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重新认识中港
《大国崛起》重新认识中港《大国崛起》是中国经二十多年的开放改革后，致力由唯经济和纯经济扩展到整体的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和哲学层面。中国无声中转换了四九年后五十多年奉为圭臬的正统认识和论述坐标，整体的思想和这二十多年的内内外外新思潮和新现实，比较一致和兼容。经二十多年的追赶，中国可能具备了一些参与现代「大国运动戏」（Game-play）的条件。经二百年的反复跌跌撞撞和大起大落，中国可能非正式把参与「大国运动戏」提上议程。中国从此不同，世界从此不再一样。
《大国崛起》虚心把东西方九个「历史的先行者」怎样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边缘进入中央的经验，冷静务实警愓怎样因大和强而内腐和崩溃，终而被时代淘汰的过程演绎出来。这是中国人贯通满清到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百年民族梦和强国梦，但方法和路向不同。洪秀全、洪仁玕\和孙中山信奉西洋基督教，学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但或因本身缺憾和不足，或因没有充足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机会，尚未成功，但他们的坐标、标准和轨迹，已立下典范。
毛泽东以人代神
一九四九年后三十多年，毛泽东要「超越」孙中山思想，以马恩列史为师，将西方共产主义和中国固有上上下下各阶层的传统文化结合，由辩证法和唯秘史观哲学、政治思想主导，以集体主义组织驱动全民投入连番社会运动、灵感和人格人性改造，以及世界革命，要在有生之年毕其功于一役，永保江山万年红。四九年前后的四五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国人的经济观和政治观、历史观和社会观、文化观和哲学观，都是马恩列史的经济决定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中国「六亿神州尽舜尧」，一起奔社会主义大同世界，全盘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无私奉献、绝不利己，为全人类带来全新社会、全新世界，把历史推向新高峰。内内外外的政治运动和世界革命，是集中西方理想主义和极权专制之大成，以西方最先锋的「超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小农亚细亚模式现实中的粗糙粗暴实施，近乎以人代神，唯心、主观、单向片面机械。
邓小平回归大国梦
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反毛泽东之道而行，局部回归孙中山的大国梦议程。中国开始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上转换了认识和论述的坐标，由「超史太林式」的计划经济转辙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都是被迫救亡式的技巧转移，内部拉拉扯扯，摸着石头过河，分段操作。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实用主义天条之下，整体的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和哲学被打入冷宫。开放改革前十多年，新调被禁、旧调重弹，邓小平搁置「姓社」和「姓质」争议，后十多年新调仍被禁、旧调仍重弹，但松得多，私下可以谈，大众媒介不可以，但新调旧调上上下下无人理会。开放改革前十多年是思想真空，知者不少，后十多年是思想真空无人理会。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国崛起》有意无意间是中国由上而下，若无其事抛开（年老）马恩列史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坐标，一是改采世界较通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史观，接近「年青马克思」；一是改采民族主义，全面回归中国千百年传统，偏离「年青马克思」。二十一世纪，中国对西方（以至全世界）的认识和论述，以至行为和行动，大概会以这两个思想为坐标，也以它们为价值和动力，参与世界历史的「大国运动戏」。「崛起」可能是中国的另一种「硬道理」，「压倒一切」，主导内政外交和国运。
大国须侧重现代性
《大国崛起》比四九年后较中肯和持平学东西方各个「历史的先行者」怎样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边缘进入中央的经验。公私机构和企业各级人员看《大国崛起》，可以在政治、经济和法治的经营、管治和管理层面，看个人和群体（国家、民族、文化和家庭、企业、个人）怎样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边缘进入中央的经验，又怎样因大和强而内腐和崩溃，终而被时代淘汰。
这些主要都是「工具理性」，公私机构和企业的各级个人和群体，除了「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价值理性」。就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而言，大国的崛起并不只是「工具理性」的问题。《大国崛起》侧重的，主要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硬实力」，例如知识和科学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工商百业、政治和管治、社会民生的具体体现。这些都是技术性和应用性、策略性和战略性，《大国崛起》没有进入东西方五百年历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层面和内核。
《大国崛起》的历史观以「大国」（民族国家）为单位和重心，以「崛起」为主线和主轴，纵横审视和追寻「世界霸权」的崛起经验、法则和模式。文艺复兴以来五百年的社会和文化思潮，《大国崛起》只有零敲碎打旁及，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现代社会超越国家界线
十八、十九世纪，「民族国家」作为绝对、天然和神圣的群族组织和主权单位，取代皇权和神权体制，成为政治和经济、社会文化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符号。这个世界潮流在二十世纪迅速大幅消退。「民族国家」肯定在长久的将来仍是人类最主要的群体单位和重心，但正如余英时所言，现在的世界，很多已超越国家民族的界线。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人和人、群族和群族很多新关系已打破十八、十九世纪概念的「民族国家」的绝对性和统摄性。德国人似乎对此特别敏锐。哈巴玛斯（Habermas）称之为「后国族主义」（Post-nationalism）。中国如果仍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观，通往千年「文化国族」观念，可能又落后于历史。
香港的百多年历史，运用西方大国历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余绪，没有进入内核，但学到技术性和应用性、策略性和战略性层面，善加应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法治的经营、管治和管理上，创出东方和世界奇迹。香港政治、经济和法治的管治和管理的技术性易见，谈香港多数谈谈以上这些，绝少谈香港应用（谈不上「传承」）的西方五百年的历史、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内核。
泛民独占香港软实力
香港应用的「西方五百年的历史、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内核」的「软实力」，百多年来一直是港英管治班子独占，没有传多少给港人。六七十年代，香港一小撮战后新生代的「意识族群」，摆脱国共两党的组织和政治分歧对立，认同广义的自由派，以非左非右的进路，进入西方五百年的历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层面，形成「自由派」，后来大部份转化为香港的民主派和泛民主派。之后，香港的民主派和泛民主派、反对派二三十年来独占香港的「软实力」。
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认识和论述，以至行为和行动，改采世界较通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史观和民族主义，参与世界的「大国运动戏」，内政外交都面对的问题，必然不少是香港在百年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所经历的。这是香港身处百年中西的「历史孽绿」对中国的大资产，但由满清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总以中原天朝的传统「软实力」看香港，只看到香港百多年学到的技术性和应用性、策略性和战略性层面，看不到香港百多年长久居于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坐标、标准和轨迹的意义，虽然香港自己也看不到。
就内部运作而言，香港现在生活和工作中出问题，总可见「软实力」和「软问题」的踪迹。香港这十年跌跌撞撞，只能从事件中学习（learning by events），没有从知识中学习（learning by learning），而且从事件中学习也极缓慢迟钝。二○○三年五十万人上街才知、承认、面对积压了六年的问题。
中国通过《大国崛起》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自己，《大国崛起》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
《大国崛起》对中国重新认识香港、香港重新认识香港，意义也大。
信报财经新闻 洪清田200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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