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管理
宁向东从我学习管理的第一天起，老师就对我们说：管理是科学加艺术。那么，究竟哪些是科学，哪些是艺术呢？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我学习和研究管理问题至今已有20多年，慢慢地体会出：所谓“科学”的含义其实是一系列理性主义的管理观念和方法；而“艺术”的部分则涉及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其内部逻辑的人类活动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更多地依据经验，依照一些非必然的法则去行动。这也就是我在本文中所说的“理性的管理”和“非理性的管理”。
理性的管理，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就是“目标管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最主流的管理方法就是基于目标的管理。众多管理学者努力加以研究的，本质上就是如何设定一个有效的目标并使之实现。具体来说，当一个组织有了明确的使命，就可以寻找到一个战略。根据这个战略，一方面可以研究所谓的“战术”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制订整个组织包括其局部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的具体目标。之后，组织就要对这些目标加以落实，并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体系和控制体系。
很显然，如果管理者是完全理性的，上述管理方法就一定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上述管理路径一定是唯一有效的路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是有限理性的，甚至在有的时候还是非理性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制订出错误的战略目标，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观测能力有限而无法判断被管理者的工作业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经济学称之为信息不完全和合同不完全。于是，理性的管理可能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管理者就会不仅仅依赖于科学管理方法的使用，而要去使用一些非理性的管理手段。
“非理性”这个词会引发一些误会。所谓“非理性管理”，并不是说它与人类的理性思维是背道而驰的，而是说这些管理手段并不建立在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逻辑法则基础之上，它们更多是一些经验性的内容。我个人认为，属于非理性管理主要包括目前被称为“领导艺术”和“文化建设”这些方面的内容。领导艺术，所要解决的是管理活动上层的部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改变领导的方式和使用权威或权力的途径，激励被管理者能够更有效地、也更加主动地使用自己所能够调度的资源，接近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文化建设的作用基本也是如此。好的文化可以改善合作（可以获得协同效果），抑制被管理者过于自利、斤斤计较的行为，增大生产可能性边界。
以上讨论过于抽象，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刘备在整个“经营活动”中，每一次都能够知道赵云如何工作，他就可以对赵云进行所谓的“科学管理”，每一天都给赵云分配恰当的工作任务，并进行准确的考核，之后是必要的奖励和惩罚，这也最符合刘备的利益。就像我们雇佣一个清洁工，由于我们很容易交待工作内容，工作过程和结果也易于观测，这时只要公事公办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刘备就没有必要摔阿斗收买人心了。因为他知道难以进行所谓的“科学管理”，他没有办法设计出精确的机制让赵云在每时每刻都做出极致的贡献。于是，他通过摔孩子与赵云建立起一种超乎简单雇佣关系的哥们关系，使之为其卖命，在没有足够监督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获得比监督得力的情况更好的效果。这就是“领导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领导艺术属于权术的范畴，属于固权和御臣之法。
除了领导艺术之外，刘备还运用了一个叫作“文化建设”的东西。从桃园结义开始，他成功地在组织内部确立了一种以“义气”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其作用有两个：第一，可以让员工并不仅仅按合同办事，员工的努力会远远超过合同的约定。比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副总经理所应该做的。第二，关羽和张飞之间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的配合仿佛就是一个人。因此，在我们对大千世界的逻辑关系理解和认识还很有限的时候，在我们的理性能力也十分不足的时候，建立包含“领导艺术”和“文化建设”的管理手段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这却要避免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过于重视领导艺术和权谋，片面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事实上，与国外大型公司的管理水平相比，我国企业的理性程度不是过高了，而是太低了。这固然与我国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比较复杂有关。当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动过于频繁的时候，进行科学管理是不容易做到的，甚至组织成本会高到不合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使用一些经验办法，重视权谋可能会在一时一地有其显著的收效。但是，当企业的经营规模逐渐变大，企业内部的管理组织也高度复杂化之后，仅仰仗权谋和权术就无法取得整个组织的井井有序和平稳运转了。应该认识到，科学管理不见得可以保证我们百战百胜，也不见得保证每一战都大胜，但是，它会有助于使我们打胜仗的概率远远超过失败的概率。而经营大企业，靠的就是这个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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