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人生规划
什么是人生规划？是指一个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眼前的机遇和制约因素，积极主动地确立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奋斗目标，然后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确定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人生规划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毕生的成败。而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规划以立身处世，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期，就是一个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智者恃谋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够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如贾诩、荀攸、诸葛亮等人，都是正确把握了自己人生规划的高手。但三国群雄之中，称得上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得最完美最精彩的，笔者认为非魏国的司马懿莫属。
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如果没有他，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来得轻轻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了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堪称“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晋书》上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在笔者看来，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规划自己人生的，便在“聪明多大略”五个字上。以史书资料为依据，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聪明才智来进行人生规划的。
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主要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所以，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魏少帝曹芳时期。而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时期分阶段来观察司马懿的人生规划。
一、魏武帝时期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个性特色与为政风格。史书上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同时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存在着严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但又不允许部下的才能与实力超出他和他的后人的可驾驭范围。《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荆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异才，聪明敏达，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当。曹操爱子曹冲，亦有过人之智，可与周不疑相比。后曹冲病死，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遂遣刺客杀之。这一事例，完全证明了曹操用人路线的“双重取向”。
司马懿对曹操这种用人导向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当年他出山任职时因不满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叛臣行径，“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时，他假扮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骗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但骗得了一时，骗不过一世。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而且明确地发出了“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威胁。这时候的司马懿，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惧而就职”。君己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显而易见，在这种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却很难马上发挥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
即便进了丞相府，司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晋书》上记载：“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曹操对他的猜忌之深，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司马懿这时的人生规划第一个重点便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他决定用自己的务实和苦干换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又怎会产生叵测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并对他进行了提升，所以他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文学掾”(文牍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司马懿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这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的第二个重点。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荀彧和曹操。应该说，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但司马懿注意到了这一点：荀彧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之中，发展的空间太狭窄，始终只能隐在幕后，而无法驰骋疆场，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他的发展空间就比荀彧更广阔。从注意到这一点开始，素怀“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
最后，我们来谈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人生规划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了——扶助曹丕成为太子。《晋书》上讲他：“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儒家学说里讲：“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司马懿为了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推上太子宝座，他就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于是，他想了种种策略，挫败了曹丕的政敌——曹植一党的攻击，终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从此，他逐渐迈近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这一时期，从司马懿初入丞相府时的二十九岁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时他满四十岁为止，他为了“一跃而起、一飞冲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时间。
在这十一年里，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实、做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修身”这一课题，在司马懿看来，又可具体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八个字，也就是“识时务”：根据时势的需要，密切联系实际情况，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他最高明的一点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他一向对此算计得十分精确。所以，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云，也真正印证了《荀子》里那段名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二、魏文帝时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司马懿才真正迎来了他顺风顺水的人生阶段。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司马懿当时四十岁，汉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而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史书上讲：“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司马懿在这个时候毅然挺身而出，“纲纪丧事，内外肃然”，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稳定了人心，并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魏王。
他这初显身手之举，更是进一步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当曹丕一立为魏王，立即封他为封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时，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直抒胸臆大显身手。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并被魏文帝称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睿 ：“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规划：首先，曹丕能当太子、能当魏帝，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应属司马懿(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这更显出了他的“阴”和“深”)。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来说，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但他却是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显得有些低调，这是有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丞相之职，对司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错的平台。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我们这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他年龄为四十七岁。在曹丕为帝的这七年里，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但这七年里，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
三、魏明帝时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寇，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明帝当政的十三年里，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之极，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的司马懿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困”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让他苦心经营了整整三十七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他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发则已，一发必中，殄敌于鬼神莫测之际。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怎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呢？这正是笔者要讲的——他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味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他“扫平三国，一统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这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四十九岁打到五十五岁，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司马懿“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俩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挫败蜀军进攻；二、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历史来验证，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之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史书上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儿子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才，就是司马懿那时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但他的所有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四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帷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四、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四十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已七十二岁了。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 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呀！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灿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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