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席殊
末路席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08日 15:18 《财经文摘》本期我们剖析席殊。
手中的这把刀，其实是犹豫了许久才落下来的。
一个因素，是因为席殊书屋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大企业，他的欠款，大都是几百元几千元，打官司的常常只有几万元，对于许多大公司来说，这点钱连打官司都不值得。席殊鼎盛时期的年营业额也就3亿元，而且这3亿现金能不能从席殊的账上流过还很难说，因为对席殊的六百多家加盟店来说，席殊不过是一块招牌。在交过加盟费后，这些书店大都有自己的沟沟渠渠，真金白银都有自己的流动方式，很难再流入席殊的所谓大河。
再一个因素，是我们很难讲席殊就是一个从开始就抱着欺诈心理投入商海的人。
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席殊是个文化人。即便是商人，也是儒商。不说他温文尔雅的外表，就是他的一笔好字，肯定也不是靠欺骗能够写出来的。一个文化人，一个有点抱负想在文化产业上做一番事业的文化人，即使是走入末路，我们似乎也应当多一些同情。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说席殊。因为这是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比如，一个对经济和现代化管理基本不懂的人，应当怎么经营现代企业？在一个有着诸多准入限制的行业，民营企业应当怎样生存？图书业的连锁加盟，应当是怎样的操作模式？一个家族式的企业，又要与国际接轨，应当是怎样的管理模式？在企业遇到困境的时候，应当怎样度过难关？
也许我们的文章不能全部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提出问题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还要有许多人投身商海，这样的问题会常常遇到。即使不作席殊，也有可能遇到席殊。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会想起今天的这把刀。
《财经文摘》编辑部
末路席殊
本刊记者 章剑锋
仿若一夜之间，移星换月、风雨飘摇。冠集知识分子、书法家、商界领袖、民主党派人士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席殊，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此前后，席氏历时12年之久一手打造起来的图书连锁商业帝国亦尽悉陷于崩颓境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其背后到底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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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走鹏润
位于北京市霄云路6号的鹏润大厦，商旅如织、一派繁华。有幸入驻该座综合性商用物业A2306室的业主，现时犹有机会得识两扇物业封条尚未揭去的玻璃门，以及门后那一墙残存的“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的名称和标识。没有炫耀灯光的映照，缺少商务氛围的烘托，这间深处廊道底端，年租约120万元，总面积达602平方米的奢华商务场所人迹难觅、门庭冷落，只有前承租方留下来的一些故有痕迹，或能表明这里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而艰涩的辉煌。
2006年9月，承租人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搬离此地。自此，席殊及其苦心钻营多年的“席殊书屋”图书连锁商业体系随之辉煌告寝、黯然收场——此前的三年时间里，席氏在这座堪为北京顶级商用物业的23层费尽心思筹划和维持，方能保得整个“席殊书屋”系不至于一夕崩殂，且断断续续、时起时落地迎来了三年多的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时期。
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席氏雄心勃勃，欲图打造“中国亚马逊”，此后更是致力于民营连锁图书商业的谋取之道。及至今日，“中国亚马逊”的神话早已破灭，席氏倾力打造的商业王国亦陷于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接踵到来的债权人的催逼，使人疲于应付，亦系促使席氏及其团队顷刻解体、远遁他所的一个重要因素。局中人士告诉《财经文摘》记者，事实上，早在2001、2002年，席氏已经深陷日甚一日的债务纠葛之中，为债所累。形形色色的债权人纷至沓来，以各种形式追讨债务的频次平均一个月竟有几十起之多，而在这背后，“欠债很多，数目很大，短时间内几乎看不到有解决债务的可能。”
而据本刊记者获知，席氏在经营书业的整个过程中，债务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1997年11月，席殊书屋有限公司在北京运营方满两年，其间曾有一次股权变更，北京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注册会计师对席殊书屋有限公司进行验资。验资报告显示，席氏彼时的流动性负债超过114万。此后多年，在这一负债额基础之上，债务如同滚雪球一般连年积胀。现时的负债额度以及债权、债务链条究竟庞杂到何种程度，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但是，自债权人构成情况来看，或可窥见些微痕迹。调查显示，在所有债权人当中，包括上游出版社与供货商、下游特许连锁加盟店、旌旗席殊一批职员在内的主体构成了主要的债权人体系，轮番施压，内外交困。
没有确切资料可以显示旌旗席殊是自何时与诸多出版社结下不解债务之缘的。但来自出版社和供货商的追偿不可避免地将席氏推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债务漩涡。在2004年，旌旗席殊经历了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次诉讼，该起官司因旌旗席殊迟迟未能偿还共和联动8万元书款而起。媒体报称，席氏当时的账面资金只有9000元，已然捉襟见肘。
该起诉讼迄今不见了结迹象。在接受本刊记者询问之时，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表示不愿再述及这一桩陈年旧事，也未能做出最新说明。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由共和联动诉诸法庭开始，围绕席氏身前身后构织起来的一个略为隐蔽的债务黑洞迅即便被揭去盖子。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旌旗席殊仅拖欠出版社的总款额就达1500万。
“他这种商业模式没办法不欠钱。”知情人士称，旌旗席殊的特许连锁经营模式存在先天缺陷。规模空前时期，分布全国的加盟书店一度达到800余家。此一过程中，旌旗席殊总部充任的不仅仅是这些书店的连锁授权人，更与各门店达成供货协议，成为唯一供货与配送主体。旌旗席殊总部与出版社等上游主体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作为货品流通必须环节，出版社的图书需要经过北京总部配发给各地门店。
此时，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其一，当北京的货品发往全国各地之时，繁重的物流成本由之派生，且随着加盟体系的扩张而进一步膨胀；其二，由于信息流不畅，全国门店的积压货品难以及时被清仓收回，并不得及时返回上游供货商，受漫长的清仓周期所累，货品逾期不能退返交割，占压了资金。其三，在此情况下，若要确保面对门店的供货配送不被中断，总部除去将加盟店的铺货款尽悉投入到上游供货环节，且需要自行垫付一部分资金。当资金不济之时，则需要向上游供货商赊销，与出版商的债务关系必然出现。
与此同时，加盟店、内部职员的债务亦竟相堆积。旌旗席殊曾与加盟店达成协议，若供货中断或经营难以维系，加盟店可以申请退出加盟体系，总部亦将会清退铺货款及相应款项。但据本刊记者调查，该项协议一直不能全面和如实兑现，主要分布于中国地级市、县级市的多数门店在近几年间陆续投入催债行列。
“一万块钱还是分四五次退完的”，2003年的一位加盟商说。
由于外部债务的困扰，旌旗席殊内部职员的工资亦出现青黄不接。一位据称被拖欠了几万元的前职员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离开公司的最后几个月，公司工资偿付出现断档，很多员工持续数月未能取得工资。另一些职员在离开之后，旋即将旌旗席殊及其法人代表席氏推上被告席，要求席氏履行工资偿付义务。
一位职员对本刊记者称，在起诉旌旗席殊之前，其曾致电席氏，“他说，希望我理解。”
——索债之风一直延续。至今，债权人已经无门可入。席氏自鹏润大厦之中撤走，由此被相当一部分债权人视作出于“因债亡命”之举而大肆加以讨伐，“席殊书屋”系的繁重债务链条亦经一些知情人士诉诸口笔而初露端倪，成为压垮席氏虽经年孤诣却始终危如累卵的图书连锁商业帝国的一根致命稻草。
救亡图存
不只是笨拙不灵的连锁模式导致席氏债务频生、接连溃败，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倾力打造以三驾马车著称的(连锁店、俱乐部、网络书店)“席殊书屋”体系、推进整个图书连锁商业于中国各地快速移植和复制的过程中，席氏日益在资金困局中泥足深陷、不得解脱。由于缺少雄厚资金流的支撑，席氏的商业行走注定成为一次战战兢兢的履冰临渊之旅，中道崩坏，并不意外。
这一切似乎均与闪电般的扩张有关。本刊记者得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历过短暂积累与蓄势之后，席氏即开始广泛推行自己的连锁模式。这为“席殊书屋”整个后续发展埋下隐患，及至后来，自有资金实力愈显孱弱不继，资金链条始终处于一种难以维系的不稳状态。
“前期资金不足，总是要想办法快速引入运转资金。”一位追随席氏南下北上创业奔波的旌旗席殊原内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此前后的近十年间，席氏屡屡尝试摆脱资金束缚，他的主要致力目标也不外乎找钱。由于银行面向民营书店的谨慎贷款控制，自银行融资的大门一直不得叩启，不甘受制于资金困局的席氏转而奋起寻觅风险投资或战略合伙人，力图借助外来资金的注入挽颓势于即倒，但此种努力经过曲折反复、结果不甚理想。
本刊记者调查，自1999年至2005年的短短七年时间，席氏前后主要融资共计达四次之多，时序跨度不可谓不频繁。而这四次融资，最终无一不以告败落幕。
1999年9月，席氏试图引入加拿大龙源国际集团的资金，共同合作创立彼时号称中国最大的龙源席殊网上图书俱乐部。此项合作若得以展开，中国第一个网上书店将横空出世。但是，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合作突然告崩。
翌年春天，席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龙源实非大投资人，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只谈成了一笔300万元的最低投入资金，并商定，龙源回加拿大融资，而席氏则在国内筹备网站开通事宜。资金将在3个月内每月打入100万，网站将在2000年1月开通。但在此后，一直不见加拿大方面的资金到位，合作由之取消。
然而，本刊记者获悉，此项已经通过书面协议实质性达成的合作之所以流产，事实上另有出入。
龙源国际集团成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旗下拥有一家出版社、一个国际书网和一个中文期刊网，号称是一家以北美和中国为基地，面向全球的文化信息集团，主要业务以向海内外出售电子刊物内容为主，40%的营收来自海外。
龙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加籍华人汤潮、穆广菊夫妇。汤潮原籍甘肃省酒泉市，1978年由四川外语学院被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选送至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1981学成归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1986年复又赴加，执教于约克大学。五年之后，汤辞去大学教务，改行从商。1991年，汤氏在加拿大创办了中国制造集团，业务涉及中、加市场的商贸往来，彼时颇有影响，亦为汤氏归国创业埋下根基。
“有17个省市的经贸委去加拿大参加我们的展销会，这让我结识了中国诸多财经界人士，铺开了一条道路。”汤氏向本刊记者表示。
1992年春节，汤氏携资进入中国海南，与中国银行驻海南地方分支机构及另一位当地商界人士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海南最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经营。该次组合的三方颇不寻常，被外界誉为岛内“三龙”。
之前数年，海南经历过一次房地产泡沫破灭波浮，市场趋于低潮，土地过度廉价。汤氏自诩具有战略眼光，彼时海南地价贱卖到70元每平方米，“三龙”公司大肆圈地，以炒卖土地为务。到1993年，岛内地价每平方米狂飙至12000元，“三龙”趁势抛售”转眼便暴得财富。如是数番辗转，汤氏自心底里表示不喜欢，他说，“总觉得有一种投机致富的感觉，不是真正的劳动致富。”
时至1997年，汤氏斥资2000万于加拿大建立龙源集团，转而将所有精力倾注到毕生衷情的龙源书业上，通过互联网着手经营自认为稀缺且高价值的中文书刊内容阅读供应服务。汤氏拿出当年圈地的魄力，圈下一批国内书刊资源，与之达成合作协议，将他们的电子版内容通过网络平台有偿发布给读者。
此后，汤氏规划在中国建设自己的图书网络。在他的计划当中，需要找至少这样两个主体进行合作，一方是国有背景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因其具备强势背景与政策优势，另一方则是在汤氏看来系出民营但富有经验的席殊。据汤氏称，国际图书总公司当时对共同投资建设网络书店表示了浓厚兴趣，但对于席殊怀持不小的意见，主张将之排除出局。
虽然国图执意冷落席殊，但汤氏与之可谓“一见倾心”，双方有着高度默契的合作意愿。向国图力挺席氏之时，在1999年，双方达成一项书面协议，按照时间表约定，汤氏将注资300万，收购席氏“三驾马车”之一即好书俱乐部70%的股份，这意味，席氏将交出图书俱乐部的控股权，改由汤氏全权控股。交换条件在于，汤氏将拿出龙源网上书店的一部分股权与之置换，席氏成为龙源的一席股东，但未控股，同时，席氏还将获得一部分资金补偿。
这桩交易可谓双方互为瞩意。汤氏表示，好书俱乐部拥有遍布全国的超过10万名会员，这是一个庞大的客户群，对龙源的发展有着资源互补优势。而当时的席氏，资金链明显紧张。汤氏的介入，可以补充资金断档。
“我觉得当时他是看好我们的资金背景。”汤氏表示，龙源预备将资金投入中国，而且龙源拥有一套基于互联网运作的书业模式，席氏也极可能看好。
合作协议达成之后，根据约定时间表，汤氏对席氏展开合作前夕的尽职调查，欲图弄清席氏的全部家底，但据一些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席氏的实际情况与口头表述存在差异，诸如俱乐部会员的数量差异、各项资产的有无等。该项调查进行中，汤氏没有将资金尽数注入，而是只投入了一笔10多万元的前期开办费。
“他可能欠了出版社很多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汤氏说道，即使如此，因为当时尽职调查尚未终结，他不能将钱全部注入。是年底，在尽职调查尚未全面告毕之时，汤氏回到加拿大过圣诞节。在此前后，席氏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席间结识了具有融合资金能力的MyWeb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许晖，双方一拍即合，稍后即高调宣布合作。龙源与席氏的合作由此意外搁浅。
“合不合作？我觉得还是不合作的好”，时至今日，汤氏叙及此事时对席氏亦不免作评，认为虽然作废了合同，折损了十几万元资金，但当初自己选择息事宁人、废黜合同之举是明智的，因为此后席氏与后续合作者不是半路分手，便是不欢而散，他由此得出结论，“不脚踏实地、投机式的、完全糊弄人，那是不长久的。”
同乡“联姻”
邂逅许晖，令席氏雄心大振，并瞬息引燃打造中国“亚马逊”的宏大激情。
——许晖，江西省南昌市人。1990年自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进入南昌市科委任职。一年之后，因为一场单位内部的派别政治冲突，自称成为“牺牲品”的许晖毅然离开南昌返回武汉。在导师的帮助下，许晖进入证券业领域，操弄实务、潜心修习，由此崭露头角。
在武汉，许晖先后筹备了一家证券公司，筹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协会，并得以进入政府全面控制的江汉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1992年，一批海外投资人访问江汉公司，公司内唯一深谙实务的“金融专家”许晖被推向前台，在该次对话交流中碰撞出“火花”。稍后，海外投资人团队中有成员游说许晖与之合作，共同投资城市信用社，背倚雄厚的海外资本，许晖很快通过关系拿到了组建两家城市信用社的批文。及至后来，这两家信用社被当地的城市合作银行全盘收购。
1996年之后，许晖认为金融领域投机风行、关系复杂、腐败频仍、充满危机，转而看好逐渐兴起的互联网经济，于是有意自旧有领域退出。之后，经由投资信用社时期的一位海外投资人的引荐，许氏加入MyWeb，出任该公司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这是一家以经营网络电视业务为主的海外上市公司。
1999年，全球互联网迎来泡沫波峰，MyWeb亦被泡沫化，许氏建议公司董事会利用被高估的价值去收购传统产业。他的具体想法是，“比如一个图书连锁企业，做十年才值1000万，我们才做一年就抵他们几十倍，传统企业的大佬对此深感恐惧。但这不正常。不过可以转变。我认为应该往实业方向走，要进入真正的商业，而非做概念公司”。
但该项建议并未获得通过。是年12月，许氏在一次演讲间隙得识同为江西籍的席殊，初步交流，对之颇有认同。彼时席氏正遇资金吃紧，上下无着情状，意欲寻求解决策略。据许氏回忆，最初他只是给席氏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余兴未消，继而有意为之寻觅有资金筹集能力的合作伙伴。
“朋友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就不干，因为我也不了解他(席氏)。”许氏说。在他的眼中，席氏的出现与他主张MyWeb走实务商业路线是可以吻合对接的，但考虑到若要求公司与之合作，短期几乎不可能获得股东决议通过。因之，许氏决定先行个人出资收购席氏的一部分股权。此后，许氏向MyWeb递交辞呈，卸下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一职。
许氏向本刊记者述及这一选择时说道，因受亚马逊模式的影响过甚，当时有在电子商务领域一展拳脚的抱负。席氏的适时出现，使他萌生进入图书领域一探究竟的念头，若能使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进行对接，构建强大的网络销售模式，使连锁店、网上书店、图书俱乐部三位一体，将使货物配送与流通更趋透明、便捷和高效。
抱持这样一重愿望，许氏介入了席氏的事业。新资方注入资金后，双方各持50%的股份，许氏出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席氏担任总裁。北京席殊书屋有限公司亦由此变更为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单的名称更替背后，预示席殊书屋体系旧有的商业模式正被悉数改写，而这种改写由许氏一手主推。
许氏本人亦向本刊记者承认，在他大刀阔斧的整合之下，原来的席殊书屋到后来“已不是席殊书屋了”，而是被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和非常有效率的公司。然而，换言之，这种商业模式的更替更多时候是由席氏而许氏的过渡，意味着许氏风格正在逐步崛起并确立其核心地位，而其得以确立的基础无外乎是建立在席氏模式的旁落之上的。
不可否认，这种改造或称之为全盘替换亦不为过的大清洗将“席殊书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许氏眼中，席殊书屋在图书行业里面极具产业优势，当通过网络将仓储、供应链、连锁店、俱乐部等环节全部置于总部实时掌控之下，原有优势得以放大，所有信息均可有效调配，效率大幅提高。
除了推翻席氏积数年之功树立起来的一套传统模式的僵躯残骸，使自己的最新模式得以顺利培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许氏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使长期紧绷而不稳的资金链条得以确保无虞。在其向席殊书屋注入资金之后，围绕许氏周遭的投资人随之跟进，行将崩裂的资金链即刻获得缓释。许氏用“要多少有多少、源源不断”等词汇来向本刊记者形喻他曾给席殊书屋带去的资金流量。据他透露，介入半年之后，一个投资方的两千万美金很快注入海外账户，境外一些投资方也表示了投资意向。而全部原因只在于，他以及他所推行的公司结构、商业模式令他们看好。
用互联网运营思维去改造传统产业，一时之间，“鼠标加水泥”成为许、席“联姻”的业界佳话。但是，这段佳话仅仅只演绎了不到半年时间，即告完结。
“禁书事件”似乎是促使这段美妙合作瞬间破裂的一段导火索。1999年5月，席殊公司自没有图书经营批发权的一位书商手中批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沉沦的圣殿》540册。而早于1999年7月5日，新疆新闻出版局即向全国发出查销、禁止出版该书的规定。但席殊公司尚不知情，此后仍将此书评为当年的“十大好书”。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法规处翌年做出了吊销北京旌旗席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大难临头，是去是留，谁来维系？双方进行了一轮艰难抉择，最终是许氏选择离开。许的离开同时代表着由其引入的国内投资方的撤资意志，席氏再次陷入困顿境地。许氏称，当时席殊公司是完全可以被接管的，席氏可以撤出，由他全部接管，但席氏最后否决了转让股权意见。许氏的意见再明确不过，即使席氏不愿意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亦可转给信任之人，抽身退出，当所有问题平复之后，再行返回。这不失理性。
“他放不下。”许称，席氏身上有太多非理性色彩，因此，他后来不再选择收购，而改由撤出。由此可知，真正核心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禁书而激起的权力更迭分歧。旧的商业模式为新模式所取代、创始人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符号，势必需要重新确立企业的精神支柱，许氏无疑处于这样一种触手可及的位置。而这绝非席氏所乐于接受。
“席殊和我合作之时，事业处于一个危险期，”许氏非常清楚，席想挽救，唯一初衷则是为了获得资本。
据一位曾经供职于席殊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席氏的用意直白而且简单，“你把钱拿来，放在这儿，然后你休息去，等我把钱花完再说。”
这位人士透露，有鉴于此，许氏曾经试图绕开席氏，谋划率领手下的原班人马设立新公司，引入投资商另行运作。许氏不仅先行斥资使席获资金维持，且此后又不断引进外部资金，若不能够控制局面，则不免有被架空的危险，由此，许一直欲图强化和巩固自己的控制能力，但未能如愿。
“如果当时我持有的股份稍微多一点，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许氏对本刊记者称。
弱弱联合
“禁书事件”以及许氏此后的离去，虽令席氏一度陷于彷徨，亦对整个席氏商业构成覆亡式重创，但席氏并非没有喘息之机。
2001年11月，数度辗转引资均不能结成硕果的席殊公司与香港天卷控股有限公司高调合并，创立天卷席殊控股有限公司，席氏出任总裁。在这一起被当时媒体誉为中国民营书业第一购并案中，合作双方以“双剑合璧”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显然，席氏一手控制的席殊书屋体系此时依然以一副强势企业的面孔在资本市场里舞动长袖，外界或许并不清楚，席氏此时已然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据本刊调查，香港天卷控股是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于海外的一个壳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天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一些创始人投资和风险投资在互联网企业的基础上组建运营，走的是互联网模式，涉及的却是图书业，设立之初即欲打造图书信息技术运作平台，实施电子中盘策略，这一策略的全部内容在于，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网上图书批销业务。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子化的批发商。”一位曾在天卷公司供职的中层职员对本刊记者描述道。只是，最初的业务并不成功。此后，天卷寻求引入一些新业务模式，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传统批销业务上，并启动了全国库存图书经营业务。
天卷的全部业务网络均在国内编织，在与席氏合作前后则处于巅峰期，业务链涵盖全国多数省份。但是局中人士透露，天卷在运营中亦有不小困难。2001年，天卷与席氏方始接触。
是何原因促使双方互相吸引？合并当年，席氏曾向国内媒体一语道破此中天机。他表示，北京天卷是业界颇有实力的中盘商，在图书批销领域占据相当地位，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天卷控股的国际背景、基础团队的国际化、畅通的融资渠道以及手中的大笔现金，都是珍贵资源。
此外，局中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天卷素有两方面的业务优势，在出版方面业务做得较为出色，此外，天卷当时的库存书业务亦是自有特色业务之一，天卷可以以较低价格自出版社买进库存书，再通过书店与下游批发商销售。
“席当时的连锁有一定规模和业务基础，天卷也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和融资背景，双方都认为可以合作。”局中人士说。
无可争辩的一个事实是，这又是一次相互需要的合作。在天卷一方，彼时互联网正陷于低谷，若想进一步融资和扩张，单凭一己之力，时间、难度均不小。“如果有一个全国连锁的平台，概念上可能会好一点。”
至此，真正的合并意图已然清楚不过。双方各取所需，共同致力的目标就是为了进一步取得资本市场的垂青，无论是自概念还是自实务方面，务求能使外界资方瞩意。但是，这种被局中人士称之为“弱弱联合”的举动未能取得理想进展，在资本运作方面，合作不算顺利，短时间内没有很快见到资本方面的成果。
局中人的解释是，时机与融资环境不成熟，互联网的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界而言，也不是很吸引。如果这一联合出现在环境成熟的2004年以后，事情可能会出现好的转机，或会有更多资本愿意进入。
融资无望，利益在短期内几乎不容易看见，加之内部治理观念愈往后矛盾愈显，这种合并亦在一年之后草草告结。局中人士称，两个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成长轨迹与道路，这注定会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席氏当年选择特许连锁经营的形式崛起于商界，模式本身无可诟病。只是席氏做这类企业不够成熟。关键之处在于，席氏掌控下的企业，只是他和他太太的家族王国，公司内部职员与构架均由亲属与同乡充任。而在北京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企业天卷，则更为进步与现代一些，双方的观念冲突不可谓不严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双方因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控制均有矛盾，日常事务颇难融合，“管理方式不一样，对未来发展的模式和预期也不一样”。
分歧还出现在债务纠葛之中。天卷的到来，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席氏在庞杂的债务面前共同进退。据称，天卷介入以后，席氏的经营已经难以维持，现金流为负，不仅内部不能按时发放工资，且外债甚多，引资不得的同时，催债人频至，双方就此反复讨论债务安排问题，如何走出困境？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却又一直久拖难决。
局中人士称，席氏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由于历史问题堆积，短时间里不大可能会有外部资金注入。在此情况下，天卷亦曾如同许晖一样，有过收购席氏股权的念头。当时天卷席殊内部亦传有情绪，对席氏始终不肯罢手离开的做法深感疑虑。他们认为，如果席氏能将企业交出，也许后续情况会有所好转。但在这一问题上，席氏似乎未有让步。及至后来，由于看不到短期内有解决债务的可能，又无法找到新的盈利契合点，双方的合作兴趣烟消云散，历时一年的合并就此悄无声息地解体。
最后一次挣扎？
不过，时隔两年以后，席氏再次高调亮相，与之一道由幕后走向台前的合作伙伴，已是一位携带着纯外资血统的法国人欧吉业——法国图书出版行业、书店零售行业的专业人士，擅长图书经营和特许经营。
1953年出生的欧吉业，在法国领导管理过一家以特许经营系统发展的企业长达7年，将之从一家当地的小型汽车租赁公司发展成法国第四大汽车租赁企业。它的盈利状况使得公司总部能够在巴黎上市。
欧氏自诩对图书行业极度热爱，同时对图书出版和分销怀有兴趣，称一旦有可能，即会将职业取向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因此，他在法国先后成为了出版商和图书零售商，后分别拥有两家出版社和两家书店。
后来，他将书店与出版社悉数卖掉，并于2000年来到北京，从事书店管理工作。2003年，在北京五道口，认为中国可以给企业家带来许多收获的欧氏与北京一家连锁经营公司合资开设了一家书店。在此之外，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他还管理着北京的工人体育场附近一家中法文化交流中心。这显示，欧氏的文化传播角色受到法国政府的扶持。
在曾供职于席殊公司的职员眼里，欧氏是一位固执、特立独行、自以为聪明但对于中国图书业又一无所知的人。还是在五道口开书店的时候，欧氏便要求他的书架要做成博物馆的格局，按照字母顺序由A起首依次排列码放图书，“最后读者往往会发现，特别畅销的书竟然挤在角落里。”
五道口的书店负债运营了不到两年时间，即在崇尚“品位”与“经典”的欧氏撤资之后关停。此后约在2004年末到2005年初，经过投资顾问出身的美国籍上海人、原美林证券董事第一副总裁吕明、财务管理专家罗伯特(作为置换条件，此二人后均出任席殊公司的董事)游说撮合，欧氏转投席殊书屋，自此进入另一次智暂的书业旅程。
本刊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欧氏曾认可席氏一手打造的“三驾马车”。在2005年春天于北京希尔顿酒店举行的新团队发布会上，欧氏表示，他准备在中国图书分销领域实现一种理想的模式，即建立一个独立书店的网络，以特许经营的系统组织，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中心系统负责图书的选择、未来店主的培训、给忠诚会员提供杂志、介绍最有价值的新书。而所有这一切，席殊都已经做了。“在碰到席殊和涂女士之前，我自己想做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事，为此我做好了为之长期奋斗的准备。”
欧氏似乎并未想到能够如此直接而轻易地加入席氏的团队，他曾认为那是一个不可接近的梦想。及至实现，他意识到，席氏希望拥有更多的资金去支撑企业的发展，同时希望拥有这一领域的专家来帮助他提高管理团队的素质。这是一条被一再验证的规律，快速的发展必将伴随着重组的过程，一方面是资金重组，一方面是管理团队的重组。
迄今无人知悉欧氏究竟注入了多少资金，一位局中人士向记者透露大体应该超过一百万美金。重组之后，欧氏成为新晋股东、主要投资者之一，出任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席氏夫妇仍分别为董事长、首席运营官。欧氏称，在完成资金重组以后，新团队将优化和加强管理结构，以使席殊公司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在资金方面，欧氏除了先行注资收购一部分股权之外，并先后通过一些国外基金向席殊公司注资。此后，业务模式亦被调整。在传统的门店连锁之外，欧氏团队创建了第三渠道，即专注于超市销售模式，与家乐福合作，通过直接入驻家乐福各分店的途径辟出市场，实现资金流转。在人事方面，欧氏引进了后来担任联席运营官的供应链管理专家罗雅德，并逐渐建立了一支业务执行者团队。
但是好景不长，五个月之后，欧氏决定退出席殊公司，不再注入后续资金。本刊记者得悉，至少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迫使该种合作难以长久持续。
其一，资金黑洞无从填补。欧氏持股后虽然缓解了席殊公司的负现金流压力，但是，财务危机一直没能解除。新股东介入之后，对于原有的历史债务问题没有起到消解作用，后续资金亦不断被“蒸发”，只出不进，没有收入。这使欧氏对席殊公司那些“吃钱”的传统业务模式缺乏信心。局中人称，欧氏只愿意接受能带来收入的那一块。
其二，内部团队未能融合。欧氏团队与席氏团队的分歧曾一度发展到拍桌子的境地。表面上是人事矛盾，实质上是运营理念冲突。局中人介绍，欧氏在持股之后，发现原公司诸般行事风格不对路，即将负责连锁、财务、物流等部门召集起来，要求他们摆脱席氏夫妇的影响。两个体系相互掣肘干扰，至此，矛盾一发不可调和。
其三，治理结构混乱。欧氏团队虽然控制公司、维持运营，但在现金流不稳之时，财务预算频遭挪用。一位旧职员向本刊记者称，这是令他曾一直深表担忧的事情，“有时候我争取了一笔财务预算，去支取时发现钱没了。”
这位人士称，名义上法国人是控制了财务，必须由他们批准才能支取，但对旧财会班子难以控制。为此，欧氏曾着手组建新的财务团队，并引入法籍财务总监，但终告失败。
种种错综复杂的纠葛一时毕至，是年9月，以新面目示人的席殊公司宣告解体。当时，席殊公司尚在中国北方大力营建超市销售模式，在国外一边度假一边遥控公司事务的欧氏突然宣布了他的撤出决定。
上述职员说，“法国人出此一策，我认为他是看不到哪一天才能使负现金流变成正现金流。”
欧氏撤出之后，寻求以资产冲抵债权的方式兑现自己的出资，要求将超市模式、网络书店自席氏控制的“三驾马车”体系内剥离出来，由他独立引入基金重新进行整合。但此种谈判收效甚微。曾经励志要长期奋斗的欧氏只得自席殊公司全身淡出，再无踪影。
“我怀疑法国人也是在借用席氏的招牌圈钱，投资一个全国性连锁，然后去国外骗取资金”，一位当时在职的员工向本刊记者提出他的观感，“当法国人拿到钱后，又向投资方说这边垮掉了”。
融资频告失败，债务缠身的席氏在鹏润大厦23层高处不胜寒。又一年，在全国多地债权人的汹汹声讨中，席氏遣散团队，走下巅峰，12年危岌基业一朝垮塌、未得长青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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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发迹
陷于债务圈中心的席氏，原名席小平，现年44岁，1963年出生于江西抚州黎川县日峰镇。1980年代初，席氏由当时尚未并归到东华理工大学的抚州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进入黎川一中执教。初步调查，年少之时便不耽于现状的席氏，两年时间不到就放弃了教职，于1985年春天赴郑州东方钢笔书法函授中心出任教务长一职。
席氏是经由硬笔书家庞中华的推荐前往郑州的。在此前后，由庞中华等人兴起的硬笔书法热潮席卷正处于社会开放初期的青少年群体。当年席氏热衷硬笔书法，亦是向庞中华写信求教的诸多受众之一。渐渐相熟，此后，庞中华将其引荐给几位在郑州创办硬笔函授学校的学生。耐人寻味的是，庞氏向本刊记者称，彼时席氏书法造诣不佳，基础亦不扎实，却欲求速达、巧于钻营。一个例子是，当知道庞中华暴得声名是因为机缘巧合得文怀沙等人推崇之后，席氏亦刻意登门拜会文怀沙。只是最终未获垂青。
不过庞中华亦不否认，席氏有着敏锐的市场头脑，在商业运作方面表现不俗。整个硬笔书法兴起的早期，习书之士宛若鲭鲫过江，唯有席氏是通过市场运作自硬笔书法掘得第一桶金，且名利双收者。
发迹之路由此开始。在郑州执教两年之后，席氏回到江西，逐渐创立自己的事业。1992年，席氏设立江西社会硬笔书法学院，任院长，翌年又设立3S新文化事业传动中心，自任董事长。前者主要经营硬笔书法教习，后者涉及的经营范围更为宽泛，包括音像制品、书刊、广告设计制品、企划等，林林总总。
在整个1990年代初期，不无事业心的席氏借助这两个产业实体小有斩获。席本人在本世纪初公开向媒体称，当时他“垄断了全国90%的市场，3年发展100多万学员，赚了500万元。”而在多年以后，凡与之共事或相识之人，都能知道小商人席氏彼时“每天拎着麻布袋去邮局取汇款单”的经历。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迅速暴得财富的席氏，有时点钞票点得手发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数着数着就哭了起来”。
但是，为席氏博得名利的硬笔书法“速成”经济遭到庞中华的怀疑，庞氏告诉本刊记者，席氏当年宣称“一生只需60小时”便能写好字的口号，无疑迎合与煽动了人们贪功冒进的浮躁心态，这种过分投机的钻营是无法持续的——这或能解释席氏此后何以选择淡出硬笔书法圈、转投他行的原因。
1994年，席氏在南昌尝试投资酱油厂和乳品厂，为启动这一实业，他开始了一轮集资活动。席氏预先出资40万，又自另外7位自然人股东处集得18万资金，通过江西省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江西3S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此后，这个多少有点怪异的名称被进一步变更为“江西3S皇家食品有限公司”。
然而，当年席氏既未能打开并垄断全国性的酱油市场，亦没有如做书法一般写下速成传奇。于是，在1995年，席氏将实业重心转投到北京，是年，他向江西省工商局申请在原有食品公司的基础上，增设北京市场部，办公地址为“北京市西单西斜街36号”。
稍有观察便可发现，席氏将书法、食品两项实业都转移至北京，在延续旧业经营的同时，他已经慢慢在寻求转型。而北京市西单西斜街36号的主人——中央编译局此时亦应邀介入了席氏在北京的最初创业阶段。
中央编译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成立于1953年，是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的机构。调查显示，1995年冬，席氏出资40万、中央编译局出资10万，共同向北京西城区工商局申请注册成立“北京席殊书屋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称，双方持有股权份额分别为前者80%和后者20%，席氏为法定代表人。这其中，中央编译局与席氏既是合作伙伴，亦是其上级主管单位。
叙及此事，中央编译局一位当时过问此事但要求不要具名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席氏曾通过编译局一位老同志租赁该单位的招待所办习字学校，后欲办书屋，“当时他提出和我们合作。”
据称，这一交易的唯一用意在于，席氏希望能够自中央编译局那里获得一个租赁得来的合法注册地址。而相应地，除了房租收益，中央编译局亦可以股东身份享受企业中的相应经营利润分成。此外，中央编译局的职员皆可以得到中国较早期的福利性购书优惠——“也就是给我们的干部、职工发放一些购书卡，类似现在的俱乐部会员”。
由此，席氏轻易傍得靠山，奠定了在北京的基业。此后三年，作为合作伙伴，中央编译局并未过多干涉席殊书屋的日常运营。前述中央编译局人士表示，此次合作与编译局的业务“没有直接关联、没有可创收空间、也没有更多利益”，并且，书屋业务自一开始即无多少效益可言，由此，每当召开“四眼股东会”报告工作的时候，中央编译局通常会指派出一位有闲职员前去参与听议。
创富“二人转”
1997年冬天，席殊书屋进行注册后的第一次股权变更登记，在原有股权结构框架之内，增加了第三方自然人股东涂玉艳，总注册资本金亦相应累增至380万。其中，在原有的40万出资基础上，席氏增加实物资本160万，总出资额210万，持股额占52.6%，新晋股东涂玉艳注入实物资本170万，持股额占44.8%，中央编译局出资额维持不变，持股额占2.6%。
经证实，新晋股东涂玉艳是席氏的配偶，同为江西籍人氏。1989年，涂玉艳在江西省工商干校教书，至1992年，调入江西省工商局工作。此后，年仅30多岁的涂氏很快被擢升为该局商标事务处的处长。
然而在1995年，涂氏就不再于工商系统内担任职务。是年冬天，涂氏接替席氏出任江西3S皇家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在此之前，涂氏于食品公司内未持有任何股份。这是有材料显示的涂氏最早介入其夫事业的年份。彼时，席氏投身北京打造席殊书屋商业模式，而涂氏则接掌了席氏留置在江西的一应实业。
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席氏在北京的事业1990年代之时并不顺畅，此时涂氏方得以入京，出面加以维系。通过本刊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几乎自一开始，除了债务如影随形一般附体，涂氏又如另一个影子一般追随着席氏，无论形势如何更迭，均未曾隐退，直至席殊书屋辉煌不再、悄然落幕。这也自另一方面说明，历时超过10年时间的浮沉，席殊书屋一直只是一个“二人转”的舞台，连锁全国的气势外观看似庞大，真正的轴心人物却只有简单的两个，而且他们是一对夫妻。
1997年，涂氏挟包括图书、装修材料、办公设备在内总市值据称达170万元的一系列实物，作为资本金注入席殊书屋公司，对该公司实现股权分享与运营控制。涂氏的入局，意味着该公司的股权构架将进一步发生质变。此后的多次股东会中，席氏、涂氏、中央编译局三方股东当中常常只有席氏、涂氏定期召开“四眼会议”，对公司事务进行一应表决。有趣的情状随之出现：席氏一直是股东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而涂氏则既是到会股东，又常常成为会议记录人，而作为出资股东的中央编译局，往往会因故缺席。
这种名义上三足鼎立的股权构架一直维持到2002年。这一年，中央编译局将所持有2.6%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席氏，自此出局。有关这一情况，前述中央编译局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道：其一、多年以来，中央编译局只是作为名义股东存在，整个席殊书屋公司实际上仍只是席氏个人的实业，编译局对该公司既疏于打理，也管理不了；其二、对于中央编译局而言，此种合作没有什么实际收益，毫无意义。渐至后来，席氏欲将商务模式向互联网转型，中央编译局就此顺势撤出。
本刊记者的调查显示，在中央编译局退出之后，席殊书屋公司的股权结构便长期处于以席氏夫妇为主体的“二元持有”状态，不曾引入任何外部股本，亦没有出现大的改造与变化。而分别出现于1999年、2001年和2004年的三次大规模融资，均系跳开原有股权构架于外围平台上运作完成，未能在官方的档案中有所体现。
席殊公司的股权只是在2003年后经历了数次小范围的变动，这与员工持股有关。2003年，席氏夫妇召开“四眼会议”，决议通过夫妇二人同时增加注册资本的决定，席氏由原出资210万增至552万，涂氏由原出资的170万增至448万，公司总注册资本累增至1000万。该次注资之后，席氏夫妇于翌年春天又通过决议，将公司总股权中的18%(计180万)分别以不等份额分割转让给该公司内部的9位职工。
但事实上，这种股权转让更多时候只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象征性激励色彩，并不具有实质性的与人分享的意义。其一、这些职员均与席氏夫妇存在连带性的同乡或亲属关系，类似于左手转右手；其二、这些股权最终去向仍将收归席氏夫妇所有。因为在签署转让协议之时业已设定前置条件，席氏夫妇不仅享有优先购买权，而且持有股权的职员受到了严格限制，若未征得转让人同意，不得私自向其他股东及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各自持有的股份。此后，该公司的数次股权转让复又陆续被回购现象即证明，席殊书屋公司的股权始终绝对操控在席氏夫妇手中，“二人转”格局不曾有变化。
一位为席氏效力的前职员对本刊记者说，席氏有一个弱点，“就是不会与人分享。”这位职员似乎对这种股权出让游戏不感兴趣，他表示，即使拿到股权也未必能够令人欢喜，因为公司财务状况相当不乐观，他不愿意相信，一个连职工工资都不得及时发放的企业能够充分兑现股权。
就这样，在长期的“二元持有”格局中，身为法人代表与董事长的大股东席氏与其配偶玩转了多笔外来资金。而其治下，企业愈陷困顿。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席氏并不是一个善于操持之人，更像一位顾而不问的“幕后老板”，而涂氏则始终处于首席运营官的实务地位，是最高执行人，整个公司模式的运作，有一多半带有涂氏个人色彩。在后期的数次融资与战略合作过程中，涂氏即充分扮演了强悍执行人的角色。
“发生争执的时候，席殊大部分都是听她的。”一位席殊书屋公司的前中层对本刊记者说，涂玉艳是个属虎的女性，性情较为刚烈。因为某些分歧，不惜公然与合作方拍桌子，弄得剑拔驽张以致最终不欢而散。席氏商业的垮台，与此不无关联。
在2005年与法国人欧吉业的合作中，因为一些争执，双方一度处于无话可谈的境地。此时，席氏似乎业已认识到涂氏于其间充任的角色多有负作用，因此做出决定，让涂氏“回家”——但是，这个决定又来得何其姗姗？即使涂氏提前离开，恐怕亦不能自根本上为席氏解困。
艰涩的自救
人心不附，外援不继，进一步勒住了席氏的命运，致使公司迅速解体。据查，自1997年至2005年的9年时间，席氏夫妇一手控制的公司用于周转的资金链条时断时续，加之先后发生于2000年的“禁书事件”和2003年的“非典” ，对于事业行至中盘的席氏构成轮番重创，前者使席氏的全盘事业面临彻底终结的危险；而后者，则加速了资金链的崩断。
一位原职员称，席氏夫妇控制的公司一直处于动荡期。在“禁书事件”停业整顿之后，“非典”带来的打击尤为深重，整个门店的销售陷于停顿，采购进仓的货品无从发售，占压了很多资金。待要求各门店退返货品，又步调各各不一，资金周转难于应付。
此后，席氏夫妇尝试多次融资，皆因疾而终。自救未果，席氏夫妇又于书业之外为自己开启了另一扇窗子——投资对外贸易。在与欧吉业合作之前的2004年底，席氏夫妇于北京的一次派对之上结识了奔走于中国和智利之间的旅智商人赵兰健。双方于派对上有所交流。彼时，赵氏正在中、智两国之间运作一个对外贸易项目，该项目受到智利政府的重视与扶持，但在国内，赵氏受制于融资瓶颈，筹备工作未得进展。
据本刊记者获知，一周之后，席氏夫妇开始与赵氏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由席氏夫妇与赵氏分别出资5万，于北京注册成立一家公司，通过该平台来运作赵氏一手牵引的横跨中智两国的贸易项目。席氏与赵氏在该公司分别持有一半股份。席任董事长兼法人代表，赵任公司监事、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对外工作。
迄今无人得知，席氏夫妇何以会于苦心浸淫的席殊书屋公司之外另行组建法人实体，而在席殊书屋公司内部，一些职员则以为席氏夫妇在经营困境中无法拔足，因此尝试转行。但事情的后续进展与此种猜测相较，可谓大相径庭。
身为法人代表的席氏没有过多参与新公司的决策与运营，全部工作均由其配偶涂氏具体充任代劳。在此期间，席氏夫妇派出席殊书屋公司的财务人员，对新公司进行了财务兼管，赵氏则以总经理的名义批准每一笔资金的使用。
此外，公司法人亦出现变更。事务繁忙、瞻顾不暇的席氏以此为由提议将法人代表身份转让至另一自然人名下(后经证实，此人系席氏亲属)，该提议被赵氏认可，赵氏签发了授权席氏转让法人代表股权的授权书。
2005年冬，对智利贸易项目运作告毕，据称获利不菲非常成功。但是，当赵氏归国之后，发现公司资产已被转移一空，开设于浦发行的账户之中，账目财务也出现严重的流失迹象。而在此之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已经变更为他人。然而，在整个变更备案当中，席氏夫妇未能将赵氏的授权书归档，变更协议签名的赵氏一处亦存在伪造痕迹，变更协议的签署日期显示，彼时赵氏正在智利，不曾回国。
据席殊书屋公司一位原职员的看法，这似乎是席氏夫妇长期以来坐困书业败局不得摆脱所使然，拆去东墙补西墙，是为另一次自救。因为，面对身前身后的一摊债务，“要不是被逼到那份上，不可能杀鸡取卵，不惜与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公司及其合伙人搞崩拆伙。”
于原有债务官司之外，席氏夫妇此时迅速陷入了新一轮追索权益的民事诉讼，在法院审决期间，席氏夫妇承认了伪造赵氏签字变更法人一事。但是未曾败诉，法院的一审结论没有支持赵氏的一应权益追偿。不过，这起持续了两年时间的诉讼迄今尚没有完结，根据本刊记者的调查，有关部门极可能于近期之内对席氏夫妇进行立案侦察，民事诉讼亦可能升格为刑事诉讼。
曾经声名鹊起的中国第一民营书业连锁商，面对现时以之为焦点核心的诉讼官司频频曝起，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兀自显得独木难支。
“如果再有资金，他现在还是有活路的。”前述席氏职员对本刊记者说。
然而，卷土重来谈何容易？记者得悉，之前的一系列诉讼当中，法院已经查封、冻结了席氏的一些资产，此后的偿债判决中，由于缺少可执行的资产，债权人无有一人实现了债权执行。
另根据记者调查，席氏夫妇目前硕果仅存的实业，只有早年起家时组建的食品公司。这家现已更名为“江西皇家食品有限公司”的实业位于南昌市解放西路的一座并不起眼的院落里，法人代表是涂氏，席氏是第一大股东。在最近一次(2006年10月)股权变更中，这家公司的总注册资本金已由最初的58万累增至580万，其中，涂氏的出资额为237万、席氏为236万。有消息显示，在北京事业接连匮败之后，涂氏已经折返南昌，重拾此一旧业。不过可以看出，该项实业依然是一出不折不扣的“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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