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经济转型理论评介
经济转型，一般是指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浪潮，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对转型问题的热烈讨论，各种经济转型理论不断涌现，就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失业、腐败等问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议。在这些汗牛充栋的转型理论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转型理论颇具特色。他在经济转型理论方面的代表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运用信息经济学范式对市场机制进行了重新解说。同其他经济转型理论相比，斯蒂格利茨没有沿袭西方经济学传统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而是从现实制度运作和转型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出发，在批判错误转型观念的过程中揭示他所认定的正确理念。斯蒂格利茨给经济转型国家提出了许多富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效应的政策建议，它们都正在或即将被转型国家采纳和实践。一、斯蒂格利茨经济转型理论：要旨与观点
经济转型理论把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先各个计划经济国家已经进行的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内部市场自由化(自由的国内价格，取消国家的贸易垄断)；外部市场自由化(放松对外贸易制度，取消出口控制和关税，通货可兑换)；便利私人部门进入(私有化企业，改革银行部门)等。在这一阶段，理论界关于“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转型战略孰优孰劣一直争论不休，其关注焦点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速度问题。第二阶段以1995年为起点，转向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变革。这次转型过程产生了新的课题，比如，转型国家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企业重组问题和法律规则制定等。相应的，理论焦点演变成市场化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斯蒂格利茨对此给予了精辟的诠释和解答，从而使自己的转型理论成为第二阶段的典型代表。
1.斯蒂格利茨首先强调转型国家在理论上必须破除关于“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六个神话的羁绊。“因为这几个神话把旨在界定政府适当作用的讨论搞乱了。我希望在讨论这几个神话时，能够传达新的信息经济学范式对经济运行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个神话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关系主要由价格调整。之所以说它是神话，是因为，(1)它忽视了企业内部进行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只在一定范围内受价格调节；(2)它忽视了企业所利用的许多非价格信息源(nonprice source of in formation)，如本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库存变化；(3)它忽视了有关双方之间进行的经济交易的许多非价格方面，如声誉和合同的作用。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关系是不能通过线性价格关系(1inear price relationship)得到最优调节的，如激励制度的产出就是非线性函数(nonlinear functions of output)，这时非价格数量关系比线性价格关系更可取。
第二个神话认为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总会自动追求“社会目标”。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参与决策人总是设法让他们自身的收益最大化，而这些收益与社会目标却极少相一致。斯蒂格利茨运用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 gent theory)对此提供了解释框架。
第三个神话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计划，而没有计划，就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斯蒂格利茨的理论范式否定了上述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一整套期货和风险市场，市场在执行资源配置任务时，也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市场经济也有计划和协调，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计划，而在于计划的层次。
第四个神话是关于集中化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区别被夸大了。所有社会都有一定的分散，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决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同样，即便在最分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企业在内部实行高度集中化的控制。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分散，而是要多大程度的分散及采用什么形式分散。
第五个神话是产权神话，即正确的产权界定能保证效率，至于如何确定产权并不重要。斯蒂格利茨敏锐地指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神话，它使许多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错误地把重点放在产权问题(即私有化问题)上，实际上仅仅解决产权问题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
最后一个应破除的神话是两条道路的神话。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表面上的失败使许多人得出结论，在市场和国有企业两个极端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实际上存在许多“中间”制度安排的成功例子。各转型国家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最好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做出选择。
2.在确立市场化的目标模式上，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即使纳入了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也不能作为转型的目标模式。从实证角度解释，即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从规范的角度理解，即一旦信息具有不完全性，则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新的政府模型。对此，斯蒂格利茨的解释是，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与新古典模型的两个假设——“完备市场”和“竞争性市场”之间存在矛盾，如果考虑信息成本大于零，市场经济就不能实现帕累托效率。
他还进一步阐明，阿罗—德布鲁(新古典)模型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首先，它们对价格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价格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只起有限的作用，而非价格机制的作用更为重要。即它们都没有考虑在缺乏完全信息，以及获得信息所需成本，和缺乏某些重要的风险市场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在资本配置方面，市场社会主义认为新古典模型存在问题，但它并没有正确地认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低估了资本配置的难度，天真地相信政府能够轻易地医治这种市场失灵。再次，市场社会主义对激励问题不够重视，错误地看待分权化和竞争的作用，忽视了创新在经济中的功能。这些都是市场社会主义大起大落、在本世纪经济成就中未能作出重大贡献的缘由。最后，斯蒂格利茨暗示，新古典模型对政府的作用估计不足也是其导致失败的原因。“市场经济成功的核心是：竞争、市场和分权。在政府起重要作用的经济社会中仍然可能具备这三个要素。”
3.在转型稳定模式上，斯蒂格利茨与众不同地主张全新的转型理念，即把体制转型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相统一。其中主要涉及两点内容：一是追求金融稳定。斯蒂格利茨把金融体系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对转型国家转型以前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失败的很好的纠正。他说：“强健的金融体系是维系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现在许多研究都把金融发展的不同方面(比如银行体系的深度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联系起来，说明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充当了信息中枢的角色。”斯蒂格利茨还指出，政府应在建立强健的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监管金融体系上，还体现在建立一套鼓励谨慎有效行为的激励机制上。二是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斯蒂格利茨对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积极的评价。他敏锐地指出：“一个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提供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又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福利。一个设计不好的体制则会对工作和储蓄的经济激励机制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劳动力流动，减少总储蓄，还会成为财政预算资金流失的一个渠道，使资金不能被用于更紧迫的社会需要和经济增长。”
4.对于政府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至少在六大方面政府责无旁贷。第一是促进教育。普及教育使社会更加公平、并促进政治稳定，这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先决条件。第二是促进技术改善和保护技术专利，以鼓励创新和技术升级。第三是支持金融部门。他认为，金融部门的职责是采用最有效的方法配置稀缺的资本资源。它涉及到信息的搜集、加工和传播，而市场在这些领域常常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出面纠正。第四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道路通信体系的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政府的第五职能是防止环境恶化。“我们不应该把GDP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混为一谈，或把当前计算的GDP增长与长期财富增长混为一谈。最近尝试建立的绿色GDP核算就是依据这些观点。”政府的第六个职能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减少对变革的反对，维护政治稳定。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在转型国家中，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造成的信息缺乏问题比工业化国家严重，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时能力常常很弱。因此，在分析政府的适当作用时要考虑对政府行为的需要和限制两个方面。在认识到政府激励和持续变化的政府作用的重要性以后，政府还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业绩：增进消费导向，监督和奖励业绩，扩大竞争范围，帮助企业组合与分散以及改善规则和政策等。
5.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他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会对市场有效性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1)不完备信息以及不对称信息使得市场机制不完备。“市场的不完备性可以通过交易费用得到解释，其中信息费用是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份。(2)信息不对称性严重限制交易机会。因为信息不对称不仅限于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和二手车市场，它使许多市场都不完备。(3)信息不对称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两者产生的合力作用下市场可能萎缩甚至关闭。(4)信息不完全导致缺乏竞争的不完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会产生“噪音”。因此，斯蒂格利茨强烈抨击那些绝对倡导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方案的言论。他认为“这些理论主张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新古典模型’或称‘瓦尔拉斯模型’，而该竞争型模型在存在信息问题情况下并不能回答经济体制选择这一重大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把知识也看作一种信息，认为知识的使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体制转型的过程有重大影响。他深刻分析道：“在不完善的知识、有限的理性以及易犯错误的判断力这样的实际状况下，制度需要在可利用的现存或潜在知识来获得可接受的结果这种意义上，来构建具有活力的组织(不需只有完善信息才能使制度运转)……如果经济转型模型忽略了信息不完善和知识创造，那么这些模型只能给我们糟糕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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