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渝富模式”还能运行多久？
重庆“渝富模式”还能运行多久？点击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网站（www.cqyfzc.com），发现网战信息出奇地简单，简单得有点神秘。
即将迎来十年直辖的重庆，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3100多万人口，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格局似乎还没有变，群山叠翠、两江环抱，千万年来，大自然赋予这个城市气候、水、土地、矿产、能源、生物、旅游人文景观等正急速变成市场要素，正深刻地改变这座城市！
近几年来，重庆大造高楼、道路和桥梁，官员的口头禅是：“重庆三个月换一张地图。”在繁荣的背后，人们在思考三个问题：
一是重庆的资源禀斌是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那留给后人是什么资源？是什么产业？
二是政府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谁更有效率？
三是谁监督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能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吗？
在政府和市场两个舞台上，重庆市民能够感知政府、银行、企业、土地、资金、资产六大要素重组的精彩演出！
重庆市土地总面积8233.36平方公里(折合12350.9万亩)，数据显示，重庆市1996年总人口为3022.77万，人均土地仅为0.273公顷(4.09亩)，为全国人均0.78公顷(11.7亩)的1/3。建设用地52.86万公顷(792.98万亩)，占土地面积的6.42%。未利用地154.19万公顷(2312.8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8.73%(其中难利用地占76%)。《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明文指出：土地利用不平衡，粗放量大。多年来，建设用地以外延拓展为主，用地规模迅速扩大，少数地区利用不充分，经济效益差；征而不用，闲置撂荒，重复建设，浪费土地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农用地实际利用水平和产出率低。《中国经营报》报道：重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危机。2004年重庆土地出让金达到了80亿元，成为重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被称为重庆的第二财政。但是，重庆土地出让金从2002的11亿元飙升到2004年的80亿元的同时，重庆可供开发的土地也越来越少。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1997年～2010年，国家批准重庆市规划用地总量为4万公顷。截至目前，重庆市已经用地3．47万公顷，占总量87％。这意味着重庆市今后几年的时间内，只有0．53万公顷土地可作为开发、建设用地。业内人士指出，这必然影响未来重庆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区县为了招商引资依然进行着激烈的土地价格大战，导致了土地收益进一步流失。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地方政府把子孙后代的地都卖了，今后要讨饭吃了。
笔者分析有关报道：重庆土地出让收入10年飙升50倍！《经济观察报》岳战野2006年06月26日报道：1997年重庆直辖时，当年的卖地收入是2亿元，2003年不过22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80亿元。2005年的土地出让收入飙升至106亿元。这部分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6.9％。
掌控重庆土地资源的是当地的9大投资集团，其中，地产集团和城投集团是重庆市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被政府纳入土地收益考核当中，不但要考核每年的土地收益，还要看土地的增值情况。这两家公司掌握着重庆市大多数的土地。
一般的说法是，重庆地产集团至少有10万亩的土地，这9家集团掌握的土地在30万到40万亩左右。
而重庆通过对土地的经营，也获得了成倍放大的收益。2003年9月底重庆市国资委成立时，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额只有17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底已达到3685亿元。在新增资产中，9大投资集团就增长了1200多亿元，占70％，这些增加的资产绝大多数都是土地资产。
据此，9大投资集团从银行拿到了巨额贷款。2005年9大投资集团在银行的贷款余额为880亿元，占重庆市金融业贷款余额的23％。
这9大集团所有的投融资都是建立在资产（主要是土地）的抵押上，未来对于土地经营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到这9大集团与银行的资产状况，也将直接影响重庆金融市场。
这或许可以解释，重庆市2005年一年的投资规模就突破了2000亿元，但是市级财政债务并没有增加，仍然保持在一百多亿元的水平。重庆市政府方面认为，所有投资都由投资集团组织，市财政既不直接借贷，也不作借贷担保，财政债务就得到了控制。
据记者了解，今年重庆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将占到市财政收入的1/3左右。
不过，重庆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说，地产集团这样的公司不但在土地定价上拥有话语权，而且通过土地出让数量的调节，间接地取得了房屋定价权，这就挤压了房地产公司的生存空间，造成了重庆本地房地产公司的羸弱。根据重庆市社科院城乡所的调查，从2002年到2004年，重庆市累计空地面积近40平方公里，占年度规划用地面积的50%以上，这些企业不愿意进行开发的大多数原因都是，成本高而售价低，利润微薄，风险大。有报道说在2004年一季度时，重庆市主城区商品住宅均价1952元/平方米，2007年年1月主城商品住房的成交均价为2844元/平方米。重庆的房均价是4个直辖市中最低的。上海是重庆的2.61倍，北京是2.6倍。在西部主要的省会城市中，重庆商品房单位面积住房价格低于成都、西安、昆明，居西部地区第4位。人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研究处完成的《重庆房地产业发展与金融风险研究》结论十分明确：重庆地产业存在过热和泡沫。专家李浩认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或是集体所有让市场中最有价值的资源成了毫无成本的东西，使用一块土地所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行政批文，这就造成了市场对土地的无限需求和投资欲望，成为投资黑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的过快增长和泡沫，现在中国的国情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理念就是把这一要命的资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观念就成了改革最大的阻力，因为有了土地就有了收入，这种巨大的额外收入不仅进入了政府的腰包也同样进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的小金库，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被媒体称之的“渝富模式”是指重庆市政府以100％的控股作为重庆市国有资产重组和经营平台的渝富公司来收购国有不良资产在于国有企业签订回购协议，在这其中的渝富公司的收购资金源于国家开发银行，而国开行以政府出具的安慰涵和渝富公司进行的以土地储备为资产的抵押进行贷款。有网友评论说：渝富模式是个不值得倡导的过度模式,其功过不能由短期内重组或者换壳,或者上市企业的家数来衡量,而应该从其后遗症的影响,以及这些在渝富模式下,改头换面的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衡量,如果基本制度问题没有建立,资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目前渝富模式得到了国资委的肯定并将之推广,这最本质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以及国资委)与银行合谋,最终从中央得到了补偿。网友的观点笔者并不苟同，但却引发对“渝富模式”的思考。 《财经》杂志报道及分析很有代表性： 2005年底，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表示：“重庆国资委下属的渝富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支持下，以人民币22亿元的折扣价格购得了667家当地企业欠中国工商银行的107亿元的债务。如果该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成功地对这些企业实施运行和财务方面的重组以及所有制转型，那么‘渝富模式’可能为中国东北很多破产国有企业的重组、关闭和转型提供借鉴”，与此同时，渝富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贷款申报及信用审查模式，业已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推广的一个范例。迄今为止，辽宁、吉林以及西部诸省共30多个地区都曾纷纷前往重庆考察“渝富模式”。不过，国开行有关人士亦向《财经》表示，迄今“没有一家成功拷贝”。《财经》杂志剖析渝富公司的运作发现，渝富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所有资源，包括土地增值、税收豁免等；并辅以隐性财政担保的形式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的巨额贷款，在地方政府并不开阔的财务空间内，对治下国企进行了最大化的重组。有关专家就此指出，地方政府的努力不容忽视，但渝富模式的得失却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一方面，如何看待渝富重组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作用。也即企业在卸掉财务包袱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机制转变，绩效改善是账面游戏还是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是否实现了“把合适的人放到了驾驶座上”？另一方面，如何评价渝富模式中对土地储备的使用。在渝富导演的诸多故事中，通过改变土地用途获得的增值，既偿还了企业的欠债，亦使作为重组方的渝富赢得了利润。在这里，土地价值是否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陆磊认为：“渝富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经济背景，其范式意义不仅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按照一定比例分担改革成本；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出资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债权人、债务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信用关系可望出现某种积极变化。”“在渝富模式下，是土地使用权——作为清理债务链的基本工具，值得担心的是，在依托土地价格撬动金融资源的杠杆效应下，地方政府将成为推动资产泡沫化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逻辑推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央政府事实上成为经济改革成本的主要实际承担者之一。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5年四季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仍然高达10724.8亿元，占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87.9％，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经历多次不良贷款剥离后的数据。”“一个基本事实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构成中，相当比例来自对地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因此，发展的收益主要由各地享受，而发展的成本主要由中央承担已经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一种离奇的格局：本来相对稀缺、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因投入主体可以豁免债权而成为相对廉价资源。于是，大规模投入和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消耗型模式成为主流。或许这是当前国家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投融资原因。重庆的渝富模式是金融转型中的一个亮点，其基本含义是地方政府参与改革成本的分担，恰恰由于这种分担，原有的信贷软约束下滥用资本的负向激励有望扭转为节约资金投入、顾及资金成本的正向激励。但是，改革成本的分担比例问题，将成为渝富模式是否在短期内见效的根本问题。截至2004年末，渝富公司分两批从工商银行回购了66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本息，用21.7亿元买下了107亿元不良债权，据称最终的平均受偿率约为21％。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2005年末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贷款处置情况可以看出，其资产回收率为24.03％，其中现金回收率为21.58％。可见，通常的市场化处置与地方政府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处置的现金回收率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在金融体系承担的改革成本中基本按照二八定律加以分担。地方政府具有融资需要是一个事实，在缺乏地方债券发行安排的背景下，渝富模式的另一个作用实际是地方以“担保”的形式进入融资领域，渝富公司成为政府的融资平台。在融资平台的构建进程中，信用体系、政企关系和后续安排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渝富模式目前的成功，在于其拥有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并可借用行政资源，在短期内解决债务链扭曲的问题。但是在长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具有真正的专业化经营其产业和金融资产的优势。。“持有－变革－转让”必须成为地方性金融资产经营公司的操作模式，否则必然导致原有的地方财政持有企业或地方性金融机构股权所带有的体制弊端复归。”“一个不能忽视的倾向是，由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担保工具，土地价格就必然成为地方融资规模的现实标杆，地方政府必然具有推动地价持续攀升的内在动力，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将加剧全局性金融风险。由此可以预见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地方政府一样在形式上呼吁平抑房地产价格，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化，但实际上根据杠杆效应，土地价格的下跌将直接缩减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金融资源。因此，房地产价格调控在渝富模式背景下，影响的绝非地产商的利益，而是地方政府融资的效率。另一方面，土地作为担保资源过度进入金融体系的后果堪忧。比如，在渝富－国家开发银行交易模式中，我们很难判别国家开发银行对渝富的融资是看重其经营能力还是看重土地变现的价值。如果看重的是后者，那么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就与某一个区域或某一个城市的资产价格高度关联。尽管在当前，渝富公司可以通过经营土地获得足够的现金流，对不良资产所涉及的权益进行抵补，但由此将进入一个危险的循环——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将共同推动区域土地价格的上升，地价上升则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供投入的资金继续增加，这一过程将延续到资产泡沫破裂。” 至于政府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谁更有效率？梁中堂有个观点：我国改革的主题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为什么必须由市场配置资源而不是政府？根本性的原因还是生产力选择的结果，市场制度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性质。与此相关，政府是一定经济结构的产物，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其职能在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而不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政府要配置资源就必须直接占有资源。如果政府不直接占有而凭借暴力或垄断达到能够配置资源的目的，则和直接占有社会资源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让政府直接占有和配置资源，其国家只能实行一种被管制的经济制度。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指导和决定经济过程，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或编制计划，就会把生动活泼的经济生活变成僵硬的经济过程，必然窒息、限制和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创造。不言而喻，如果由政府决定和配置经济资源，则只能通过国家机关编制并且具体实施经济计划。那么，以国家机关为中心的行政关系就会切断、取代或者窒息其它各种经济社会关系。一个没有广泛经济联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活力的、没有生气的和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社会。政府配置资源是按照自上而下编制的计划进行的，但问题在于经济社会生活都是由社会结构的底层自然发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往往是无法计划的。在现代社会里，需求和生产的互动，使得再庞大的政府也无法将全社会生动活泼的生活需求和为满足这种需求而生成的伟大创造编织到事前的计划当中去。所以，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莫要说政府管制的实质是企图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作个体经济，即使那些规模很小的个体经济也都已经成为过时的经济形式而让位于商品生产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是一种牺牲人民群众生活利益寻求发展的生产体制。计划经济也需要发展基金。但是，一方面是计划体制下的生产本来就缺少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这种体制的运行又必然地不断地造成损失和浪费，这都决定了很难通过正常的生产积累发展资金。像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计划经济只有靠牺牲广大居民的生活消费获得发展基金。政府控制过多的经济资源，是社会产生腐败的根源。在历史的现阶段，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经济资源，人类就没有办法杜绝腐败。政府掌握的资源愈多，腐败现象愈为严重。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尽最大可能地不让掌握政治资源的政府再直接染指国家财政以外的经济资源。有网友评论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一，标准统一，程序公正，机会均等；其二，运作规范，互相制约，并且有效监督；其三，统计真实，数据全面，透明公开；其四，市场行为无行政管制。政府部门一面要自己的亲生骨肉——国有企业活的好，一面要民营企业解决社会问题，一面要外资来维持脆弱的经济，一面要显示自己是市场经济，一面要全面管理经济业务，政府在没有市场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人工搭建了一个市场，并且自己不断动手修改，维持着脆弱的市场平衡。有报道说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许小年呼吁政府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进一步向外资和民营投资开放。吴敬琏委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体制性障碍的表现，是政府、官员仍然掌握着很重要的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土地配置权力基本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另一方面，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手段，又是因为行政定价扭曲了，比如各种要素的价格、资源的价格都定得过低，使得企业在选择生产决策时也发生了扭曲。吴敬琏称，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二是政绩压力，GDP的增长率变成首要的考虑；三是财政收入压力，要求产值的最大增长；四是要素价格、资源价格扭曲。吴敬琏称,政府仍在管很多不应管或管不好的事,使用巨大的资源提升GDP增速,但生产率低,环境破坏严重。他说，政府行政性资源配置和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的权力未见削弱，有时还有所加强;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制环境、公共产品等却存在不足。许小年也认为应该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改革应以“凡是市场能做的都要交给市场”为方向。他指出，金融监管要独立于行政体系和监管对象，应根据法律而不是行政命令进行监管，并以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为唯一监管目标。他表示,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应该取消对金融交易的管制,开放市场、培育多样化市场主体,实行预算硬约束,降低道德风险。重庆十大投资集团分别是：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高投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城投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称“建投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开投公司”)、重庆市水务集团、重庆市地产集团、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它们为政府所有、授权经营。黄奇帆对它们的定位是，“代表市政府意志的投融资主体，通过它们筹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在国民经济的支柱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基础环节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如前所述投融资都是建立在资产（主要是土地）的抵押上，土地资源用完了，那又用什么资源呢？金融资源？资本市场的资源？利用外资？近日陆磊撰文指出：中国的政策性金融运行方式将面临深刻转型；并可以预见，国家的整体投融资体系将因此面临根本性变革——国家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中央和地方的融资行为可以实现更为规范的操作。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质将解决过度投资问题，其信贷投放必须以财务可持续为基本原则，可以此剔除大量不具备财务价值的投资。可以预期，如果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市场化经营，则整个国家的投融资体制将实行全面的市场化。一方面，国家投资性领域将进一步从竞争性行业撤出，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产品的提供，金融和财政的职能边界将更为清晰；另一方面，一旦政策性银行全面实施商业化运作，则满足国家投资需求的融资主渠道将主要通过国债发行实现，政策性银行的财政支出性质可望彻底淡化，这对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体制意义。直辖10年，重庆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8.6亿美元，69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渝投资。重庆的区位优势和市场资源及潜力吸引外资，但实际效果不及邻近湖北、四川、陕西。据《2006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5587.50亿元，比年初增长16.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949.05亿元，增长15.8%。本外币贷款余额4443.84亿元，增长17.6%，其中个人消费贷款余额526.56亿元，增长27.1%。全市拥有证券经营机构64家，证券营业部63家。境内上市公司29家，总股本87.22亿股，比上年增长7.5%；股票总市值51.03亿元，比上年增长75.4%。境内上市公司共筹集资金3.4亿元。资本市场是重庆的弱项，重庆民营企业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在香港上市，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只是一句空话。2007年4月27日，黄奇帆常务副市长在陪同汪洋书记视察国企工作时，对国有企业提出工作要求“是要加快推动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工作，“十一五”末推动2/3以上的国有集团整体上市，上市市值达到8000-10000亿元。”有目标,有梦想和切合实际的措施、行动，重庆距这一天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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