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四种价值观
在管理学的发展问题上，许多学者认为可以划分为四种价值观：第一种是“孤立主义”价值观，只严格信奉一种研究方法或者理论的管理学发展观念，对其他理论或方法视而不见或完全排斥；第二种是“帝国主义”价值观，试图将所有的研究方法或理论都纳入自己偏爱的理论或方法中，如果不能纳入就不承认这些理论或方法的存在；第三种是“实用主义”价值观，从实用角度出发接受任何“可行的”的方法和理论；第四种是“多元主义”价值观，在对管理学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方法和理论的自由发展，并寻找到这些理论和方法与管理问题有效的匹配方式。价值观的取舍与管理理论自身发展有关。综观管理理论发展，其环境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因素：一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包括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而其中制度的涵义很宽泛，指界定人们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正式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一系列正式规则构成的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具体体现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具体的根据正式契约确定的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制度、竞争与合作制度等。另一大因素则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
和经济学不同的是，在分析问题的前提条件方面，管理学没有像经济学那样需要一些抽象的假设，管理学更多的是直接面对现实世界。并且，在研究对象上，经济学中的企业是同质的，而管理学中的企业则是异质的。随着现代社会不确定的日益加强，决策理论将管理决策分为程序决策与非程序决策，实际上，程序决策的心理基础就是思维定势，一种内化了的习惯，而非程序决策的心理基础则是直觉思维。因此，如何锻炼直觉思维对于管理者能力提升显得更为重要。再加上研究对象的异质性，管理学更多的是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和综合，尤其强调案例方法的应用。且案例研究方法通常与数量方法相结合。例如，充分数量的案例分析可能是管理经验实证研究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论应用的基本前提，研究者们也往往从大规模案例研究而不是个别案例中收集数量证据，当然，现实操作中，如一个课题组在研究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关问题时，可以先找一两家有代表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开展预研，进而在此基础上确定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深入研究的方案；由于案例研究是以解剖个别典型或先前事例为基础的，其研究结果应是建议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这进一步增强了管理学的开放性和综合性。同时，也发展起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库”这“中国三大案例库”。但从内容看，在已有案例研究成果中，能够对案例研究对象形成的背景及影响研究对象的内外因素进行系统的、贴近现实的描述以及客观、深入分析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这或许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也有关。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提出“中国不存在企业”的论断，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特征和运行状况的一般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触到了当时中国企业问题的实质，曾引起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响。这也使得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历程不同于西方，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阶段；第二阶段：1978~1992年，过渡阶段；第三阶段：1992~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阶段。其典型案例也从“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经由“宝钢经验”发展到后来的邯钢的市场核算，实现“成本否决”的经验、小天鹅的“末日管理”、海尔集团的“市场链”、嘉陵集团的“三元动态平衡法”等。
而综观国际管理学界的研究，发展到了目前的一个相对具有概括性描述的结论：20世纪企业管理学形成了包括三大板块的知识体系：
一是组织理论板块，包括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组织文化、学习型组织等内容。
二是管理方法板块，包括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等内容。
三是经营理论板块，包括市场营销管理、战略管理和核心能力理论等。
这里主要的原因正是由于企业管理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学科，任何有利于解决管理问题的知识，无论其属于什么学科，都可以被吸收、借鉴到企业管理学中，与此同时，这也是以牺牲企业管理学自身的科学性为代价的。
由此比较这四种管理学发展观，可以认为“帝国主义”是修正的或发展的“孤立主义”，而“多元主义”则是理性设计的“实用主义”。显然，从未来管理学的发展看，管理学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元主义”的，或者说是理性“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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