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传首发]敦煌本前凉净明所诵《法句经》
敦煌本前凉净明所诵《法句经》[/align]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前凉写本《法句经》，为卷轴装，前有截痕，仅存后本。白麻纸泛黄，质地精细，纸面光洁，保存良好，长135厘米、宽24.9厘米。存经文六十五行，行十六字至三十字不等，末尾有题记二则：
升平十二年（368年）沙弥净明
咸安三年（373年）十月二十日沙弥明净诵习《法句经》。
卷后的两句题记，可能是沙弥（即童僧）净明先后两次诵经的记录。
升平、咸安均为东晋年号，东晋用“升平”凡五年（357—361年），“咸安”只有两年（371—372年）。从两题记使用的年数和写本流传的地域看，此写经当为前凉遗物无疑。前凉张天锡时，奉(东晋)升平年号。迄今已知的有前凉升平纪年的遗物，多有发现，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升平十一年(367年)王念卖驼卷；敦煌前凉墓升平十三年(369年)张弘妻汜心客五谷瓶；陕西省博物馆藏升平十三年（369年）十月凉中作造金错泥；阿斯塔那墓升平十四年(370年)残卷等等。这些材料中所用的升平年号，都超过十年。而东晋在升平五年（361年）时，晋哀帝司马丕继位，改元“隆和”，升平年号从此结束。但远在河西的前凉政权，却一直沿用着升平年号，故出现了上述情况。此《法句经》所用升平年号，当然也属上述。咸安年号，前已提及。总之，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这卷写经是前凉的遗物当毫无问题。如果考虑其题记是沙弥净明诵经所留，其经文的抄写年代可能还要早些。如此《法句经》出于敦煌石室并写于莫高窟，说明的问题当更为重要，它至少告诉我们，敦煌地区在前凉时代，佛教是兴盛的。
《法句经》，梵名《昙钵偈》，分上下卷，三十九品。尊者法救撰，吴天竺沙门维祇难、竺律炎(一作竺将炎）译。《出三藏记集》卷七《法句经序》句曰：
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而《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结语，犹颂诗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经。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现道义，所以解人……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事均众经，章有本故，句有义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包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
此段话说得很清楚，《法句经》是带有“启蒙”性质的一种佛典，包括的内容又很丰富。在天竺学佛者，如不先学此经，是为“越叙”。
《贤愚经》卷四《摩诃斯那优婆夷品》又说，优婆夷摩诃斯那请求佛为自己授戒，佛为其授之，其得戒之后，对佛说：我的住处极为偏远，请您给我赐给一点东西，我当永远敬奉。经文接着说：
过去诸佛，如恒河沙，尽说《法句》；未来诸佛，如恒河沙，亦说是经。尔时世尊，以《法 句经》与优婆斯那，令讽奉行。(优婆斯那)得已作礼，绕佛三匝而去。还本聚落，思惟忆念佛 所与经。是时中夜，于高屋上，思佛功德，读诵《法句》……
在这里，过去佛说《法句经》；未来佛也说《法句经》；现在佛当然也把《法句经》赠给了优婆夷斯那，让其颂习。由此可见，佛教对此经足很看重的。实际上，《法句经》是“小乘佛教”的基本读物，其内容是采自佛经中关于人生哲理和佛教基本教义偈颂的汇集。学此经，可以达到出力少而收获多的效果。很巧，前凉写本《法句经》末尾的两处题记都是沙弥，看来，他也是一个“始进者”(开始学佛者)，既然前凉时代有些一个“始进者”见于难得的资料，其有老师和众多的“始进者”当足无疑的。
总之，前凉之代，河西佛教一定是很兴盛的，可惜，关于前凉佛教的材料，留下来的太少。就连《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昇，对此也表示遗憾。他在编完了前凉译的四部佛经目录之后，感叹并带有希望地说：
前凉之代，应更出经，后进遇之，幸续编附。
可惜智昇的愿望，至今还未能实现。
《魏书•释老志》云：
凉州自张轨（255—314年）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这句话似乎告诉人们，河西地区佛教的流传是从前凉张轨开始的。实际情况是，在张轨之前，佛教早已传人河西，但这句话仍给人们留下了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前凉时期是河西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详见《晋书》卷十六。
见《敦煌晋墓》，《考古》(北京)1974年第3期。
《出三藏记集》卷七说《法句经序》“未详作者”；《贞元新定释救目录》卷三在维祇难《法句经》下注云：“谦制序”，据此序，《法句经》先由维祇难、竺将炎译于武昌，后序作者(支谦)又从竺将炎重受《法句经》，并重新校译，参见任继愈教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174页注。
参见秦明治相关文章。
按：此文乃是河西佛教史的一个部分，分享此文是为了让网友更好地理解敦煌——那片曾经辉煌和神秘的佛国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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