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环嵌入”与“链节提升”
尽管部分中国企业以OEM承接商的角色在低端环节嵌入相关全球价值链具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这类企业若能通过自身的持续努力不断实现价值链或价值链环节的提升，仍具有相当的发展前景。本文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嵌入的状况、积极影响、链节提升的一般路径与必要条件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在价值链的全球化整合中，我国的一些企业因承接跨国公司外包出来的某些相对低端的非核心性价值链环节而形成了本文称之为全球价值链“低环嵌入”的格局（与此相对应，那些将自己的经营资源集中于研发与营销等高端价值链环节的企业则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环嵌入”）。如何恰当评价我国企业的这种大规模“低环嵌入”，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怎样，决定其前景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本文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一、中国企业的“低环嵌入”及其积极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不仅具有价值链增值环节越来越多的特征，而且具有价值链环节的空间可分性越来越强的特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一些产品或服务的不同价值链环节不仅有可能分布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而且越来越具有超越国家范围进行分布的倾向，从而使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链环节更具全球性分布的空间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一些处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厂商在越来越专业化于研发与营销等高端价值链环节的同时，纷纷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区位进行相关价值链增值环节的布点，或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有效的专业化生产制造商或服务商作为其相关产品和服务增值活动的供应商实现产品和服务价值链的全球化整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的中国企业以OEM承接商等形式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环嵌入”。据统计，中国有90%的家电厂家正在从事或从事过OEM合作，品种范围已经包括了家电产业的各类产品。例如，微波炉在欧洲市场有着较大的份额，仅格兰仕在欧洲市场上的年销售量就有250万至300万台左右。其他家电企业如新飞、澳柯玛、创维、长虹等也通过OEM方式大量向国际市场出口其彩电、冰箱和空调等产品。即使在品牌战略上卓有成效的海尔也在与国外品牌厂商的OEM合作上有着较大的力度。在眼镜、打火机等小五金产品和部分IT产品方面，“低环嵌入”企业的产品输出数量也巨大。由此，中国已被称为全球OEM生产基地。
大量中国企业的“低环嵌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首先，我国经济保持了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在此过程中，大量“低环嵌入”企业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大量“低环嵌入”企业对这一进程的推动应该说功不可没；
第三，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此过程中，大量“低环嵌入”企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第四，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尤其是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由于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全球制造业加工制造性价值链环节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吸纳程度，所以在较大程度上依托于这种价值链环节大规模转移而形成的“低环嵌入”企业便自然担当起了劳动力吸纳的重要角色，并由此使我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发挥；
第五，大量“低环嵌入”企业在与以各种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包”委托方直接或间接接触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了解、熟悉和掌握本领域的先进技术，加快设备更新，推进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使本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和职工队伍得到必要的锻炼。通过与委托方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可以使企业更多地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趋势，使自己的产品与技术标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使企业更好地接受最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等等。而所有这些，无疑为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微观组织基础。
二、“低环嵌入”在一定时间内仍将是部分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务实选择
毋庸讳言，不论从微观主体的局部角度还是从国民经济的整体角度来看，企业的“低环嵌入”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主要包括：
1.利润水平相对较低。由于“低环嵌入”企业所处价值链环节的技术含量往往相对较低，服务提供者的可替代性较强，在与那些处于产品研发或品牌经营的全球领先厂商进行讨价还价时往往谈判能力较弱，因而容易受到所谓的“后向压榨”，只能获取较低的利润。据有关资料分折，从事加工制造的“低环嵌入”企业收益所占份额通常不超过产品销售收入的10%。例如一只在中国贴牌制造的鼠标在美国市场上的售价约为40美元，而从事这种鼠标的生产制造企业大约只能拿到3美元。因此，尽管从总量角度来看，大量低环嵌入企业的存在正在不断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但是，从相对指标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附加价值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其增加值率更低，仅为22%左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
2.对“高环嵌入”企业形成一定的依附性。在这种价值链的整合关系中，“低环嵌入”企业往往并不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其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严重依赖“高环嵌入”企业；“低环嵌入”企业为了获取“高环嵌入”企业的长期合同，往往需要接受后者在技术标准、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甚至财务状况等多方面的监督与控制；由于在合作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高环嵌入”企业向“低环嵌入”企业的技术与信息溢出，为了避免后者采取某些机会主义行为，前者往往要求后者进行某些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如专用性设备、专用性生产线、专门的生产工厂甚至专门的研发机构等，从而形成一种“质押”关系。由此，“低环嵌入”企业往往会对“高环嵌入”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性甚至依附性，或被一定程度地“锁定”。
3.难以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由于在价值链环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中，“高环嵌入”企业往往专业化于研发、品牌经营与服务等环节，“低环嵌入”企业往往专业化于生产制造等环节，从而使“低环嵌入”企业在研发、品牌经营与服务等价值链环节进行全面发展的机会严重缺失。
也许正是由于“低环嵌入”发展模式所存在的种种局限性，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其批评颇多。无可否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言，大量本土企业不得不以“低环嵌入”的角色参与价值链分工，从而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了某种程度的“代工专业化”角色，确实是一件在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笔者认为，从理性角度来讲，这种批评的后果最好止于提醒人们不要为“低环嵌入”企业的大量存在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出口额的大量增加而过于陶醉，止于提醒这些企业应在认清自身发展路径局限性的同时通过扎实有效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竞争地位。如果这种批评的后果是引导人们忽视、轻视“低环嵌入”，或实施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另辟蹊径”，甚至提高企业对政府采取某种保护性措施的预期，则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误导。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而言，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低环嵌入”战略仍将是其进入和分享国际市场的一种务实选择，而这种选择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也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第一，尽管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运营商或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服务商几乎是当今世界每一个企业的内心向往，但是只有在长期的市场拼杀中能够胜人一筹，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源与能力的少数企业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企业。目前中国实施“低环嵌入”战略的企业大多在短期内不具备采取诸如自创品牌的战略到国际市场上与相应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竞争的实力。相反，在那些被称作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制造等领域，依托着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一些实施“低环嵌入”战略的中国企业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可以借助于这种竞争优势，到国际市场上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
第二，说“低环嵌入”企业获利较少是相对于“高环嵌入”企业而言的，至于在同样的条件下与“非低环嵌入”相比获利水平如何则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低环嵌入”企业与“高环嵌入”企业形成价值链联盟完全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高环嵌入”企业当然不会是“慈善家”，而“低环嵌入”企业也不可能“无利起大早”，或心甘情愿地“替他人做嫁衣裳”。换句话说，博弈双方都具有最大限度获取市场经济收益的充分理性。尤其是应该看到，虽然像OEM承接企业这样的“低环嵌入”企业所获利润相对较少，但是与品牌经营商这样的“高环嵌入”企业所投入的资金和承担的风险相比，前者也要小得多。
第三，如果大量企业放弃“低环嵌入”，转而与其他厂商进行争夺容量有限的国内市场的拼杀，则可能使国内竞争更趋“惨烈”，不但可能获利更少，而且可能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甚至大量企业倒闭。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则不仅会大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会使解决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因此，与其过多地批评“低环嵌入”存在的种种局限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低环嵌入”理解为一种“危途”或“陷阱”，而实际上又并不能真正指出一条两全其美的替代之路，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引导“低环嵌入”企业去踏踏实实地克服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甚至磨难。应当认识到，“低环嵌入”并不是一条轻松的坦途，而是力量相对薄弱的企业在强手如林的市场竞争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并逐步积蓄力量寻求发展之机的艰辛之路。既然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也就是选择了竞争。同样，既然选择了“低环嵌入”，也就必须面对“高环嵌入”企业的百般挑剔、苛刻要求与“后向压榨”，面对众多希望加入“低环嵌入”的其他竞争者的激烈竞争。任何企业都可以因忍受不了“高环嵌入”企业的百般挑剔、苛刻要求与“后向压榨”而选择放弃“低环嵌入”，但与此同时它也就放弃了与之相应的国际订单、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和“高环嵌入”企业的技术指导等等。而一旦经过利弊权衡之后走上了“低环嵌入”之路，就只能在这条道路上遵从“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生存法则。
三、“低环嵌入”企业存在分工角色的上升空间
尽管“低环嵌入”企业往往会对“高环嵌入”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依附性，甚至被一定程度地“锁定”，但也并不是说从此便“永无出头之日”。实际上，这种依赖性、依附性或“锁定”效应是相对而言的。“低环嵌入”企业若能获得较大的“动能”，仍然有可能沿着一定的路径实现“链节提升”。
关于“低环嵌入”企业实现“链节提升”的一般路径问题，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如张辉（2004）、胡军（2005）、杨桂菊（2006）、黄永明等（2006）在借鉴国外学者Gereffi （1999） ， Humphrey和Schmitz（2002）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阐述。一般而言，“低环嵌入”企业的“链节提升”可以分为在同一价值链上实现价值链环节的攀升和向新的价值链跃迁。
首先，“低环嵌入”企业可以在同一价值链上逐渐实现不同价值链环节的攀升，这主要包括：
1.立足产品生产制造或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EM）环节实现制造能力提升。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经验曲线效应的运用等不断降低产品的制造成本；可以通过实施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等，使自己能够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好的产品质量和更低的制造成本进行生产，以满足委托商在产品质量、品种、交货速度、存货数量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从而在生产制造环节创造更大的价值，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并以此提高自己与委托商在利益分配方面的谈判地位；可以利用自身在制造环节或工艺流程上的某些独特优势，在不影响原有价值链伙伴关系的前提下，为不同的委托商提供生产制造性服务，以寻求范围经济的优势，不断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等等。
2.在做精做强生产制造环节的基础上向委托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ODM）转换。随着生产制造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相关技术、知识与信息的积累，企业有可能通过逆向工程等途径获得对某些新产品的进一步了解，并逐步掌握对这些产品进行模仿性或局部改进性设计的能力，由此进入委托设计制造（ODM），即制造商除了加工制造以外，还接受品牌厂商的委托，按照其提出的技术要求承担部分设计任务的价值链环节。显然，与OEM相比，ODM的技术含量已有所提高。
3.向设计、制造、售后服务（Design Manu-facture Service，DMS）发展。所谓设计、制造、售后服务（DMS）指委托商把基本的系统要求交给承接商，由承接商承担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售后维护服务。在20世纪80-90年代，这种模式成为台湾一部分IT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代工厂商的主要经营模式。由于DMS集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其技术含量又要明显高于OM
4.全面承担工程、制造、服务（EngineeringManufacture Service，EMS）。即品牌厂商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主要是定义产品规格和界面标准）和市场营销， EMS厂商按照品牌厂商的要求，提供制造加服务的整体方案，包括进行产品制造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开发、提供维修和物流服务等。在这种模式下，品牌厂商只要有一个“想法”，EMS厂商即可把这种“想法”变成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工艺文件，以及相应的服务方案等。EMS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代工模式。据有关资料介绍，Solectron，SCI ， Celestica是全球三大EMS，它们都没有打造自己的品牌，而是专心致志地发展EMS业务。但是，它们在IBM、惠普、苹果等品牌厂商那里知名度都很高，被美国高盛与摩根斯坦利的产业分析师誉为“旭日东升的黄金宠儿”。
5.实现自有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e， OBM）。在积累了相当的资源和能力以后，企业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创建自有品牌进入自有品牌制造（OBM）阶段。如果这一企业虽然创建了 自有品牌，但是并不放弃生产制造等价值链环节，则属于实现了价值链环节扩展性攀升。如果这一企业创建了自有品牌之后便将生产制造等价值链环节外包给了其他的供应商，则应属于实现了价值链环节的递次性攀升。由此，这一企业便由“低环嵌入”企业转换为“高环嵌入”企业。
除了在同一价值链上逐渐实现环节攀升以外，“低环嵌入”企业也可以在某些特定职能环节上向新的价值链跃迁。例如，企业可能先在某一条技术与工艺要求相对较低的价值链承担生产制造性环节（OEM）的职能。随着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企业可能进入另一条技术与工艺要求相对较高的价值链承担生产制造性环节的职能。以后，企业还可能进入技术与工艺要求更高的价值链的生产制造性环节。同样，在ODM、DMS、EMS等各个环节也可以实施类似的跃迁。
四、“低环嵌入”企业发展的前景与影响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低环嵌入”企业无论是沿着原来的价值链进行价值环节攀升，还是实现不同价值链的跃迁，都存在着一定的上升空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低环嵌入”企业都能够顺利实现这种“链节提升”。从理论上讲，“低环嵌入”企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三种走势：
其一，逐步实现“链节提升”。例如，韩国的三星微波炉1980年获得了第一笔国外OEM订单，1985年便承担了通用电气全部的微波炉贴牌生产，1987年开始承担通用电气全部微波炉的设计与生产，199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波炉非品牌制造商，1991年开始在韩国以外使用自己的品牌，到1999年在12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制造工厂，并使三星微波炉品牌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品牌；在台湾宏基集团的发展历程中，为IBM和惠普等国际知名品牌商做个人电脑贴牌制造是其积累资源与能力的重要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末，宏基已成为世界三大个人电脑生产商之一。以后，宏基在继续从事OEM的同时，开始积极发展自有品牌。2000年底，宏基集团进行内部重新构建，将电脑的设计与销售、代工生产和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业务由宏基、.纬创和明基三家独立的公司分别负责。其中宏基只经营自有品牌的PC和笔记本电脑产品，纬创则专做代工。这次重构取得明显效果。2005年，宏基跃升为世界第四大个人电脑品牌。尤其是笔记本电脑，2005年第四季度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在全球享有盛誉；我国广东的格兰仕集团1992年从羽绒服行业转向毫不相关的微波炉行业，经历了在国际市场上分别与美、法、日、韩等国厂商的大规模OEM合作和在国内市场上积极打造自主品牌的发展阶段之后，不仅逐渐成长为我国最大的微波炉厂商，并成为国际上微波炉的知名品牌。在产品出口总量中，使用自有品牌与OEM的比重已由1997年前后的1：9上升到2004年的4：6。
其二，在某个价值链环节上保持相对稳定。例如，企业长期以“低环嵌入”的角色做各种各样的OEM、ODM、DMS或EMS。在这种情况下，“低环嵌入”企业有可能随着该价值链联盟的整体发展而得到相应的发展，或呈现为一种在对企业资源与能力要求大致相当的不同价值链（亦即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链联盟）的类似价值链环节上实施“多元化代工”的状态。
其三，被从原来的价值链合作联盟中淘汰出局。例如，某些“低环嵌入”企业不能充分满足“高环嵌入”企业在产品质量、款式、价格、交货期或专用资产投资等方面的要求，或在新的竞争对手面前难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就可能从原来的价值链合作联盟中被淘汰出局。
在假定“低环嵌入”企业都以追求不断实现“链节提升”为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不同“低环嵌入”企业之所以呈现为上述不同的走势，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资源与能力的积累成长速度不同。如果一个“低环嵌入”企业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成长速度高于整个价值链不同环节相关企业资源与能力积累成长的平均速度，则该企业就有可能实现价值链环节的提升；如果一个“低环嵌入”企业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成长速度与整个价值链不同环节相关企业资源与能力积累成长的平均速度大致相当，就有可能在某个价值链环节上保持相对稳定；如果一个“低环嵌入”企业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成长速度低于整个价值链不同环节相关企业资源与能力积累成长的平均速度，就可能不仅无力实施“链节提升”战略，而且可能连维持原来的价值链环节都步履维艰，最终难免被淘汰出局的结果。
我国“低环嵌入”企业应如何积极争取第一种走势，保持第二种走势，尽量避免第三种走势？关键要看这些企业的学习能力，要看战略实施者自身的胆略、智慧、勇气、努力程度和机遇。
当然，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的支持、正确引导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创造更加公平而有效的竞争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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