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牛市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杨帆中国大牛市已得到历史性的确认
2007年初，中国股市恢复到2400点，很多权威人士一起出来唱空：“流动性过剩造成的牛市不能持久”，“中国三分之二企业没有达到国家标准，今年4000点是白日做梦”，等等声音不绝于耳。然而此后中国股市的发展验证了笔者曾经做出的预言，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大国崛起的力量，中国特大的历史性牛市已经开始。
5月份以来，中国股市又出现了一系列历史高位：上证指数轻易站上4000点；股民人数从3000万激增，接近一亿大关；人民币加速升值突破1：7.7。中国的股票和基金热已普及到老龄人群、国家干部、大学生、医生、教师和出租车司机。中国股市出现了散户挟持机构的局面。学者争论，媒体惊呼，权威的“非理性”指责，管理层一再提示风险，都不能阻止中国人又一次以自己特有的“大跃进”传统创造历史奇迹，可以说这次大牛市已成气候。
大家争论中国股市是否触发了全球股市下跌，不可想象一个市值11万亿，只相当于香港股市规模的中国A股，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观点是浅薄的，经济学主要看预期不看目前。股市本来就是虚拟经济，主要是观念的影响力。现在的背景是全世界资本正在重估中国的价值，中国股市第一次影响世界的效应是存在的，主要不是依靠规模，而是依靠“中国崛起”概念。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股市会进一步上升，并带动全球股市走稳。即使全球股市下跌，资金也会继续流入中国。在人民币升值到1：6以前，一般没有逆转的可能。
大牛市有一定基础
大牛市的基础之一是人民币升值的基本趋势。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低估，就会产生升值预期，使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实际上我们难以控制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进”，国家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惊人，2005年一年增加2000多亿美元，2007年第一季度就增加1357亿美元。国家已采取一系列办法阻滞外汇流动，总方向是加强外汇管制，但这些措施可以降低投机资本的流动性，但不足以改变人民币升值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对大牛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改变了股市评估标准。企业利润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在持有美元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极大的获利机会。美元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兑换成人民币购买资产，使股票房地产价格攀升，以后人民币升值了，再卖掉这些资产兑换成美元汇出，可得两份利润。这也是笔者说在人民币升值到一定水平之前，中国股市还要涨的重要原因。
大牛市的基础之二是中国高储蓄造成的持续7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银行存大于贷，提高利率使资金滞留银行也不是办法。30年计划经济积累，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用60年把GDP搞到20万亿人民币，如果没有突发事件，7年之后到40万亿已成定局，再有7年可望再增长30万亿，就是说，70年高速增长，其财富的大约70%是在最后14年集中涌现出来的，中国已经进入财富大爆发的时代。经济增长快，储蓄远远大于投资，外资不断进入，资金自然要流向股市。
大牛市的基础之三是中国企业效益的提高。有人说中国企业的制度不好，但这和股市的指数没什么关系。在美国有相关指标，比如建筑业订货和开工率。这些指标的背后其实是钢铁、水泥、玻璃的生产，然后是运输、电力、进口额的上升。现在中国老百姓要住房子，中国建筑开工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中国各个城市的宾馆、饭馆被订得满满的，哪个国家的经济是这样的？从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就可以看出来，企业的经济效益怎么会不好？这和制度没有太大关系，无非就是企业的效率低一点。此外，中国股改成功，国有股可以出售了，亏损企业也比较容易找到新的投资者，进行资产重组。“流动性过剩”给这些题材的炒作提供了资金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挂亏损帽子的企业反而涨得疯狂，资产价格取决于预期而不是目前状况，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根据的。
不必谈泡沫色变
经济学主流派假设，市场经济是均衡的，索罗斯却不同意，他相信市场经济一定会造成泡沫，而且势不可挡，泡沫出现就会破裂，而恰恰是因为这样才有发大财的机会。因为均衡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率，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事实也证明，在一定历史时期，许多国家出现泡沫经济和崩盘，只要搞市场经济，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经济泡沫。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的“理性人和均衡市场”理念，只是一种假设，其理想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程度比计划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多人往往是谈泡沫色变，比如，对日元过度升值和日本泡沫经济的评价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但被忽略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其实已经实现了从贸易大国到海外投资大国的转型。更为明显的例子是美国2000年的股市崩盘。美国因此瓦解了吗？美国还是照样称霸世界。发展高科技的风险是巨大的，但搞新经济的300多个年轻人通过上市获得300亿美元的资金，有技术但没有钱的人拿到了钱。泡沫虽然破灭了，但美国战略和新科技革命却成功了，全世界的投资者为美国的科技创新买了单。
大牛市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
无论健康不健康，均衡不均衡，都不能改变中国股市在未来数年的牛市格局，即使有非理性泡沫，也远远没有膨胀到破裂的时候，为防止未来崩盘，以行政手段“提前引爆”，人为制造崩盘、熊市，使投资者损失数万亿市值，不仅会延误了创业板和科技进步，还会被国际资本抄底，使其从中获得暴利。
这次管理层把重点放在监管和规范方面，而不去管理指数，未来也不对指数负责，这是理智的做法。我们不必执着于指数高低，从个人角度可以关心个股的涨跌，从国家角度，则应该关心一轮大牛市过后，能够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东西。把股市看成单纯的“赌场”是错误的，这不是“零和”游戏。在过剩的流动性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如果有廉洁高效的审查机制，贯彻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就会有新的企业和产业创造出来。
在大牛市面前，国家应正确进行宏观调控，通过积极扩容，把过剩资本引导到国民经济需要的国防、高科技、环保、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来，比如，一部分国有资产可以划归社会保障基金，某些优等的教育医疗单位也可以作为高科技企业上市，免去高昂的医疗教育费用。在股市过热时，最有效的手段是征收所得税。中国股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调控余地。此外，国家还要加强监管，坚持外汇管制，降低投机资本的流动性。真正值得我们担忧的，是能不能制止腐败和利益集团的私利膨胀，建立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机制，坚持不断地在扩容和资产重组过程中，剔除劣质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只要我们把握重组质量，提高上市公司效益，就可以使中国股市长期健康地发展。
有人担心，中国股民能不能承受股市下跌的损失？政府要经常向股民提示风险，但不能代替他们做出选择。实际上，中国股民在经济力量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已经承受了最大的一次崩盘，这就是2000年以来4年特大熊市，股指下跌了50%，股票价格实际下跌了70%以上。这已经是历史上罕见的损失了，大家也承受了。国家和人民所不能承担的，是泡沫经济崩溃可能引起挤兑，爆发全局性经济崩溃，这取决于平时积累社会矛盾的多少，也需要国家有应急的反危机措施，防止股市崩盘影响的扩散。
能否将巨大财富纳入强化国家长期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轨道，这是对国家能力的真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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