风靡一时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而这种福利制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工党领袖威尔信（W. Wilson）出任首相时达到高峯。
「福利国家」崩溃
正如不少评论指出，贝理雅并没有改变他所替代的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言论认为，戴卓尔夫人在执政期间无法贯彻推行的，贝理雅都给她做了。事实是否如此，有待历史验证，但毋庸置疑的是，贝理雅于十年前带领工党上台执政，原因是他改造了传统工党的形象，并代表工党提出了一套创造「新英国」（也是他著作的名称）的理念；因此，工党在保守党执政差不多二十年后能为英国延续十年的繁荣光景，情况绝非偶然，贝理雅的功劳不可抹煞。这样，贝理雅怎样永久改变了英国？贝理雅在民生方面缔造的「第三条道路」又是怎么一回事？香港未来的民生福利发展可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第一，「福利国家」理念的彻底崩溃。什么是「福利国家」？简单来说，就是由国家保障人民的福利，而且是一生人「从摇篮到坟墓」所经历的一切问题和需要。在「福利国家」的制度下，政府为了应付人民大大小小的各种需要、及保证资源得到平均分配、难免要推行「集体化」的经济政策，并提高税率。
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进修，虽然那时是保守党希斯出任首相，但「福利国家」制度丝毫没有动摇，无论是铁路、煤矿、水电、航空等等……，均属国家经营，而且工会势力十分大，工人动辄罢工；笔者住的学生宿舍，曾因煤矿工人罢工停止供应暖气，睡觉时只好把从香港带去的绒大衣盖上保暖。
戴卓尔夫人上台后，着意遏止工会势力，各种福利措施删的删、减的减，那时关于英国福利政策的书籍，不少以「福利国家的崩溃」（The Dismantling of the Welfare State）为题，说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光辉不再。戴卓尔夫人执政初期，工党还是负嵎顽抗、死抱传统思想不放，且以更「左」的社会主义理念试图力挽狂澜，但时不我与，正是大势已去，工党在其后大选中一次又一次落败。
权利需由自己赚取
贝理雅执政前，工党曾在宪章上作了重大修改，就是删去公有国家资源的条款，并尽量减少工党素来强调的社会主义色彩；从此，「福利国家」不再是工党追求的目标─「福利国家」在英国虽不至寿终正寝，也总算完成了本身的历史任务。
第二，以「工利」（workfare）代替「福利」（welfare）。正是利之所在，谁人都希望有权享用。当工党于战后建立「福利国家」制度时，倡议以个人的需要（need）代替需求（demand）；因此，病人得到医治是因他们有病，并非因为他们负担得起费用，失业人士得到援助是因他们没有收入，并不考虑他们是否有工作能力；单亲家庭得到额外协助是因他们需要照顾子女，并不甄别他们个别的情况。总之，有了需要，他们就有权享用服务，政府也有责任为他们提供协助。其后，享用服务的权利成为公民权利：一旦福利成为公民共享的权利，政府要削减便难上加难了。
贝理雅要扭转这困局，采用的手法并非首先抹煞「需要」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只有投资于人民、提升他们的竞争能力，这样才是真正改善每个英国家庭的生活；换言之，权利是要赚回来的，并非由国家赐予，也只有透过工作才可改善自己的福利。当然，要人民认同这套观念并不容易，贝理雅执政初期也遇到不少阻力，一些在英国大学任教的社会政策学者（多为工党中坚分子）更视他为「福利主义」（welfarism）叛徒，亲手断送了国民享用福利的权利。
第三，对公平、公义等观念重新定义。工党以劳动人民组成的工会为根据地，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成形，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首度执政。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工党对公平、公义等观念十分执着，并于执政期间切实推行。
重新定义公平公义
公平、公义等观念非工党的专利，保守党也有不少关乎这些观念的论述，但对传统工党领袖而言，要工人明白什么是公平、公义，莫过于在福利权利方面，人人平等；有钱的不应得到特别优待、穷的也不会被剥削得不到应有权利。举个简单例子，战后工党成立的退休保障制度，退休金便以划一金额支付（flat-rate benefit）：高薪的不多拿、低薪的不少取；当然，这种制度很快便要改了。
贝理雅上台后，福利政策上不再跟随一视同仁（universal）的做法，而是针对性地（selective）协助有需要的国民；这种做法，与戴卓尔夫人时代推行的如出一辙；公平、公义重新注入新的定义。
贝理雅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修改了英国国民对福利的看法，香港有什么可以汲取的教训，下次再谈。
信报财经新闻 周永新200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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