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与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
——读《中国女工》《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简称《女工》）一书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厂生产一线，在对流星厂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终成此作。八个月来，潘毅博士以“难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断找寻打工妹身上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们的真实生活，去倾听她们不同程度的控诉，去揣摸她们的“怪异”行为，去分享她们的日常欢欣，去捍卫打工妹本不敢捍卫、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新劳工史学的研究特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强调历时的过程性与连续性；（2）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仍然是劳工史研究内容的重点，与此同时，它进一步拓宽了对劳工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即从工人日常生活的习惯、经历透视阶级冲突与阶级意识；（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倾听底层工人自己的声音等；（4）开始关注特殊劳动群体，比如女工，因为不同群体有自己的不同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佟新，2003：42－43）
《女工》一书被C. Wright Mills评审委员会评为2005年最佳书籍。该书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为自从194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亚洲学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评价的学术之作，我们慎思其所要尝试解答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来说，或许都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潘毅，2007：10）要回答这些问题，从研究的理论起点来说，潘毅博士采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劳工史学的理论取向。
虽然作者在《女工》一书的末尾特别强调，“这种崭新的反叛政治学绝不能被简而化之为单纯的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非政治冲突或政治冲突，以及地方性斗争或全球性头争等”，（潘毅，2007：10）然而，通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笔下充满着各种各样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冲突”与“抗争”。易言之，对上述问题的作答，其实也完全可以在这些“冲突”与“抗争”中找到解释。也就是说，打工妹的主体建构过程正是在这一不断冲突、不断努力化解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
资本、国家与打工妹
中国的打工妹阶级，“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霸权集团对于这个打工阶级是毫不心慈手软的，它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来遏制这个阶级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些权力技术主要包括：城市化、国家机制，以及瓦解新兴打工阶级的国家－资本联盟”。（潘毅，2007：49）就这样，资本与国家签订了颇为完美的婚约，并开始了他们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国家、资本与打工妹这三种力量的较量中，很显然，打工妹是最为弱势的一方。国家与资本联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资本俘获了国家、也操纵了国家。国家的所为无非就是，以市场的名义、用资本的形式将其迅速合法化。在这一点上，作者对具体“田野”深圳的选择非常有象征意义。“我选择深圳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是因为这里是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初次相遇，共同联手创造和瓦解（尽管它们的合作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地方。”（潘毅，2007：59）
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
资本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冷冰冰的工厂机器。因此，国家、资本与市场的冲突直接就可以转化为工厂机器与身体的冲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处的身体可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身体，它更加“迷恋”和依赖的是女性身体。“生产机器的微观权力对平凡的身体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身体，即女性的身体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像为更加驯服、更加忍耐，并且更加适合于工厂机器。”（潘毅，2007：23－24）研究资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其出口加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最廉价、最驯服的女性劳动者”。（潘毅，2007：62）这就意味着，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是建立在工厂机器对女性身体的直接操控的基础之上。
男权社会与打工妹
如果说上述两个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这一外围因素使然的话，那么，打工妹还不得不面对其所其身处的国内环境，即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一个男权社会。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够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积极行动”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即主动争取家庭（具有男权象征的父亲或者丈夫）的同意、获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这一点既是打工妹所要极力抗争的，也是《女工》一书作者所极力控诉的“父权制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宏观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和父权制在实际上可以如此稳定和谐地并存，无论是在想像中还是在现实中。”（潘毅，2007：95）然而，女工们如此积极行动，多少也是对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绝对地位和绝对控制的挑战、颠覆、撼动与松绑。
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
正是上述的这样一个背景性冲突的存在，其必然导致的下一个冲突就是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的冲突。对于每一个打工妹来说，外出务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选择外出务工，还是呆在家中侍奉父母，到一定年龄结婚生子？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外出务工，到了一定年龄，首先面临的就是是否回农村老家结婚，其次就是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后，仍然面对着是否再出来务工的问题。“打工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挣扎，与既束缚同时又支持着她们的父权制家庭真实地联系在一起。紧张关系几乎不可能消除。”（潘毅，2007：118）正是这种以结婚、生子作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线，导致了不少女工的痛苦、彷徨、迷茫与无助。而这一切围绕的正是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这二者之间的冲突问题。
发达城市与贫困农村
打工妹外出务工的原因还要涉及的一个背景性因素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日益扩大化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打工妹之所以面临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之间冲突，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时候，这一冲突也跟着加剧。“打工妹主体反抗的不仅仅是特殊意义上的父权制关系，同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巨大城乡差别，以及日趋严重的农村贫困。”（潘毅，2007：118）这里值得玩味的契合在于，“当打工妹试图挑战和改变中国家庭与农村社会的欲望，正好与全球资本企图将中国改造成世界工厂和国际市场的欲望相遇。”（潘毅，2007：118）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打工妹一厢情愿的简单想望早已淹没在滚滚肆虐的无限贪婪的资本欲望之中。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欲望的悲剧性色彩，从而也就注定了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过打工妹外出务工来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悲剧性命运。
如果说前述的冲突主要是一种背景性的冲突的话，那么，在打工妹的身上，还存在着生产过程中的实实在在的、有切肤之痛的各种各样的冲突。
驯服身体与抗争身体
打工妹的身体始终面临着被资本钳制而成为驯服身体与出于自我保护而成为抗争身体这两者的冲突之中。欲求摆脱前者只能是不可能的梦幻而已，充其量只能是减轻其控制的程度；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抗争对象，这一点似乎更不可能。毕竟，前者决定了后者的命运。打工妹的抗争只能是有限的、适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砸碎自己的饭碗之外，恐怕别无选择。“无论女性的劳动身体是‘驯服的身体’抑或是‘机灵的身体’，她们总是处于一种利用情境性机会，甚至利用霸权论述来保护其自身的‘抗争结构’之中。”（潘毅，2007：121）“驯服”的另一种“正面”的表达就是“合作”。“反抗与合作，这两种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每时每刻都在车间的各个角落里不断地进行着。”（潘毅，2007：144）
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
“打工妹”这三个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蕴所在。“打工”者，地位低下也；“妹”者，不仅年龄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乡差异的原因所致。户籍来源与血缘网络也不断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广东的三大民系：广府人（老广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广东人与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为“北妹”。不同区域的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同，也导致甚至恶化了这种差异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厂的大部分中层管理职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占据，而几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产线工作”。（潘毅，2007：194）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语言政治或者说方言政治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普通话与广东话的差异、不同版本的广东话（香港广州话、广州广州话、客家广州话与广西广州话等）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对语言选择的优先性。在流星厂，我们看到的是广东话与香港广州话的优越性与排他性的地位。
此外，工资和待遇制度的差异，也自然地将打工妹与管理层、打工妹与其他打工妹、打工妹与打工仔、女性与男性分割开来。“在流星厂，男性的工资通常比较稳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30％。”（潘毅，2007：236）
打工妹必须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作风、语言习惯与身份认同，才得以适应工业化时代特定时空里的生活。毕竟，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就是，差异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工厂体制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结构系统，而且也是由性别身份认同、血缘－族群纽带，以及城乡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权力与层级的万花筒。（潘毅，2007：171－209）
性化身体与性别差异
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科学化”和“人性化”的地步：将身体性化，以及充分体现性别差异。诚然，流星厂是次等性别的女性世界。然而，有权力、有地位、享受高工资和高福利的却是比她们更有性别优越感的男性。对于女性而言，男性认为必须强化她们的性别规导：“一定要象女孩子的样”。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认为她们冷酷、深奥乃至遥不可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女工经常会针对男性权力自发地展开短暂的反抗。虽然如此，却难以——其实几乎不可能——组织女工对工厂男性权力的根本挑战。
性化身体还通过“颜色管理”体现出来。流星厂的“颜色管理”非常清晰。管理层：蓝色衬衫（男）或者蓝色套装（女）。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白色衬衫。基层管理者（管工和组长）：黄色工衣。质检员：白色工衣。一线生产人员（操作工）：蓝色工衣。“颜色管理”将颜色与权力、技术、性别、地位、工位等有机地链接了起来。（潘毅，2007：211－253）“颜色管理”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会发生“颜色冲突”或者“颜色革命”？《女工》所提供的流星厂的素材告诉我们“颜色冲突”总是此起彼伏，唯其差别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已；“颜色革命”的发生，则是近乎不可能之事。
月经时间与工业时间
打工妹除了面对前述形色各异的冲突之外，还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冲突就是月经时间与工业时间的冲突。亦即月经政治的问题。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之中，打工妹自身的身体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在农村很少痛经到城市工厂打工马上出现痛经，而且是折磨人的痛经。流星厂关于女工痛经晕倒的故事屡见不鲜。问题在于，工业时间的严密计划性与毫不含糊的紧张感并没有给予月经时间以人为本、善待这一女性特殊时期的疼痛。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女工们不能以痛经为由请假。流星厂的做法是，如果工作过程之中，女工出现痛经甚至影响正常工作，一种“神秘的药物”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昏晕不仅是一种病征，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体按其自身规律而存在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它揭示出工业时间的暴力机器试图将女性身体改造成为劳动机器的失败。” （潘毅，2007：283）与其说是工业时间与月经时间的冲突，是工业时间的暴力蛮横，不如说是资本对身体的独断专权、残酷压制与了无人性。我们永远无法更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对身体动作的测量如何精确，无论对工作节奏精细至分秒的计算如何科学，女工的身体却总有其自身的时间节奏与痛苦。”（潘毅，2007：283）
打工妹与现代都市
上述如此之多的冲突，其存在和发生的必然逻辑就是打工妹与现代都市的冲突。打工妹与现代都市的冲突在作者与五个打工妹一起“外出购物”的经历中充分体现出来。一是打工妹本能地表现出自身与现代城市的格格不入：深圳是现代的繁华都市，比邻而起的高楼大厦、喧嚣不止的游乐场所、琳琅满目的品牌店、精品店，高档豪华的酒店，别致有样的咖啡厅……这一切既不属于她们，更与她们没有任何瓜葛……她们渴望口红、美白面霜、时尚手表、牛仔裤、T恤……梦醒之后，仍然在与自我的身份认同、与难以摆脱的差异政治的网罗中挣扎……
二是现代都市对打工妹的排斥与鄙夷。喝咖啡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当侍者将端错了的饮品从几个打工妹那儿端到另一个台的男人那儿的时候，“经典性”的对话颇富有戏剧性。男人大声的广东话：“她们的手碰了这杯饮料，给我换一杯！你知不知道她们的手有多脏？那些外省妹！”《女工》一书作者激动的广东话回应：“外省人怎么了？狗眼看人低！”（潘毅，2007：253－260）当男人匆匆离去，当这些女人为自己的“胜利”而纷纷欢欣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切意味着的是，打工妹与现代都市的紧张关系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彻底的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相。
总之，国家机器、市场机制，男权社会，这三重压迫决定了《女工》中打工妹主体的命运之所系。“阿英的尖叫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尖叫，是对三重压迫的社会暴力与荒谬所发出的谴责之声。”（潘毅，2007：309）这些压迫和冲突具体表现在：“城乡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别差异、家庭与亲属网络、生产关系以及消费主义等共同促进了支配关系模式的形成，而这种模式几乎无法被还原为某种单一的对立逻辑。”（潘毅，2007：312－313）也正是这重重压制造就了一个分裂的女工群体。“女工经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间，自傲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潘毅，2007：293）
不管怎么说，《女工》一书都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打工妹身处的“冲突”全景图。透过这整副图片，我们看到了女工政治的复杂性、多样性与艰难性。单就冲突的来源而言，既有来自国际的因素，也有来自国内的因素；既有来自家庭的因素，也有来自其自身的因素；既有生产过程之外的因素，也有生产过程之中的因素；既有来自性别本身的因素，也有来自性别之外，诸如年龄、语言、地域、血缘等的因素……简言之，冲突论为我们理解女工，理解本文开头《女工》一书的主要问题都提供了极好的解释逻辑与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１、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２、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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