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陈云经济学
回到陈云经济学在“背离陈云经济学的苦果”一文当中，我们已列举了当前中国经济越来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以及与此关系密切的就业不足与贫富分化现象，它们全部能够得到统计数据上的证实。同时，我们也非常明确地给出了问题的答案：中国经济之所以陷入上述宏观失控、微观失调的境地，一是由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忽视了陈云经济学关于消费与积累、储蓄与投资之间应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原理，在储蓄过快增长的情况下错误地限制投资以至于出现异常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过度使用行政手段，背离了陈云经济学关于宏观计划、微观市场或“鸟笼经济”的指导方针，以至于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出现不仅设置笼子，而且捆扎笼中之鸟翅膀的现象。
接下来的思考是，如果我们承认建国之后已发生的针对宏观经济的四次调整有三次是遵循陈云经济学的结果，有一次或最近一次是背离陈云经济学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继续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货币数量理论的摆布，倒是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货币政策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扮演着辅助以及次要的角色，其中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体系尚不成熟；如果我们不反对所谓经济问题大多是要素之间在数量和比例关系上的变化所预示的某种危机或灾难，并且能够借助以往积累的智慧把握其中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松懈独立自主意识，并且总是能够符合国内的实际情况……那么，为改变中国经济宏观失控、微观失调的现状，最好的路就是回到陈云经济学。
首先，回到陈云经济学关于有计划、按比例的宏观调控指导方针上来
有必要再强调一遍，由于忽视了陈云经济学关于消费与积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储蓄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以限制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储蓄增加值不能正常转换为投资增加值，导致日趋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以至于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导致就业不足和贫富分化。
在陈云经济学当中，宏观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是最核心的内容。其中的按比例是指经济要素之间的动态变量关系，或者拓扑关系；有计划则是在充分认知该等动态变量关系的基础上为确保必要的比例关系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不受损害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抽去具有时代烙印的计划经济的具体做法，我们就会发现，重要的不是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活动当中到底是否存在有计划、按比例的意识，以及在制订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是否受到有计划、按比例的指引。
我所说的具有时代烙印的计划经济的具体做法，是指不仅价值形态而且实物形态、不仅宏观而且微观的计划。必须承认，随着中国经济逐渐由国有经济一手遮天的格局转变为非国有经济占据主要地位的格局，类似钢铁产量、住宅施工面积与竣工面积、粮食产量、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等这类颇为具体的市场要素，早已不适于采用计划的方式在总量上加以提前确定，更不适于将总量以计划分解的方式落实到每一个经济单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宏观经济当中彻底放弃计划。相反，宏观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应当继续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而针对宏观经济当中的比例关系而制订的计划则应当继续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依据。
比如说，如果早一天认识到国内住宅领域持续的价格上涨，是由于供给不足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者需求的低价住宅供给不足造成的，那么，就应当依据预期的需求增长，增加相应的住宅供给，而不是盲目限制住宅投资增长。其中，住宅的供求平衡就是一个比例关系，而针对预期中的各类住宅需求增长而设定的住宅投资增长率本身就是一种计划。
我怀疑不再就未来宏观经济要素变量制订计划之后，宏观调控政策已失去了具体的方向，以至于目前的宏观调控十分被动地受到经济增长率、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等实时变量的牵引。我们显然不能否认目前的宏观调控有着颇为被动的特征。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点就是流动性过剩。为有效治理流动性过剩，必须充分顾及消费、储蓄、投资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并逐步恢复三者之间的动态变量平衡。确切地讲，就是要打通储蓄转换为投资的管道，而不是为该等转换设置障碍；要鼓励扩大投资，当然是有效率的投资，而不是继续限制投资；要通过扩大投资改善就业环境，而不是放任就业不足继续成为贫富分化的理由。应当说，这是回到陈云经济学极富现实意义的落脚点。
其次，回到陈云经济学关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的轨道上来，重新认识“鸟笼经济”的重要性
现在可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制度了。有人说美国所选择的制度是市场经济，中国则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如果注意到美国人无比重视财政预算以及相应的预算平衡，注意到美国人更加关注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注意到美国人一直以来对贸易平衡、充分就业以至经济增长率孜孜不倦的追求，注意到自罗斯福总统执政以后政府干预从来没有在美利坚国土上销声匿迹，注意到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反动，那么，我们似乎应当意识到，美国近七十年来的经济制度至少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或者干脆像罗斯福总统所实践的那样，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曾经是宏观计划经济加微观计划经济，但在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党内主张改革的元老推动下，特别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逐渐向宏观计划经济、微观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其中，陈云的贡献格外引人关注。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已经开始借助市场经济的方法指导边区经济。例如，毛泽东曾批评一些讲经济学的人不理解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陈云则是一个例外。陈云主张在两种货币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应稳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这要比当年英国人建议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时间早得多。不仅如此，陈云也主张利用法币贬值的时机提高边区出口货物价格，约束出口，并卖出黄金，买进法币，再利用法币升值的时机增加出口，卖出法币，买进黄金，由此赚取贸易顺差，充实银行公开储备。
在改革开放以后，陈云率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为当时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指引了方向。
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一向坚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原则，陈云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前后出现过重大调整，由以往的宏观计划加综合平衡逐步演变为宏观计划加市场调节。后者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他的“鸟笼经济”。
所谓鸟笼经济，是指宏观是笼，微观是鸟；计划是笼，市场是鸟；政策是笼，执行政策是鸟；综合平衡是笼，市场竞争是鸟；国家是笼，企业是鸟……没有笼子不行，笼子太小也不行；鸟一定要自由地飞，但飞出笼子也不行。
在我看来，“鸟笼经济”最现实的意义是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在尊重市场并借助市场经济的方法加以贯彻执行。受此指引，那种较多以行政干预的方法来贯彻执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是对“鸟笼经济”的背离吗？
这里所谓市场经济的方法，就基础设施投资而言，就是在诸如城市道路、铁路运力、医院病床、学校师资及校舍等等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以宏观长期计划为指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就是在企业利润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为实现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消耗，防止设备老化和安全事故，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已经对当前限制利润持续快速增长的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做法提出警告。在此，我要继续说，如果不借助市场经济的方法适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水平将持续上涨，高能耗的格局将难以改变，而企业的竞争力将日渐衰退。
当然，我所说的回到“鸟笼经济”，是以回到宏观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指导思想为前提的。这也体现了陈云经济学的系统性。
第三，在初步恢复必要的储蓄与投资平衡基础上，缩短均衡化矫正的周期
必须充分意识到，由于至今仍在执行的以限制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严重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到目前为止，中国至少已经积累了13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性，这使得恢复必要的储蓄与投资平衡是一项非常艰巨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务。
我一再怀疑所谓依靠央行的货币工具以不断吸收过剩流动性的方法就可以治理流动性过剩的说法。别的不说，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和扩大央行票据发行规模，只能是将过剩的流动性暂时转移到央行而已，实质上并没有被消灭，而迫于央行负债压力的考虑，央行所聚集的流动性迟早要释出，到那时，难免会形成新的流动性过剩因素。不管是居民的存款，还是商业银行的存款，或者是央行的存款，谁的存款都是储蓄。进一步说，不管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压力，还是央行的负债压力，谁的压力都是难受的事，谁难受谁知道。
我宁肯相信货币政策在维护一个经济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扮演着微调的角色，在价格体系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而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显然不是微调可以治理的，必须透过持续地扩大投资来加以均衡化矫正。只有在初步恢复必要的储蓄与投资平衡的基础上，货币政策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确切地说，就治理流动性过剩而言，货币政策应当在缩短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化矫正周期上发挥作用。当一个储蓄与投资不均衡的长周期成为现实的时候，货币政策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
我并不反对货币数量理论，只是强调来自美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新货币数量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败绩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货币数量理论的老家在中国。凯恩斯曾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学杂志》上撰文感叹中国人很早就懂得“货币数量说”。他引用明初叶子奇的话：“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其实，汉初学者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在他的“谏铸钱疏”一文当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上挟铜积以御轻重”或以增减货币流通量来影响价格的理论。在更早期的《春秋外传》中，也记载了学者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以贬值货币的情形。
最后，我想提醒我的同行，包括那些自认为高高在上的人和那些只懂得西方经济学的人，中国人必须学习中国古典经济学（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只是由于缺乏研究尚未形成清晰、完整和便于理解的体系，或者被人以学术成果篇幅过小而受到轻视），并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经济学体系，而且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样的努力。此外，当今世界所流行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中右经济学，或者说是政治上倾向于中右路线的经济学，但中左经济学却迟迟没有在以往极左经济学的基础上顺应中左政治的要求建立起来，这尤其与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壮大的中左政治势力及其在世界许多地方受到欢迎的现实极不对称。我想说的是，陈云经济学当中有着很有可能是世界迄今为止惟一得到初步验证的中左经济学理论，我们为什么不在此基础上创建出对世界上选择中左政治路线的国家具有普遍指导价值的中左经济学体系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