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的現代詮釋(提供全文下载)
孟子思想的現代詮釋黃俊傑
一、引言：
中國思想史源遠流長，綿延發展，人物輩出，思潮澎湃。談到中國的思想，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孔子（公元前551-479），接著就是孟子（公元前372？- 289？）。孔、孟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光輝成就，對東亞地區甚至全世界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孔子和孟子在二千年前所闡述的思想內容，和各位青春活潑的生命有非常大的距離，所以，我們必須先從孟子和他的時代說起。
1:1從孔孟對比說起
為什麼我們要研究孟子思想呢？這是我們首先迫切要考慮的問題。這裡先從孔孟的對比談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孔子生於公元前第六世紀，孔子這個人比較有修養，我們讀《論語》時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盍各言爾志〉那一章：有一天，孔子對門生說，你們何不說說自己有什麼志趣，不要因為我比你們年長，就覺得拘謹。說起自己的志趣，孔子這些學生就不禁雀躍了起來，一個學生就說：如果讓我做外交部長，短期內就可以做到協和萬國，敦睦邦誼。孔子怎麼回應呢？《論語》記載說：「夫子哂之！」就是說孔子只是笑笑而不具體回應。接下來，孔子又聽到他的學生們有的想做行政院長，有的要做外交部長，各有各的雄心壯志，孔子在聽過這些學生陳述自己的志願之後都只是微笑不語，並未做任何具體回應。最後，輪到一個叫曾點的學生，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孝子曾參的父親，當他的同學們踴躍暢談未來志向時他只在一旁悠閒地彈著琴。當大家都概略敘述完自己的志趣之後，孔子轉頭對曾點說：「點！不妨也聊聊你的志趣吧！」曾點於是誠\懇地回答說：「我只希望能在淡淡的暮春三月時，穿著新做好的春服，跟著五、六個成年人及六、七個小孩，大家一起悠閒地在小溪中洗浴玩耍，洗完澡後又能閒適地在舞雩的祭臺上快樂地乘涼，然後大家愉悅地哼著歌，一起開開心心地回家」。孔子聽完後點點頭稱許地說：「吾與點也！」，也就是：「嗯 ~ 我與曾點的志趣相投！」（參見《論語．先進第十一．24》）孔子這個人的風範正是這樣讓人深有如沐春風之感。孔子待人處世之道一向以敦厚、溫和著稱，他正是典型的春秋時代人物。
《孟子》這部書就像許多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一樣，是一部偉大心靈的對話記錄。跟至聖先師孔子一樣，孟子一生作育英才甚多，中年以後周遊列國，遊說諸侯，批判農家與墨家學者，也都與他的學生同行。《孟子》這部書也是孟子去世之後，他的學生如萬章、公孫丑等人追述孟子生前的行誼與言談，所遺留下來的寶貴紀錄。這一部心靈對話的紀錄共計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其中充滿了一個偉大心靈思索所得的智慧言語，使得我們儘管於二千多年之後閱讀其書，仍然為這部書中所呈現的心靈深度所深深懾服。在進入孟子思想的討論之前，我們似乎應該先認識孟子其人，以作為暸解其思想意涵的基礎。
孟子周遊列國時聲勢相當浩大：「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4》），「所至每與國君分庭抗禮」，也就說孟子周遊列國時氣勢很大，浩浩蕩蕩，大有排場，出入國境從不需要現在所謂的護照，完全不亞於一國之君出巡的場面。孟子有一次去見梁襄王，梁襄王於是請教孟子天下怎樣才能安定下來，怎樣才能完成一統之局？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出來後，告訴其他人說梁襄王這個人「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6》），也就是說梁襄王看起來不像一個國君的樣子，講話非常輕薄。戰國時代是個怎樣的時代呢？戰國時代（公元前403-222年）實在是個「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的時代，有點像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
戰國時代各國國君都求才若渴，積極地想要延攬賢才，所以那個時候知識份子很受重視。和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隱者相較，孔子和孟子都是懷抱著熾烈的救世之心的人，他們建立了儒家的典型風範，也確立了此後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典型關懷，中國知識份子的風格就是在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戰國時代被孟子爽直批判的國君並不算是鳳毛麟角，而是時有所聞。孔子是春秋時代的風格孕育的人物，一個如微風般和煦、溫馨的人格典範。相對於孔子溫如玉般的謙謙君子，及不疾不徐的生命情調，孟子的人格特質是剛烈、特立獨行、稜角分明，這自然也是他的時代所造就出來的，正是狂風暴雨、詭譎波瀾的戰國時代所醞釀出來的典型。
孔、孟二人固然在性格及處世態度上存有不小的差距，但孟子其實非常景仰孔子。有一次，孟子將歷史上的聖人人格加以分類，歸納出四種典型，並各舉一人為代表：（1）聖之清者：伯夷（2）聖之任者：伊尹（3）聖之和者：柳下惠（4）聖之時者：孔子，其中最為孟子所推崇的就是孔子，因為聖之時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進退輕重緩急之間的拿捏最是適切，所以孟子由衷地贊歎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2》）實以孔子為最高人格典範。比較而言，孔子的個性比較圓融，修養上乘。孟子則性格較為剛烈，每每直接與國君衝突，言語之間簡直是短兵相接，充滿濃濃的火藥味。戰國時代那些與孟子交過手的國君們，常常被質問得面紅耳赤，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心中雖然惱怒萬分卻又要維持尊賢納諫的德名，敢怒而不敢言。像有一次孟子去見梁惠王，急功近利的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劈頭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梁惠王上．1》），也就是說：「孟老先生，您千里迢迢地跑到梁國來，應該是有什麼好建議可以讓我國蒙利的吧！」孟子聽到梁惠王如此開場，只是不疾不徐地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也就是說：「國君呀！您又何必口口聲聲言利呢？在我的字典裏只有『仁義』二字而已。」孟子常常以道德仁義對戰國國君諄諄告誡，國君們則索性來個充耳不聞。孔子和孟子這兩個人所處的時代不同，他們的性格特質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但是對於今日兩岸華人社會的中學青年來講，我覺得講孟子比較切題，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特徵較接近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
1:2孟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代表性
A.中國歷史中權力系統與知識系統之共生性
孟子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其代表性的意義，但是，是在什麼意義下我們說孟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呢？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好像長江黃河挾泥沙與俱下，在中國文化數千年的發展中，孟子之所以重要，值得我們好好思考。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內涵豐富，從各個角度審視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理解。從政治層面來看，政治權力和知識份子之間有著極其微妙且複雜的關係。從這個角度著眼，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權力系統與知識系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簡要將其歸納成兩種關係：第一種關係是中國文化中權力系統與知識系統之間存有共生關係。這種微妙的共生關係就好像海洋世界中小丑魚與海葵的關係一樣。首先，知識系統為權力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礎。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專制王朝的綿延性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這種專制傳統卻自有其中國特色。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像古代羅馬的暴君尼祿(Nero)這種人，尼祿這個貪暴的君主甚至將把羅馬燒掉引為莫大快感，中國歷代專制君主還不至於如此，因為在中國的知識系統中有孔子、孟子的思想傳統，歷代知識份子稟持孔孟思想中的抗議精神，擇善固執，堅持理想，作為君主專制政體的制衡力量。在孟子活動的戰國時代，由於各國競爭激烈，君主們也以招徠賢才為要務，所以表面上都以復興文化為號召，企圖做到勤政愛民的假象，以吸收各種優秀的知識份子為其效力。中國專制傳統的特點，即在於其與知識系統間的密切關係。知識系統為權力中樞提供合法化的基礎，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以至今日，只要有權威性的知識系統代表人物挺身而出，支持某個權力掌控者，便往往會引起政治地殼的變動。在華人社會中的知識份子承襲幾千年悠久的傳統，往往比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知識份子在社會及政治生態上扮演更為舉足輕重的角色。舉例而言，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知識份子充其量只是知識的從業員罷了，知識分子只是販賣他腦中的知識，其性質與販賣其他商品並無本質的差別。但在華人社會中，為人師表者被賦予「傳道、授業、解惑」的崇高使命，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擁有極其崇高的地位，被當作為人師表者的最高模範，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執教鞭亦如同從事其他商業競爭活動般，教職本身並不能為個人帶來特殊的禮遇及尊重，端看你是否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值得別人尊重。如此一來，知識的販賣與一般商品無別，知識的販賣者亦與一般商人相去無幾，這在華人的社會中是很難想像的。在華人社會裡，知識份子的一言一行，常常那麼擲地有聲，動見觀瞻。
B.權力系統為知識系統之發展提供羽翼
在中國歷史上，知識系統為權力系統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礎，有知識份子挺身而出，權力方才可以進一步得到認同。然而，反觀另一方面，權力系統也為知識系統的發展提供了助力。以儒家為例，儒家在戰國時代只是諸子百家裡的一家之言。孔子、孟子都是席不暇暖，兢兢業業地奔走列國，尋求得君行道的機會。春秋時代的孔子不能得君行道，一展長才，只好回到魯國設帳授徒，據說他大約有三千個弟子，名聞遐邇的高第弟子共有七十二位。至於孟子，雖然身處縱橫捭闔的戰國亂世，各國國君求賢若渴，得君行道的機會大增，但他終其一生畢竟也沒能得到國君的青睞，完成其兼善天下的心願。
但是，到了漢武帝之後，知識份子與權力系統的關係則開始出現較大的變化。先讓我們從漢代的開國君主──劉邦開始講起：秦滅亡以後，項羽、劉邦兩強經歷了四年半的所謂「楚漢相爭」終於分出了高下。楚國貴族出身的英雄項羽終究鬥不過地痞流氓劉邦，由於愧對江東父老而自刎於烏江，讓劉邦得了天下。在關鍵性的鴻門宴中，項羽的謀\士范增勸他趁機殺掉劉邦，斬除後患，但項羽見劉邦對自己甚為尊敬，表面上一副願意屈居下位的姿態，終於因為一時的婦人之仁而遲疑，於是讓狡猾的劉邦以上廁所之名遁逃。劉邦是平民出身，文化水準相當有限，他的草莽背景使得天下後的劉邦對讀書人有相當的偏見。漢朝初年的讀書人都戴帽子，劉邦的不良嗜好便是把讀書人的帽子當場摘下來，就地小解在帽子裏，然後丟出門外，並哈哈大笑引為一大樂事，真是對讀書人竭盡侮辱之能事。有一天，當時的著名儒者陸賈去看他，劉邦斜著眼打量陸賈的帽子，思忖著要把它摘下來小解。陸賈有備而來，自然明白他的意圖，於是勸諫說：「你現在已經得到天下，若想長久保有，必須讀《詩經》和《尚書》。」劉邦立刻不屑地脫口而出：「迺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這是當時下層階級的市井俗語，司馬遷將他傳神地記錄下來，如果勉強翻譯成白話就是：「你老子是在馬背上打下的天下，幹嘛要讀《詩經》、《尚書》那些鬼東西？」陸賈馬上告訴劉邦：「您固然是在馬上得到天下，但是您能在馬上治理天下嗎？」真如冷水澆背，一語驚醒夢中人，劉邦當下虛心告罪說：「陸先生，剛才多有得罪，請您見諒。您是否可以告訴我怎樣下馬治天下呢？」於是陸賈就回去寫了一部治天下的方略──《新語》，作為劉邦治天下的參考。從此以後，漢朝的統治者敏銳地察覺到若要長久維持統治基礎，必須在諸子百家中找出一套思想作為帝國意識型態的基礎。法家首先被排除在外，因為秦帝國就是崇奉法家思想，所以僅僅維持十五年就亡國了，這次失敗的經驗是漢朝最好的前車之鑑。道家則主張適性逍遙、無為而治，這種思想用來獨善其身則可，似乎不足以建構出政治框架下的深謀\遠略。陰陽家則講究陰陽五行之相生相剋，這一套學說似乎也不足以支持起帝國的統治基礎。相較而言，特重社會秩序、倫理秩序的儒家就成為理所當然的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應認清自己在社群中的地位並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中國歷代統治者有見於此，也都相當聰明地選擇性擷取儒家強調維持封建秩序的學說，而刻意遺忘儒家思想中對君主道德的要求及其制衡權力的抗議精神。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出現了不少致力於鞏固統治者權力的讀書人。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下，儒家思想漸漸地奠定了獨尊的歷史地位，在政治權力的保護之下得到長足的發展。縱觀古往今來歷代的統治者，很少有不是表面上尊崇儒術，實則以儒術文飾政治，以行其收買人心，鞏固統治基礎之實，有些儒家學者成為帝王權力野心的化妝師。舉例言之：明成祖在篡奪帝位的腥風血雨之後登上皇帝寶座，馬上下令編訂《永樂大典》，企圖亡羊補牢，挽回幾乎喪失殆盡的人心。滿清入關，統治中國之後就下令編纂大部頭的《古今圖書集成》，一方面讓讀書人埋首故紙堆中，疲弊其精力，使其無暇從事反抗統治者的行動，一方面也趁機製造當朝獎掖文事的假相，藉以收攏天下讀書人的心。這種文化一直到近代都沒有太大的改變，清楚地描繪出權力系統與知識份子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脈絡；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華人社會之中，知識系統往往受到權力系統的保護，並產生了許多曲學阿世的御用學者。
1:3中國歷史中權力系統與知識系統的緊張性
中國歷史上知識和權力關係的另一個特點是：權力與知識之間處於一種相當緊張的關係。乍聽之下似乎與前面所論述的內容有所矛盾，可能會引起大家一些質疑，然而，仔細思索就會發現：權力和知識在中國的歷史上，一直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關係，是一體的兩面。知識份子的定位就如同一把兩面鋒利的劍。在位者有需要時，知識份子披荊斬棘地為掌權者開拓出一條政治的康莊大道；一旦在位者權位鞏固，也往往即是「狡兔死，走狗烹」之時，這把兩刃之劍最後傷的仍是知識份子自己，這種兔死狗烹的下場對歷代知識份子而言都是不陌生的。
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悲劇呢？因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常懷抱偉大的理想，而對這個理想闡述最力的是孟子。孟子有力地宣示國家最重要的三項構成要素的順序應該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才是政治的主體，是首先應該被重視與考慮的。在中國數千年的知識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史中，「人民才是主體」的信念至為深刻且從來不曾動搖。但是，中國的政治現實則是：國君才是主體，統治者才是主體，施政考量永遠以統治者的利益為第一優先。於是，在中國文化史中，當代儒家學者徐復觀先生所說的「雙重主體性的矛盾」，就成為一個常見的歷史現象：「國君主體」與「人民主體」之間存在著緊張而微妙的關係，於是漢朝發生所謂「黨錮之禍」，歷代也不乏統治者大力整頓異己知識份子的政治事件，文網嚴密之事時有所聞。如南宋皇帝最寵幸的佞臣韓侂冑在大儒朱子(1130-1200)死後還派人前往葬禮檢查，加以約束；明朝的東林書院高揭「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理想，勇於議論時政，終於遭到當朝大力掃蕩；當代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知識份子以絕食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也慘遭武力鎮壓。凡此種種都顯示知識份子心繫社稷，而當他們的吶喊超過當局者所能容忍的限度時，也就是慘遭整肅之日。
中國文化中權力與知識間的緊張性與共生性，是思想史上的重要課題，也正是在這個主題和背景之下，才愈益襯托出孟子思想的代表性與舉足輕重的份量。我們論述孟子思想並提出新解釋時，我想首先交代孟子的時代背景，並嘗試刻劃孟子的人格特質，以彰顯孟子與時代相呼應之處。接著再剖析孟子的人性論及其現代意義，再進一步及於其政治思想，並將孟子的政治思想置於最近十多年來國際政治及國際知識界的脈絡中觀察，以突顯孟子思想的時代意義。當前世界最被重視的問題之一就是人權問題，這也是最近十年來聯合國大會內中共和西方國家最大的衝突所在。我們想從孟子政治思想出發，探討儒家思想與現代的人權觀念是否有可以互相發明之處。
二、孟子和他的時代：
孟子在中國文化史中的代表性當然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生活在二十世紀末的我們仍然可以從孟子的思想當中汲取生命的智慧。但是現階段中學教育體制的僵化使中學生對古代哲人的了解往往不夠深入，我們國內的中學教育雖然也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應該加以思考改進的地方，就是我們的中學生缺少文化與思想源頭活水的刺激，幾近乎是一池靜止的死水。我們的青年學生在思想與文化的薰陶方面，可謂嚴重地營養不良，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直接透過原典的閱讀與偉大思想人物對話，帶著問題進入孔孟的世界和他們腦力激盪。當我們碰到困難的問題，會不會換個角度思考：如果孔子生在這個時代會怎樣回答？孟子如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要怎麼因應我們教育的問題？舉例言之：國內著名大學的藥學博士在實驗室裡面生產毒品，被判刑十二年半；大學女研究生殺死同學，並以其專業知識毀屍。這些令人怵目驚心的事件，都一再地告訴我們：我們的教育生病了！至於改進之道，好像並沒有人想去請教孔子、孟子的意見，從傳統思想中尋求解決之道，倒是一心想向西方取經，問了很多外國人的意見。
2:1孟子的人格特質
在進入孟子思想的精義之前，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孟子其人。孟子的人格特質有四個相當突出的面向：
A.強韌的生命力
我們只要仔細閱讀《孟子》，就會不由自主地被孟子那懾人心魄的強韌生命力所震撼。孟子這個人確實是個異數，是獨一無二的。我自己從三十幾年前開始研讀《孟子》，內心受到很大的震撼與衝擊。孟子生於亂世，卻不隨俗俯仰，有所為有所不為，並時時以他雄渾有力、一針見血的筆鋒直指時代的墮落，尤其是當時盛行的功利思想。戰國時代的功利思想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第一是各國統治者多半近視短利，只追求一時的利益而從不把人民福祉放在心上。孟子就曾毫不客氣地指斥梁惠王（在位於公元前370-319年）：「不仁哉！梁惠王也。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孟子．梁惠王上．6》）一國之君如此，那麼當時的知識份子如何呢？戰國時代的知識份子遊走各國，憑其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藉著對國君的獻策，圖謀\個人富貴而置百姓福祉於不顧，如蘇秦、張儀之流務為合縱、連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2》）天下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第二則是一般人民在這種急速變遷的時代裏，也往往隨波逐流，淹沒於物慾的洪流中。孟子所處的時代可說是舉世滔滔，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盡為利往的亂世，但他終其一生都堅決與逆流對抗，在與時代潮流的頑健抗衡中展現全幅的強韌生命力。
B.強烈的使命感
孟子畢生以其強悍的生命特質「逆流游泳」，抗拒並批判整個時代的潮流，其精神動力之一即是他懷抱有強烈的使命感。孟子對於所處時代的使命感可在他與充虞的對話中表露無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13》）除非是上天還不想平治天下，上天若想要平治天下的話，那麼當今之世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足以當此重任呢？孟子的自信自負及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及使命感，於此表露無遺！就是在這種「舍我其誰」的使命感驅使下，他汲汲營營地奔走各國，希望能夠拯生民於水火之中。
C.剛直的氣概
孟子剛直的氣概往往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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