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经济决定论批判
高超群：经济决定论批判——2007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奖论文
除非有意识地反省，每个时代的人都会以为自己时代的人性是正常的、真实的，而且还是永恒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常见的错觉。比如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仅仅发生于40年前的……，而我们称之为“疯狂”的那些人，还很正常地活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理智丝毫不比我们欠缺。更不用说再久远一些的历史了。我们的祖先视为美的，在我们看来却丑陋不堪，比如小脚；我们的祖先所轻贱的，却为我们所崇尚，比如工商业；我们祖先的神圣约条，我们却以为荒诞不经，比如三纲五常。
希腊的神谕告诫人：“认识你自己”，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城邦而言，没有什么比公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重要了。人们总是觉得很了解自己，但是最近150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断地追求、崇敬、膜拜过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极端义无反顾地冲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在我们自以为自由行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只是在不经意间听从某些观念的摆布？而我们自以为醒悟的时候，只是在听从另一些观念的摆布？那么对于认识自己而言，就没有什么比认识支配我们的观念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认识了那些统治着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从这种思想的专制中挺身而出，才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那么，什么样的观念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人性呢？今天的中国究竟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了和我们的祖先不同的人呢？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经济决定论的出现，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确立了其统治性的地位。我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式的、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关联的社会理论，它指得是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国家目标，成为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是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它甚至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并且，它对我们实施了思想专制，让我们处于它所造就的新牢笼之中。今天，或许到了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并从中走出的时代了。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一种观念主宰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要对它保持警惕的时候了。它可能造就了我们的偏见，并且还会不断地鼓励和怂恿我们对它进行膜拜。
经济决定论下的国家和个人
新经济决定论的最初出现显然带有策略性的考虑，是为了处理……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政策。那时或许没有人想到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告别了一个道德理想国。但是到了今天，可以说它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
从1978年以来，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和政治势力对于新经济决定论产生怀疑动摇，或者尝试修正这种路线。但最终无论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挑战都被压制了、消解了。现在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成形的持有不同观点的政治力量了，西方世界里流行很久的用改革和保守来分析中国政治的框架也彻底丧失了其用武之地。我们可以说，新的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这种意识形态就是经济决定论，它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事实层面来说，在经济事务上，它接受并且实际上在倡导和实行私有制；它压制了工人的组织力量和经济要求，却对企业家敞开了怀抱；它相信自由竞争，对于政府的干涉和管制权利总是显得有些犹豫。当然它还是坚持宏观调控和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但这显然已经与它原本的意识形态毫无瓜葛，它再也没有建立计划经济的雄心壮志了。在政治事务上，它实际上放弃了政治，而仅仅专心于行政事务。它甚至宁愿把政治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处理。如果说它还有什么政治功能的话，那就是压制、打击、消灭一切敢于挑战经济决定论的统治地位的人和思想，它所能容忍的就是如何发展经济的争论。在处理国家的内部事务时，它已经不太愿意干涉人民的私人生活，它几乎从不展开政治和理论批判。即使对于它不喜欢的意见，它也仅仅只限于禁止它们出现在公开的媒体上，并不干涉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思想和判断的。因为从骨子里，它不再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也不认为人是应该被改造的。
……已经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全部押在经济发展上。它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且再也不可能退回去成为一个革命党，它失去了这样的自由。它用经济发展来统一全党的思想，而全党也仅仅因为这样的思想而团结起来。党不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再担负动员和领导民众的责任，只是一个利益集团。党员的身份仅仅意味着某种微弱的政治特权地位。所谓党性，已经完全失去了道德和政治含义，对于共产党员而言，崇高品质、奉献精神已经不是先决条件。获得党员资格的人，也不再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失去它也仅仅意味着权利和地位的危机，而不是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宣判。
其次，对政府而言，来源于党的束缚、冲击越来越少了。以前那个富于激情、充满理想，总是要破坏法律和规矩的党变得越来越尊重官僚们的理性和制度，官僚们的现实考量和理性计算对于党的说服力也越来越强了，因为对于行政治理来说，政府是一个比党更恰当的组织。党政之间的冲突似乎已经日益平淡，以至于人们不再把党政分开当作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讨论，因为二者之间已经越来越相似了。对于发展经济而言，一个逐步法制化的政府显然比党更为有效，也更为人们所欢迎。即便党要有所作为，它也更愿意隐身于政府背后，用政府的腔调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把发展经济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切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这种倾向并不是来自党的政治和思想领导，至少我们可以说，政府的这种倾向已经彻底不依赖于党的思想教育了。
第三，经济决定论也确立了我们新的外交哲学，它已经成功地消解外了部世界对中国世界革命理想的记忆。它总是温和的、务实的，面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它最先想到的就是谈判、沟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世界事务它并不热心，除非它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对于台湾还是日本，我们也都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出什么麻烦。以发展经济为媒介，中国尝试着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社会也开始慢慢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交流的国家，因为大家有着共同关心的话题，有着共同的目标。
从人民一面来看，人们也正是以发展经济的能力来期望和要求政府的。党和政府对人民而言，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管理者，它不再是提供正义、价值的统治者。因此，人们既不爱党和政府，也不恨党和政府，他们不再向党要求公道和正义。他们既不把政府看得很高，也不认为它有多坏，只是清楚地认为自己一样，它只不过是一个利益主体而已。人民认识到所有的官吏和党员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纵使蒙受了冤屈，人们顶多也只是归罪于官吏的贪婪、自私或者昏聩，只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不觉得不公正的存在有违天道，不认为冤屈是比利益受损更大的不幸。因此，他们也不再觉得怨恨，不再期待平反昭雪，也不会因此动摇他们对党的统治合法性的彻底否认。同样，当人民从政府身上捞到好处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感激，而只会觉得得意，认为是自己能力的象征。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极端一点，只要经济在发展，人民并不太关心党和政府究竟在干什么，除非在具体的、涉及自身的利益的地方。
就公共生活而言，除了经济组织，其他的社会组织都处于衰败之中。这首先倒不是因为政府的压制，而是由于他们缺乏吸引力。具体来说，社会组织的繁荣程度和他们与经济的关系成正比，离经济越近，就越繁荣。在各职业团体中，企业家们的组织最成熟、最规范；在学术团体们当中，经济学家的组织最有效，也最为活跃，当然力量也最为强大。工、青、妇等有着悠久传统的社会组织则已经基本上没有踪影了。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缓慢的几乎让人难以察觉，而且这些组织也只有依靠社区人们对切身利益的关注才能存在，一旦这种利益消失，组织很快也就涣散了。可以想象，在一个经济决定论的社会里，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很容易被改造为或者至少被理解为是少数领导人的利益工具，那些真正热心公共生活建设的人必须持续地与组织的这种倾向或者人们的误解做斗争，他们还必须与每个成员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无视共同利益的倾向做斗争。在我看来，坦白地说，他们很难取得成功。
或许环保组织的迅速壮大是一个特例，它的发达是因为它不断地给经济发展制造麻烦，而它的存在又不仅仅依托于中国社会，因此，既然它很难被消灭，那么就必须回应它的挑战，它的被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对抗关系中的另一方。另一个特例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发达与党和政府退出人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密切相关。当人们不能从俗世当中求得正义和终极关怀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求助于宗教。尤其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发财致富的任何希望，或者在个人生活中受到巨大灾难打击的时候，除了上帝和神灵，谁还愿意帮助他们，谁还有能力解救他们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宗教组织长期停留在底层民众当中，遭到主流社会的漠视，而且很难与古老的求神传统区分开来。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似乎宗教组织正在向信仰组织发展。一些宗教组织也渐渐地开始致力于谋求信仰与人们的经济追求之间的和解。总之，这两种组织的存在和蓬勃发展，对于经济决定论而言，至少说明它对社会生活的垄断和专制遭到了抵制，它对人的生活环境和内心生活的破坏培育了它的反对者。但是，即便我知道这样说或许会令人不快，我还是要提请人们注意，上文所说的经济决定论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在这两种组织中也都存在。因此，我们还很难说这些组织会成为经济决定论的真正掘墓人。
就个人生活而言，经济决定论也是人民构建自己生活的依据。从1989年之后，人民开始脱离党和政府独自生活，他们彻底摆脱了党对自己个人生活和价值信念的干涉，他们独自照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不仅不需要党和政府来告诉自己什么是善恶美丑，什么是善好的生活，他们甚至开始排斥一切类似的教导。人们只是默默地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这是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全部希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甚至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且这也成为他们的善恶标准。如果极端一点，或许我们得承认在这个社会的确是笑贫不笑娼的。如果不幸，他们失去了致富的机会，他们也仅仅觉得是自己的命运所致，而不怪罪于别人。哪怕阻碍他们致富的是再明显不过地不公正、先天的不平等，他们也不觉得这种不公正、不平等是需要诅咒的，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好，也没有人是应该照顾你的。他们不再惊呼天理何在了，并认为这种呼号这是可笑的，幼稚的。
每个人都在忙碌，都充满了不安全感，获得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总感到恐惧。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大规模的急速坠落的例子，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看到，人们才更恐惧，才觉得更无法想象自己可以在那样的条件下活下去。而那些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钱的人，却开始为自己的金钱发愁。当他们决定在追求财富的冲刺中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除了回头继续加入追求财富的行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以过，于是他们把赚钱称作事业。他们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的人群，当阿甘停下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了真正的危机，只有继续跑下去才能摆脱令人不安的焦虑和无聊。或许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他们会旅游、唱歌、泡吧、婚外情，甚至读书，听人讲三国、论语，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逼仄、紧张的生活喘口气或者充充电，以便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力气。就连最为私人的婚姻爱情也被经济决定论统治着，虽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金钱而嫁娶。但在婚姻生活中，人们无处不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家庭每天都在要求人们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因此，它也不是经济决定论社会中温情的避风港。人们之所以感到婚姻和爱情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已经早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生根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人敢向另外一个女人求婚。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决定论怎样地瓦解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很多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便被抛弃；如果他们拥有财富，他们的财富就成为子女争夺的目标。当然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也被彻底抛弃了。
生活于经济决定论中的人，在他们的娱乐生活中（娱乐也是人们欣赏艺术的主要要求），往往对感动、同情特别渴望。他们满足于观看、欣赏同类的不幸和他们在不幸中的奋起，他们甚至会为之流泪。这种对感动的需要不断增强，常常迫使那些供应民众娱乐休闲生活的产品制造者疲于奔命，他们需要不断制造出新的可以让大家感动的材料、故事和效果。是的，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决定论所构造的并不是残酷的丛林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相互仇视。令人惊奇的是，它往往还是温情的，甚至是富于同情心的。这种同情不会产生任何行动的欲望，甚至连愤慨都很少出现。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人们需要一种油彩来掩饰真实生活，或者是希望短暂地忘记一下紧张的财富追逐生涯。换句话说，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统治，人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它。
经济决定论的作用
有人把改革以来的时代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因为整个国家终于把发展经济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发财致富的权利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认可，物质享受成为个人正当的乐趣。在中国历史上，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我想在此无须强调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而且应该说，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增加了政府的财富，财富没有用来穷兵黩武，全民族都从中受益。经济决定论使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每个人都在勤奋的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思想上依然沉湎于种种道德决定论，或者超验信仰的民族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还在抗拒世俗的幸福、抵抗财富的腐化，他们鄙视功利的人生价值、鄙视技术工具，他们常常创造出惊世的壮举，也会诞生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巨人，但在国家强大的道路上他们却举步为艰；在改进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些琐细的事情上他们却束手无策。
我们应当明白完成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知道，从我们的帝国解体以后，因为儒家意识形态从公共领域的退隐，如何立国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但那依然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凝集了整个国家，国家的运行似乎须臾也离不开这个宰制我们的幽灵。因此，当世俗化的改革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预言这个国家将陷入分裂，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背叛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立国基础。但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决定论取代了先前的革命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决定论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分别，即便同是凝聚国家的力量，二者的方式、属性也完全不同。
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背叛同时，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出现了。与其相对立的是独立的、庞大的、沉默的、分散的个人，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改革的稳定形态（关于这个利维坦，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它将是我的另一篇文章的主题），经济决定论是这个利维坦中关键的一环。经济决定论虽然不具备任何强制性，但每个人都自觉地遵从它的指引。国家和个人虽然不再彼此关怀、照顾，形同路人，但他们的心却息息相通，他们有着同样的情怀和喜好。因此，他们的沟通是实在的，哪怕是相互斗争、撕咬，他们都很清楚对方是谁，想要怎么样。因此，他们还是愿意生活在一起，哪怕每天都要吵架。就如同一对相互熟悉，但却已经没有爱情了的夫妻，感情虽然好不到哪儿去，但婚姻却有可能是长久的。经济决定论也顺利地完成了党内的整合和党的转变，在改革初期，开拓精神和改革精神，曾经是共产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改革派在民众和传媒中的主要形象。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曾经为改革论证了合法性。而这两者其实都只是经济决定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的替代品，也正是通过他们，经济决定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完成了其对党的清洗和改造。现在党已经不再需要改革精神和真理标准，这些名词在今天听来都带有过分浓厚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意味：似乎党还在朝着什么既定的方向努力，还在确定善恶的标准。
这个被经济决定论驯服的革命党变得温和、理性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决定论本身的特性使然。为了发展，党必须抑制自己的偏好，改变自己与人斗争的习性。它甚至开始懂得尊重规则。与之相对应，民众也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他们不再对皇帝、政党，以及其他什么名目的统治者感到敬畏、恐惧，他们也不再需要这些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做主，慢慢地他们习惯了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对于任何人的干涉、指责都变得分外敏感，虽然他们对于政治自由，对于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还是温顺的，这点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而且也由于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对于公共领域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但是他们信任专家，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无知，虽然他们对政府很不满，但他们确信自己绝不会干得比政府好。他们并不相信专家和政府会为自己谋福利，但是他们相信专家和政府比自己更有本事，更能让经济发展起来。
经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上，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而且，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小。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经济决定论还成功地使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想想看，现在我们和世界交往的最重要的共同话语不就是发展吗？虽然世界还有些疑虑，不敢肯定中国是不是真得想它所声称的那样只是要让日子好过一点。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内政决定外交，经济决定论指导下的……重回革命党之路已经彻底断绝，和平也就成为它对外部世界的全部诉求。因此，随着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与中国更频繁地来往，这种担心必然会越来越微弱。就发展经济来说，国际世界发现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中国有着高度共识，可以交流沟通合作。甚至一些更复杂的、经济事务以外的分歧，也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谋求相互理解，找出临时的解决办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长久以来，由于共产党这个名号，使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但这个骄傲的政党的确做到了在国际社会的长期误解面前，坚韧地放下身段，解释、交流、沟通，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国际组织，甚至不惜放弃一切有所作为的机会，终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这的确很难得。
经济决定论的实质
经济发展能够成为主宰一个向我们这样的民族的思想和心灵，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在古代世界里，历代圣君贤相致力于太平盛世的追求，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技艺，但他们从不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的重要性的凸现根源于西方国家的挑战，1860年代以后，经济以富强的名目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但直到1980年代之前，经济仅仅只有在当中国与世界万国相抗衡的语境里才有意义，单独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正当性，顶多是使我们原有的政治技艺更加丰富而已。也就是说，它一直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之外徘徊。中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发展经济、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的权利，有其自然的正当性。这种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未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向往过上更舒适的日子，只是人们认为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令人满足。在中国人追求的未来国家中，发达、活跃的经济生活，丰富的物质享受绝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决定论也还未充分显形，更不用说占据统治地位了。道德理想国虽然已经崩溃，但统治阶级和人民的联系却得到了加强，统治阶层在……中短暂的民间生活，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呼应民众的需要。统治阶层还在努力领导着国家，要把整个民族带入一个新国家，改革就是改进自己的统治。引领着80年代的是希望，是河的对岸，经济只是我们过河的手段。然而1989年的事变使人民和政府都开始退缩。从此，统治阶层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胡赵那样的领导人再也不可能在党内或者官僚队伍中出现，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土壤，在现在的党看来，他们不仅是异端而且是另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不兼容于新的意识形态。或许统治者意识到在那个遥远的彼岸不会有自己的位置，或者统治者感到任务太过艰巨，不管因为什么，总之，他们开始退出人民生活，官员们开始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这样做得到了认可和鼓励。改革仅仅只成为利益分配，至少官员们是这样理解和执行的。人民选择了冷漠，而不是反抗。他们默默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和国家的血脉已经斩断，国家只是“他们”，与“我们”无关，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努力过了，剩下的时间应该为自己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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