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全球化“棋局”
王健君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全球化进程，在追求和维护和平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秩序注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活力和新价值，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内涵
“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2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总理在文章中向全体国人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篇旨在向世界解读中国发展战略、阐释中国国际立场和责任的重要文章，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一个重大事实：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事件，其进退和兴衰，一方面深刻依赖于世界，另一方面也强烈影响着世界。
如果说10年前，按照发展水平，中国还只是“有潜力的大国”，5年前准备加入WTO的中国是“候选大国”，那么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现实大国。“其中关键的表现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升级到了全球化层面，正在快速而迅猛地与世界融合，这种趋势不但明显，而且已很难阻挡。”采访中，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告诉《商务周刊》，无论是对现有世界体系主导者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中国自身而言，这个局面都是全新的挑战。
因此，认识中国发展升级面对的新特征和新挑战，是把握“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的关键，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好应对准备的关键。
国际政经出现三大变局
2月15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声称，美国国会议员对全球化的不安情绪非常强烈。“全盘接受全球化、接受技术变革的政策目前已走到尽头。”他说到，“（美国）人们开始怀疑，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资本流动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位民主党人表示，多哈协议将会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
“全球化”竟然也刺痛了曾经最高调的全球化“布道师”。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把这一现象，尤其是最近多哈回合的失败，归结为当下国际经济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被称为“发展回合”的多哈回合原是人们更大的努力和希望，它涉及世界90%以上的人口和贸易。但就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候，却因重大的利益分歧而宣告中止——发达国家之间在涉及农产品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也存在重大分歧。
“虽然多哈回合的失败并不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势头已经逆转，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挫折。”秦亚青说。
在他看来，多哈回合的失败使得国际经济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当今世界经济已经高度相互依存，需要一个更加合作和更加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全球贫富差距的加大和各国利益分歧的不可调和，又使得参与多哈回合的各方不做让步和妥协。由此导致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会再度抬头。
“由于完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努力难以奏效，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一些主要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按照秦亚青的分析，“在更深层面上，世界经济领域自由化进程的挫折表现出近几年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内国际事务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亦即国内政治国际化。农产品的国内支持和关税削减、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等一系列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困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国内政治的复杂导致了国际谈判中不肯妥协的强硬立场。”
其次，世界力量格局方面，秦亚青认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大国关系仍以合作为主，一超多强仍然是当前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美国的一超地位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共同发展的态势也会持续下去。“虽然现在有着诸多对美国实力的负面评估，但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实力正在或已经下降。”他提醒说。
但具体就美国而言，有三点变化值得注意。其一，美国虽然实力超群，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还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加深的复杂形势下，美国同其他大国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彼此利益冲突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体系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美国在大国互动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要以较低成本防止出现挑战其一超地位的大国和力量。美国紧迫的战略目标也很明确——反恐防扩。所以，美国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主要是两手：既接触又遏制，既利用又控制，既借重又牵制，对中国尤其如此。
其三，在美国认为涉及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美国的一超地位很容易使其采取单边手段，伊拉克战争是突出的表现。
目前，世界其他大国基本接受了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现实，无意也无力单独与美国公开和全面对抗。各主要大国都从实际出发，把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突出位置，与美国既合作也斗争。由于各大国彼此制衡，不愿轻易破裂，走向对抗，因此，美与各大国的关系总体可以保持稳定。
同时，由于各大国共同利益与矛盾并存，因此没有界限分明的阵营和一成不变的力量组合，而是在不同条件下，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和与各自利益的关系，形成不同的力量组合。所以，与冷战时期的结盟不同，各主要大国加强彼此关系主要不是为了对抗美国，也不会因此牺牲各自同美国的关系，而主要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但是，大国间形成稳定和协调的关系，有助于对美国单边独霸形成制约。
第三大变局发生在国际政治焦点矛盾上。在秦亚青看来，就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深化，文明冲突可能成为自证预言”。他指出，“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赢得世界普遍同情，但其之后的外交战略却“成功地孤立了美国”，严重削弱了自身的软实力。美国不顾世界诸多国家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但引起包括欧洲主要盟国在内的反对，也异化了伊斯兰世界。
“亨廷顿曾预言，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将被文明冲突所取代，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要冲突形式，并特别指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世界冲突的主线。”秦亚青告诉记者，现实中，美国官方和媒体的话语，比如“十字军”和“法西斯”等概念的类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认知和心态，“这样一来，亨廷顿的预言就有成为自证预言的危险”。
而且，这种认知和心态绝不是单方面的，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也越来越深。尽管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也采取措施试图改善美国形象，但在伊斯兰世界并未奏效。秦亚青的判断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已经结成的敌意是很难解决的，并且这种敌意文化会日益深化，甚至旷日持久地发展下去。”
可以说，这三大新变局构成了当前和未来相当时期全球化下的中国发展的国际背景。
全球化下的中国
在秦亚青看来，“9·11”事件以来的5年中，全球更显著的变化应该是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以年均10%的速度发展，这本身就是国际形势中的重大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国际政治专家普遍将中国定位于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之间。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主要是机遇。”他分析说，仅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中国与美国一起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东亚各国的发展，包括日本经济的复苏，都与中国强劲的拉动力有关。比如，中国的大市场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吸引诸多跨国公司的外资投入。在朝核问题、反恐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地区一体化等安全领域，中国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影响力上升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模式。”秦亚青告诉记者，中国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这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原《时代》周刊国际报道主编库珀·雷默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出所谓“北京共识”，并更进一步提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一时间仿佛中国不仅成了国际社会学习的“好榜样”，而且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顶礼膜拜的对象。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改革与开放二位一体。中国的改革，不是封闭环境中的改革，而是全面开放中的改革。改革的成功促成了开放，开放的成功又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强劲动力。”秦亚青指出，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充分估计中国对国际社会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迅速发展这一事实本身也会对国际体系产生压力。”秦亚青具体分析说，一是对国际体系实力结构产生压力，亦即中国作为上升中的大国，会改变地区和世界现行实力分配的格局，尤其是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上升的时期，这种情势会更加明显。
二是对国际制度体系产生压力。在一个大国迅速发展的时期，可能引发这个大国怎样对待国际制度体系的疑虑。国际社会存在没有政府的治理和没有政治权威的规则，大国崛起之后，是否会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制度来替代现有制度，从而根本改变国际秩序，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主要疑虑。
三是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压力。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自由贸易、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会有竞争；在中国与发展中大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但也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与印度在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上比较优势趋近，中国与巴西的初级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等。中国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主要表现在国际生产分工链低端或较低端的竞争。
四是对环境和资源产生压力。虽然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的5%，但能耗是全球水平的3倍，石油消耗超过全球7%，原煤消耗超过世界的30％，钢铁消耗约占世界30%，水泥消耗约占世界的45％。结果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氮排放国，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70%河流和湖泊危急。国家环保总局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2020年中国污染排放量将翻两番。
与此相对应，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教授高柏从外部视角告诉《商务周刊》，首先，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过强。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美贸易总额占中国GDP和贸易总额分别为10%和15%。“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结果是，如果美国经济有波动，或者中美关系出现大的变动，中国的出口将受到沉重打击。”他说。
第二方面的风险在于，中国建立世界工厂的模式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这就使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突然觉得，迫切需要获得资源的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从近年来日本和俄国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的种种博弈可以看得很清楚。”高柏指出，国际政治由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指导，即一方的强大意味着另一方的受损。这样，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要求实现人民币升值和汇率体系变化的政治压力肯定是越来越大，所谓中国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掠夺资源的“中国威胁论”总是存在市场。
第三个风险在于中国GDP对国际贸易的依存率。我国外贸依存率从2002年的49%已经上升到了2006年的近66%，其中2004年这个数据曾高达70%。这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经济高度开放，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
这样一来，从世界和中国两个角度来分析，大致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发展环境“局部问题较多，但总体形势有利”，发展方向“细节有待完善，战略要稳定持续”，发展模式“亟待全面创新”，而发展成功的保障，则是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需要不断提高。
知彼知己谋发展
张宇燕认为，要提高中国发展过程中应对挑战的能力，关键一点是要学会理解别人的思路。中国发展追求的最直接的目标是现代化。他说：“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拥有和美国一样的物质生活水平，我想西方国家无疑是惧怕的，至少是不情愿的。但如果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看成中国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且没有终点的追赶，恐怕西方还是求之不得或乐见其成的。”
在张宇燕看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中，从某种意义上讲面临着一个两难抉择。对资本和投资者而言，一个封闭的中国显然是一种巨大获利机会的丧失，让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无疑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即通过交换从其他人或其他国家的劳动中攫取利润是相违背的。他甚至判断，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有一天崩溃了，那么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广大欠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退出了这一体系，从而使以发达国家构成的世界“中心”失去了为之提供养料的和水分的“边缘”。
基于这样的逻辑，张宇燕认为当今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设法打消那些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遇到挫折、对全球化将信将疑的“边缘”国家的顾虑，让它们继续留在或加快进入由资本主义掌控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判断，对西方世界相当重要。
但另一方面，一个开放的、经济迅速增长和强大的中国，又似乎不可避免地对既得利益的先发国家构成威胁。“至少发达国家是如此认为的。”张宇燕分析，对发达国家来说，既要尽可能地打开“边缘”之市场，同时又力求维护“中心”的既得利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精心权衡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控制这一进程”。
张宇燕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归类于西方极少数直言不讳的具有俾斯麦风格的大战略家，对于中国的“控制”，他认为布氏10年前撰写的《大棋局》一书中所给出的许多判断，至今仍然“非常值得重视”。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是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当今世界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全球便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二三十年后，美国的全球霸权将让位于一种全球合作结构，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帝国等级结构、同时又让美国处于各种力量相互衔接之中心的结构。
基于这一基本判断，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便一目了然：把美国的霸主地位至少维持一代以上，同时建立起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使它能够吸收和化解社会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并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家共同分担责任以实现全球和平的地缘政治中心。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的判断很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张宇燕说，“在布氏眼中，中国在2020年以前不可能强大到威胁美国的程度，但肯定会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中国不可能分裂，不可能长期回避民主，中国目前的中心目标在于和平地提高地区地位，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以迫使美国在亚洲把中国当作盟国和伙伴。”
基于此，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把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中国吸收进亚洲的地区大框架，让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锚”，享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其利益受到高度尊重的范围，但钝化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野心。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借助一杯水描述了这种状态：杯子“遏制”了水，而不是“摧毁”了它。
但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8年。如果这样的高增长再保持20年，世界将会怎样？按照西方“力量此消彼涨”的逻辑，这一前景万分恐怖。张宇燕告诉记者，“应该说，‘中国威胁论’不过是西方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按照西方的逻辑他们是对的，因为从西方历史中能归纳出来的结论只能是这个样子：一个国家强大了，就要改变规则。这往往意味着战争。”
中国强大了后，是否一定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张宇燕说，假定归纳法可信度很高，那么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文明的本质决定了中国不会步西方后尘——强大后，西方列强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事实上选择的是两条路。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和平发展也是未来一个大国成长的理性选择。张宇燕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在《政治学中的长周期》一书中，揭示了世界政治长周期的“世纪性规律”。该规律基本点有三：其一，挑战者统统失败了；其二，成为新世界领导者的国家，无一不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其三，挑战者的合作伙伴一般均随挑战者的失败而同遭厄运。比如作为领导者的荷兰、英国、美国，作为挑战者的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的德国和希特勒德国。
张宇燕指出：“虽说莫德尔斯基在书中确实谈到了世界霸权更迭过程中不乏战争，但就整体而言，自1500年以来的几次霸主位置的更迭，都是由正在衰落的领导者逐渐地把权柄‘禅让’给其主要伙伴。”
至于当前仍然不时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张宇燕给出了另一种解读。
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J·W·富布莱特是张宇燕看到最直言不讳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政治家。“富布莱特批评说，冷战期间每当显露出美苏关系改善迹象时，总要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最终破坏走向缓和与军备控制的努力。他给出的结论意味深长：美国政策已经完全被利益集团支配了。”他说。
“大敌当前的局面往往会使某些利益集团获益，而当敌人不复存在时，其利益基础就会消失，这时利益集团便要千方百计寻找一个敌人，至少‘臆造’出一个潜在的敌人。”张宇燕说，“即便你现在实力上还够不上是我的敌人，他们也要把你设想成为20年后的敌人。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维持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具有某种‘原罪’。”
他指出，美国霸权道路上，例如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
中国策
我们正身处的“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这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步入良性循环的关键时期，但同时也是发展中社会矛盾很不稳定的时期。与此同时，未来15—20年，世界大战难以发生，大规模外国入侵也很难出现，外部环境总体对中国有利，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因此，中国需要千方百计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为此，一位高层智囊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面，要注意从下面五个方面进行战略考虑。
其一，重视和加强中国正面的大国形象建设。一个有志于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总是努力塑造自身的良好国际形象，使自己被看作是一个不负众望的新型大国。比如，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大力相助，极大提高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更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建设方面。他所称的现代跨国价值观念，根本范畴是“自由”、“社会正义”、“生态保护”和“经济成长”。“很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内，但现在从政府到舆论，中国人越来越感觉到这一成就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损‘社会正义’和牺牲‘生态保护’为代价的。”他说，“严格说，我们现在对跨国价值理念方面的贡献，仍大不如过去的英国人、美国人和十月革命的苏联人，也不如20世纪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大兴起和毛泽东时代。”
该智囊人士指出，在这方面，当今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的国际和跨国适切性和创造性的‘北京共识’”。
“我们最终将发觉，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经久保持为世界强国，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地应付这一挑战。”他说。
其二，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旗帜。上述人士分析说，“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究竟要在世界舞台捍卫什么样的价值？仅就经济领域来说，我以为最响亮的口号、最有感召力的旗帜、最令人信服的逻辑，似乎首推自由贸易主义与全球联邦主义。”
他强调：“我们崇尚的不是那些半截子的自由贸易主义，而是彻底的全球自由主义，它不仅包括贸易自由和资本自由，而且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们总在谈天下大同，而天下大同的经济内涵之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种彻底的全球自由主义。”
“因此，如果我们推想将来全球经济关系的话，我想中国应该是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文明。”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浪潮。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人和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西方人能够携手共同捍卫这些原则。在我看来，市场交易、自由贸易原则将来可能是保障世界和平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三，大力发展高科技，积极推动中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升级换代。对作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绝大多数“边缘”国家如果拒绝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好像又实在没有出路；但另一方面，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被迫接受“中心”定义下的于己不利的规则，自身的产业结构就逐渐被国际分工所锁定，越是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其经济就越是依赖“中心”，结果“边缘”和“中心”的相对差距可能越拉越大。
对中国而言，最可怕的结局恐怕莫过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被现行的国际分工固定于金字塔底座。“美国为什么能够长久称雄世界，主要答案就是其在20世纪始终在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成就所带来的冲击。2004年12月份，美国《商业周刊》在题为《中国价格》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高科技相结合，美国就要出大问题。”
其四，必须在制度层面构建真正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加快“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内容是科技发展，而科技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就无法保证持续有效的驱动力。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打碎国际分工怪圈，也在于建立起可依靠的国内市场。
比如，美国保持其竞争优势的秘密武器不仅仅在于钱，而更多地在于聪明的钱，即投资于科技发展的资金是由那些懂得开创性技术的巨大潜力，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去主导世界市场的人提供的，而使普通的“资金”变成“聪明的资金”，正是因为有一个多层次、竞争性、分工明确且有效运转的金融市场。
与有效且统一的市场相对应的，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1月底，上海“两会”召开，相比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只用36个字讲政府工作不足，今年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则用了9页之多谈政府自身的建设。上海各界代表对政府权力的边界与职能问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思热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重新看待“强政府模式”。
上海强政府发展模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上海快速发展的成功所在。“强政府的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海市社科院一位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但随着市场建设的深入，特别是上海社保案的发生，强政府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
“强政府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不清晰，容易越界。究其根源，还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政府能力越强，对权力的要求就越大，而监督力量又太薄弱。”他就此强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上海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是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大势所趋。
其五，把扩大内需置于战略位置加快推进。为了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及时地通过解决国内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从而有效地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在近期内转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
这是一个在多跑道上与时间的赛跑。如果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重大危机之前，在国内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急剧增加之前，就完成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变，不仅会减轻本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减少与此相伴的风险，并通过进一步增加进口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而且还会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珍惜赢得的每一分钟，真正下大的决心，走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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