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书馆研究综述 原创首发
墨海书馆研究综述墨海书馆是由麦都思在上海创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它的创立对于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近代化影响匪浅。胡道静在《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一文中对墨海书馆的印刷史和西学东渐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开拓性的研究 。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对墨海书馆的出版物作了全面细致的列举与分析，对这些出版物的作者，特别是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作了详细介绍。李伟老师在其著作《中国近代翻译史》中，对墨海书馆出版的主要书籍作了介绍并且对其破产情况作出调查研究，这些是系统研究墨海书馆的著作，下面是对墨海书馆某一方面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
墨海书馆的起讫时间一向有争议，建立时间，有的说1843年，有的说1848年。墨海书馆停业时间有1860年，1863年，1860年以后，1870年以后四种说法。陈文昌在《墨海书馆起讫时间考》一文中，结合史料多方考证得出墨海书馆建于1843年底，直到1877年7、8月间才真正停业。
在墨海书馆的建立和运营及破产状况也有很多人研究。朱建国等在《浅谈墨海书馆二十年（1843—1863）》一文中概述了墨海书馆开办的经过和主要业绩。（印刷杂志1995年第5期）。叶斌在《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一文简要的分析了墨海书馆的开办，新馆址和新设备，经费，管理与内部矛盾，衰落的原因等方面，有助于我们对墨海书馆的运营状况作全面系统地了解。（《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朱念在《惘然老牛浑未解 不耕禾陇种书田—墨海书馆与西方印刷术》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墨海书馆移址上海、工厂规模、印务初期、西学东渐、华文书刊等情况，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墨海书馆的运营情况（广东印刷1995年第5期）
近年来墨海书馆在西学传播和社会近代化的作用方面研究的比较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钱中兵在《墨海书馆与近代中国科技传播》文章中介绍了墨海书馆的创立及印刷、翻译和出版科技书籍的过程，综合分析了墨海书馆在近代西学东渐的中国科技传播过程中的桥梁作用（2005年 第12期《大众科技》）。刘四平、朱良的《试论墨海书馆在传播西学中的作用》通过对墨海书馆及出版的西书的分析，说明它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卢红飚在《墨海书馆与近代中国西学传播》一文中分类总结了墨海书馆出版的书籍，评价了墨海书馆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 （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梁严冰的《墨海书馆与中国社会近代化》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墨海书馆的创办，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简要的评价了墨海书馆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1999年第1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李斌《墨海书馆与西学传播》简要的分析了墨海书馆的出版物并评价了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熊月之在《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以很大的比重介绍了墨海书馆，并且主要侧重于对其出版书籍的介绍（《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主要侧重于墨海书馆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并且对有重大影响的书籍作简单分类介绍。
墨海书馆的工作人员的研究也出了很多的成果，可分为对中国雇员的研究和对外国传教士的研究。史静寰、王立群在《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介绍了墨海书馆的中国雇员的出入时间、著作、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也简要的介绍了“墨海书馆译印西书吸引民间人士”。王立群的《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通过对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一批中国学者的考察,可以了解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途径与接受情况,从而勾勒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轨迹。（《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对中国雇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王韬和李善兰。忻平的《王韬评传》、洪泽的《上海研究论从》等著作都对王韬在墨海书馆时期的活动作出研究。游斌在《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一文中，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 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墓督教处垅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金陵神学志》2006年第3期）。童元方在《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一文中简要介绍王韬生平的基础上,论述其在宗教、科技、贸易书籍翻译方面的重要贡献。指出他在上海的翻译工作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译圣经为主,后期以译西方科技书为主。王韬所译西书的内容逐渐对他产生思想影响,形成他独树一帜的思想:以器来通“道”,藉“器”而见“道”,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上海科技翻译》2000.1）。洪煜在《以王韬为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一文中指出，王韬在墨海书馆连续工作了13 年之久,在那里,他不仅翻译《圣经》等宗教性的书籍,也翻译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和《西国天学源流》等。在译书过程中,王韬领略了西学的科学文明、天文知识,培养了科学精神和态度,从而在理论上抛弃了“华夷之辨”观念（《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刘小清、刘晓滇在《王韬与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一文中，简要的提到墨海书馆的工作对王韬的影响（《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王润泽在《王韬办报思想中的西学渊源》一文中分析了1849年王韬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是其新闻思想产生的根源之一（《传播史话》国际新闻界2005. 3）。对李善兰的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但是研究并不深入。何丙郁编的《中国科技史论文集》收有“墨海书馆时期的李善兰”一文，对李善兰在墨海书馆的译书活动和生活作了系统的研究。尹苏《论近代科学家李善兰的科学文献翻译》介绍了李善兰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墨海书馆期间的的译书，这些书起着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李善兰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3期）。闫志佩在《李善兰和我国第一部〈植物学〉译著》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在我国出现的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书籍,是由李善兰与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威廉森和艾约瑟合作译著的《植物学》，并且对李善兰对植物学上的地位作出客观的评价。 徐传胜在《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的译著者——李善兰》一文中介绍了李善兰在微积分传播上建立了不朽功勋,和在数学研究上很深的造诣（《中学数学教学参考》2000年第10期）。对中国雇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韬和李善兰身上，其他的雇员基本上没有研究。
对外国传教士的研究主要有慕维廉、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主要结合其著作加以分析。王立群在《伟烈亚力与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东传》一文中介绍了伟烈亚力在中国期间,先后撰写和翻译了《数学启蒙》、《微积分拾级》、《谈天》、《几何原本》后9卷等重要的介绍西方科技的著作,这些著作多是在墨海书馆时期翻译的，将西方最新的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带到了中国。他还在研究了大量的中国数学著作的基础上,撰写大量论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数学史,破除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数学的偏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第5期）。王晓勤在《伟烈亚力所介绍的外国数学史知识》一文中分析了他的数学译著，并探讨了西方学术背景以及在晚清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2期）。韩琦在《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一文中，主要通过对伟烈亚力的研究，探讨19世纪英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试图对西方科学传入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从多方面加以阐述。着重分析了他在墨海书馆从事的科学翻译活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2期）。汪晓勤在《伟烈亚力的学术生涯》一文中用一节介绍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时的译书活动，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的地位。（《科学技术史料》第20卷1999年第1期）。汪晓勤《艾约瑟:致力于中西科技交流的传教士和学者》本文对19 世纪来华传教士、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的生平, 以及他在中西科学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评述。（《自然辩证法通讯》2 0 0 1 第5期）福建师范大学吴霞的硕士学位论文《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研究》对艾约瑟在中国的活动作了详细地研究，并分析了他在墨海书馆时期的译书活动。邹振环在《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一文简要介绍了慕维廉，着重介绍了《地理全志》的内容和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邹振环在《〈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一文中指出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近代中国文化人带来了大量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信息，本文通过对《大英国志》译本的分析,译者蒋剑人在翻译中对英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大英国志》在晚清的流传和影响,指出该书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的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首都师范大学田勇的硕士论文《韦廉臣在华的西学传播与传教》有一节主要介绍了廉臣在上海墨海书馆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是与李善兰翻译了《植物学》一书，该书是最早介绍到我国的近代植物学译著。同时，他也为墨海书馆发行的综合性杂志《六合丛谈》撰稿，文章中介绍了一些韦廉臣发表于《六合丛谈》中的文章。还有一些文章研究麦都思，如邹振环《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叶斌《上海早期传教士麦都思》这里先不做详细介绍。
对墨海书馆工作人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对他们作系统的研究的并不多，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六合丛谈》(1857 年1 月至1858 年6 月) 由伟烈亚力编辑,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一个兼具知识性和新闻性的刊物，近年来对其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王扬宗的《〈六合丛谈〉中的近代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本文首先论述《六合丛谈》所介绍的西方科学的分科知识和近代科学观念,然后讨论《西国天学源流》的重要性,比较《六合丛谈》所载《地理》与慕维廉《地理全志》的异同,最后简略论及《六合丛谈》中的其他科学内容（《中国科技史料》第20卷1999年第3 期）。陈镐汶在《从〈遐迩贯珍〉到〈六合丛谈〉》一文中，分别介绍了《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并且对两个刊物进行了比较。方汉奇的《王韬与〈六合丛谈〉》简要的介绍了王韬和《六合丛谈》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王韬的研究。
墨海书馆在印刷技术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徐忆农著作《活字本插图珍藏本》简要介绍了墨海书馆的活字印刷技术。专门介绍墨海书馆印刷技术的文章基本没有。
从收集的材料和著作及论文看，对墨海书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缺少系统地全面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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