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到需求：城市化动力的转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赵燕菁[内容提要] 文章在分析了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内需正在成为决定城市发展乃至区域竞争力的主要动力。这一结论，改变了传统的一生产为基础的增长解释，将消费提升到同生产一样（甚至更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已扩大内需为主的城市发展思路，并提议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内需 消费 城市化
01. 从生产到需求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基础很不牢靠。东部地区工业化人口最多，大部分没有进入城市，而是靠国际市场需求拉动获得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在城市化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内需。
中国20年高速增长中结构变动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开放初期的12%左右，现在到了45%。没有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就没有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从1994年就开始掉下来。从过去的60%、70%，甚至100%掉到现在的6%、5%。
乡镇企业发展在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有一个很高的增长期。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向型（主要是沿海地区）。从改革开放 20年看，乡镇企业平均增速是30%，但出口交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0%，出口交货值在产值中的比重高达48%（而整个中国工业的出口交货值占产值的比重不到1/4）。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外向型带来了它的大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海外有一个巨大的需求拉动着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快速增长。1995年中国出口有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机电产品成为第一大产品而这时乡镇企业出现滑坡。此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城市经济带动的（王建1999）。
中国走了一条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道路，是因为沿海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海外市场为中国改善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一旦这个条件消失了，结构变动就被压制住。中国经济这种脆弱性在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包括出口和相关的外国投资）使中国这样的大国，显示出出口导向小国的经济特征。1978年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只有9.80%，到了1998年已经高达33.7%（广东1999年这一指标竟超过70%！）。而日本这样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的国家，1986年出口占国内总产值不过12.2 %（史清琪 赵经彻1999） 。
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机”（国家统计局2000）。2000年一季度 GDP增长 8.1%，二季度升至 8.3%，上半年总计为 8.2%，这一速度比上年同期快 0.6个百分点。在去年工业经济效益明显回升的基础上，2000年 1——5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提高 16.4点。主要传统产业实现利润均有大幅提高，截止上半年，14个重点工业中，除煤炭、军工外，所有行业都实现盈利。
但是，就在人们长吁一口，以为经济低谷已经熬过去的时候，中央却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次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几天前又一次增发500亿元的国债用于扩大内需。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出口拉动。据统计，2000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额1741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其中出口增长高达36.8%，进口增长35.4%，顺差105亿美元，增长达48%。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尽管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反映市场需求最主要的指标物价指数却依然在低位徘徊，民间投资不振，国外投资仍仍呈负增长，农产品价格的下滑，直接造成农民收入降低，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城市里从汽车到家电，从电脑到住房，各种产品价格一路猛跌。国内生产的全面剩余仍然是经济现象的主流。从国际政治形势看，当年四小龙起飞时，几乎毫无限制的国际市场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不仅是因为控制国际市场的发达国家没有这种政治意愿，而且是因为中国继续增长的出口规模是世界市场所难以容纳的（赵燕菁1999）。最近在世界主要市场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骤然增加，预示着我国依赖国际市场维持经济高成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我国经济产生剧烈波动。
中央已经意识到这种依赖外部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紧迫性，199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克服当前就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是下世纪的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需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
02. 内需扩大的秘密：集体消费
自从科斯发表“企业的本质” (Caose , R. 1937)以来，人们对于如何建立企业，如何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已经了解的非常多了。但是对于如何建立消费组织，如何进行有效率的消费，却几乎一无所知。
根据最新的研究，我们把经济组织按照其目的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的组织（如企业），其目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取代中间品市场，减低交易的成本，提高生产的效率；另一类是消费的组织，其目的是通过集体消费（包括公共品消费），将潜在的需求转化为有效的需求，提高消费的效率。以集体消费为目的的组织包括家庭、社区和城市。消费组织发育滞后就会抑制生产组织的产生和扩张。
由于集体消费的核心手段就是共享，因此空间上的集聚就成为消费组织效率高低的关键。同样的收入水平，消费的组织不同，消费的效率大不相同。在空间上离散分布的百万富翁，形成的消费市场很可能还不如集中分布的普通市民。离散分布的百万富翁如果想消费电视，就必须架设专门的电线、转播站，而一个城市居民只需花几千元买一台电视，其它所有设施都可以共享。由于消费成本的均摊，只要很少的代价就可以获得所需的效用 。对于生产者来说，单独为每一个消费者生产成本都太高，但大量的消费者的集聚，却可以提供规模生产最低的有效需求，而一旦越过这个盈亏平衡点，生产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 ，从而触发更多的有效需求，导致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同样的社会平均所得和制度下，提高集体消费效率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单位空间内需求（市场）的密度。途径有两个：第一是增加有效市场半径 内潜在需求者的规模；第二，使近似需求在空间上分类。这也就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扩大规模和功能分区。如果把市场比作潜在的矿藏的话是否具有工业开采的价值，同时取决于矿藏的丰度（规模）和纯度。城市的本质就是通过人口的集聚形成足够大的市场规模，然后通过功能分区将不同水平和类型需求的再分解，减少集体需求不可避免的效用损失（utility losing），为专门化的生产和分工提供效率更高的精确的需求。城市的最佳规模就是在有效市场半径内，使需求的规模最大化 。不需要严格的证明，直觉就会告诉我们，同样收入水平下，规模越大，市场细分的可能性就越大 ，专业化生产和服务的效率越高（更大的规模），消费者的效用损失就越小（更多的选择）。
我们以前认为，城市的集聚是因为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现在我们知道城市的形成首先是为了提高消费的效率，扩大市场的规模。生产向城市集聚，只不过是市场集聚的一种伴生现象 。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生产可以远离城市（尤其是那些不为本地市场生产的乡镇企业和大量外企），为什么在大规模工业出现之前，世界上就存在城市了 ，为什么“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认为信息社会可以分散生产的可能将导致城市的消失的种种预言无法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的增长的瓶颈已经从生产转移到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决定了经济成长的速度。而消费增长的瓶颈就是城市。我国目前扩大内需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但手段却是陈旧的。凯恩斯只是指出了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在财政基础上扩大内需的必要性，而没有看到消费组织创新的巨大潜力。经济周期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组织和消费组织发展不同步造成的。只有消费组织创新，才能从根本上释放潜在的市场，恢复经济的活力。而城市就是我国经济仍未释放出来的巨大组织资源。在需求不足的经济周期里，投资城市比投资三峡更有效率。后者只能使已经过剩的电力更加过剩，而前者才能为过剩的电力提供有效的需求。
从1997年开始，创造有效需求成为经济发展新的核心的目标。由于城市在组织消费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使中国的城市政策第一次从为其它核心政策配套的层次，上升到了核心政策的层次，成为能够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际市场”和“提高消费效率/扩大国内市场”两个方向发挥重大的作用政策选择。在这个阶段，中国能否保住前一阶段改革的成果，并为下一次经济增长准备条件，城市化的政策将是起关键作用的国家政策之一。
中国目前处在人均800——到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按照亚洲国家的经验，二/三产就业的比例是1：3。而中国勉强做到了1：1。换句话说，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下，中国的非农业人口应当至少可以增加一倍。如果这部分人大部分住在城市地区，我国目前正常的城市化水平应当是50%-60%。由于服务对市场的依赖，分散化的生产使这部分需求被抑制了。我国现在（1999）城乡收入差大约1：2.6，1998年人均生活支出相对差距为1：2.72（胡鞍钢2000）。这表明即使生产仍然维持现在的规模，仅空间上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规模就可以扩大20%以上 。因此，必需通过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将分散的生产组织（乡镇企业，外企）大规模移向城市，创造自己的持续的供给和需求。中国经济要振兴一定要在城市化上打开缺口。不突破城市化这个障碍的话，结构转换的动力就产生不了，高速度就释放不出来（王建2000）。
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30%左右，20年后即使达到60%，也不过刚好补偿今天我们所应达到的水平 。考虑到人口基数的继续增长，在未来2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将比现在城市人口的总和还要多，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类型的城市都面临着空前的快速的增长。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有一定的建设周期，作好大规模建设的准备已经迫在眉睫。
在这个过程中，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经济起飞产生于结构变动——传统部门的资源（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大规模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没有结构变动就没有高速度，而结构变化的基础就是城市。同目前单一投资公路、桥梁、通讯、铁路、水利工程扩大投资需求的思路相比，建设城市是在同一空间同时拉动对所有基础设施的投资，资源的匹配度远远高于前者。前者实际上是在预支未来的需求（我们知道这些设施早晚有用），在真正的需求形成以前，前者只不过将货币形式的存量转变为实物形式的存量 ；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市场组织效率的提高，扩大即时的市场需求，不仅全面拉动投资，而且直接拉动消费。
以深圳、浦东为代表的特区和沿海开发区惊人的成功，向人们显示了消费组织创新的巨大效益和潜力。深圳建设之初，国家只给了1.5亿元开办费和一定的优惠政策，此后15年之内，国家在海关、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的实际效益超过500亿（胡鞍钢1996）。仅1994年到1999年五年间，深圳累计上划中央财政收入高达1020亿元（任卫东等2000）。深圳建区时税收总额仅0.27亿元，到1999年，实现税收高达412亿元，超过广州位居全国第三。1980年深圳GDP 不过2亿元，20年后GDP已达1436亿元。创办特区时总人口不到2万，20年后创造就业290多万，吸纳总人口超过400万。浦东建设10年后，经济总量即相当于1990年上海全市的水平，拉动投资需求近3000多亿，基础设施投资1800亿元中只有1/10出自中央和地方财政（曹继军2000，谢金虎等2000）。浦东GDP更是从60亿元，猛增到800亿元。吸收外资294.43亿美元。不到10年的时间里建成区面积扩大道100平方公里。同投资规模的相似的三峡相比，深圳和浦东的效益无论从资金的回报还是就业的增长都是前者所无法相比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有史以来，恐怕没有任何一项政府投资有如此好的效益。
如果我们把城市人口看作洪水，那么城市就是调蓄洪水并利用水资源进行灌溉、发电的水库。水库的选址对于水库的库容和效率的发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好的坝址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在能够修建巨型水库的坝址上建造小型水库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城市也是一样，建设巨型城市的区域是的宝贵国家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不仅仅属于城市所在地，而是属于整个国家。任何地方的利益和偏好，都必须让位给更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产生大量的城市人口，但从整个国家的范围考察，真正可以建设大型城市的区位却很少。能够建设大型城市或城市群的地区至少需要以下条件：（1）必需有足够大的平原面积；（2）必需有足够多的水资源；（3）必需有足够的环境（容量）容量；（4）必需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如港口）并靠近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以上4个条件必需同时得到满足，任何一项缺失都会影响其他条件的发挥。换句话说，4项条件中最弱的一项决定了城市群发展潜力的上限。我们国家国土虽大但仅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地方都不多，更不要说同时符合所有上述条件的地方。
国家计委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我国9个有条件建设大型都市圈的区域（王建1996）。在这9大都市圈中，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仅有的两个能在较高水平上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地区。因此，在未来20年内，充分发挥中国沿海地区的潜力，尽可能地蓄纳城市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将是我国城市化推进最猛烈的地区。他们在国家经济在向现代化冲刺阶段的作用大约相当于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作为这三个地区的经济的载体的城市发展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必须对这场“战役”展开的规模和空间尺度有清醒的判断。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未来20年多将处于中国城市化风暴“风眼”。中国沿海城市能否提供展开这场巨大“战役”所需要的战略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败。
03. 扩大内需与国际竞争
1999年11月15-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三个动向值得注意：世界范围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突飞猛进；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对此一定要有急迫感。”
（1）. 扩大市场规模争夺经济竞争的主动权
从亚当•斯密（Smith, Adam 1776）到李斯特，从大卫•李嘉图（Ricardo, D. 1817）,到俄林（Ohlin, B 1933）/赫克歇尔，国际竞争的理论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国际竞争说到底，就是经济规模的竞争。谁获得了最大的经济规模，谁就可以降低成本，压倒对手（迪克特、施蒂格里茨1977，克鲁格曼1979 ）。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不是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压倒了英国。而是因为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超过了英国控制的市场规模。当依托美国市场的企业依靠规模经济压过了依托英国市场的企业后，美国的经济就决定性压到了英国。国际市场的上的输赢实际上只是美国市场规模超过英国市场规模的一个后继结果。拥有规模经济的一方，迟早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经济规模的竞赛，使得美国在同英国的竞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和平手段接过“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 。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规则，就是它的经济不仅要取得足够的“规模”，而且还要不断地成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由其内在机制本身决定的。资本不能储存，如果不能持续找到更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资本就会“腐烂” ，这个制度就会崩溃并导致经济危机 。
一个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有两个办法可以达到获得参赛资格所必需的“门槛规模”：第一是参与国际分工，依托国际市场达到经济规模，使中国的每一个经济部门都成为世界相应部分的片段。新加坡/香港等内部市场狭小的经济、我国殖民地/半殖民地时的经济、外企和目前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加工业都是采用的这个办法；第二是先依托国内市场，达到产业生存的“门槛规模”后，然后到外部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这是海尔等企业采用的策略。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内部市场狭小，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办法。广东等沿海地区借助这个办法获得了高速增长。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单靠外部市场已经无法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动力，这时经济就必需及时转型，采用第二种办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推力。目前，我国正处在两种增长模式的转型阶段，哪个城市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哪个城市就能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先拔头筹。
在这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就是尽快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而本地市场的大小和效率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地市场的核心就是城市市场，这个市场规模越大，依托本地市场的企业越容易形成规模，达到专业化生产门槛规模（在这个规模上，企业生产能够维持在盈亏平衡点以上）的企业就越多，经济就越有活力。本地市场是企业的参与竞争的“主场”，企业必需在自己的“主场”拿分，才有可能在经济竞争中保级。如果说企业是一个国家（或城市）参与竞争国际竞争的军队，那么本地市场就是这个军队所依托的阵地 。
改革开放20年，中国今天才真正取得了参加国际竞争的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中国的国内市场的潜在规模。它使中国企业第一次有可能依托有利“地形”，同国际上规模巨大的企业放手一战。没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就无法参与国际竞争。每个国家都本能地保护本国的“阵地”，削弱对方的“阵地”，因为竞赛的“主场”制定本地的竞赛规则 。没有自己的“主场”，中国在这场比赛中就会永远受制与人。而有了自己的主场，就可以用来交换对方的主场，为自己的企业在对方主场比赛时争取尽可能公平的环境 。
追赶经济从来都不是依靠把原来领先的经济从他们已经占领的阵地驱逐出去取得胜利的。而是靠占领新增的市场。而如果新增的市场大部分是自己的主场，经济主权的易手就只是早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讲是一场噩梦——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潜力形成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主场” 。中国要想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胜，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扶植企业——这是重要的 ，但再强大的恐龙也不能靠别人的池塘生存，更重要的是培育本地市场。
城市是高效率消费组织的载体，快速培育市场的捷径就是城市化。纵观历史上赶超型的经济无不首先将自身市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然后在尽可能牢固的本地市场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我们已经证明在一定的生产规模所能支持的范围里，城市化水平越高，市场容量就越广；城市的规模越大，市场的效率就越高 。对于人均水平较低的经济，形成同样规模的市场，所需的城市规模就越大。未来10——20年里，中国必需依全国的力量，在培育自己的球队的同时，构筑一个巨大的“主场”，将未来经济的主战场移到由我们制定规则的国内市场。这就是建设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化对于全球化竞争的意义——非如此，就不能将分散的区域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地方市场，就不能为经济的大规模扩张提供广阔的空间，中国的企业就不能真正走向世界。
（2）. 内需为新技术提供成长发育的需求和空间
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高新技术在未来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乎所有的国家、地区和城市都在将高新技术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重点。但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城市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人们认为高新技术不过是一帮在车库里鼓捣电器零件的家伙们创造出来的奇迹。而事实正相反，高新技术成功故事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高技术企业必需生长在两个条件下：（1）足够的市场需求，这是高技术赖以成长的土壤；（2）抗风险的机制，这是高技术赖以生存的环境。
高新技术技术如果要成为一个“产业”，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需有有效的需求。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对高技术的需求就越早；人均收入越高，对高技术的需求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高新技术总是出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推动高技术最重要的不是推动高技术本身，而是创造对高技术的需求。美国的高技术实际上是在政府军事定货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由于政府的支持，在民间市场实际需求出现之前，美国就抢先一步掌握了高技术，从而取得领先的地位。中国的火箭技术和空间技术以及深圳华为等高技术企业也是由政府利用垄断的国内市场使其快速越过盈亏平衡点，并以此为依托打入国际市场。
高技术的需求可以通过政府直接需求形成，但更根本的还是培育民间的需求市场 。除了政策（打击盗版、减税、指定当地产品为市场标准）外，还可以通过提高消费组织的效率，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而城市在组织消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高技术需求不完全是由于总量太少，更主要的是因为太“稀薄”：有效的需求被稀释在广大的区域内，没有能够在空间上形成足够的密度，达到产业性开发所必需的最低“品位”。只要本地市场规模足够大，本地技术就可以通过制定标准，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从而占领技术的制高点。
城市可以将对高新技术需求较高的人（一般收入较高）和产业（贸易、行政、科研）集中起来，借助对信用卡、宽带接入、高清晰电视等技术的普及，在局部地区首先形成对高技术有密集需求的“超级信息走廊” ，为国内的高新技术成长建立起步的“主场”。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收获不应仅仅是建设了有些大楼、道路，而且应该培育一批依托本地市场的高技术企业。
高技术成长不仅需要适宜的“土壤”，同时也要求由良好的“气候”。由于高技术同传统技术不同，它不是根据已经形成的市场开发技术，而是针对还没有形成的需求开发技术，风险比常规的产业大大增加。因此，它在成长阶段需要一个制度“暖箱”，通过风险分担机制，抢在别人前面开发出成熟的技术。其中，非赢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新技术最好的“孵化器” 。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制度环境是低成本的创业、实验、倒闭、再创业社会支持体系。其中，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具有重要的意义。房地产价格越高，小企业诞生和成长的几率就会降低。因此，在“孵化器”周围保持低地价的投资环境至关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技术创新的主要中心位于高地价的国家和地区。
全球经济的另一个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的兴趣。而打入中国市场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现有中国企业嫁接。中国现在有些亏损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但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完整的组织结构、经营资质和市场准入，使外国公司可以通过收购或合资以较少的成本在中国“借壳上市”，所以可以成为吸引国外投资嫁接的“母株”。
（3）. 内需是解决国内外重大际问题的关键
规模和成长是全球竞争的核心。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说话声音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市场规模或与其对应的经济规模的大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瑟罗在《21世纪的角逐》中指出：谁拥有21世纪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谁就有资格参与和领导制定国际市场体系运行的新规则。中国未来国际和国内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与中国市场的规模与其成长的速度。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态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中国是对美国霸主地位最大的威胁，并利用这一威胁维持冷战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强大国防的借口，同时达到控制盟国和消化剩余资本的目的。发展TMD和NMD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在美国还没有找到新的途径取代通过“军事开支消化剩余资本-创造高技术需求-控制世界市场”的经济机制之前。寻找敌人将是美国政治的本能。第二类态度则看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规模，对美国经济扩大规模和维持成长的机会。他们认为：“虽然从目前来看，美国、日本和欧盟对中国出口的数量可能不大，但是，中国市场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战略竞争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国家的高科技部门、汽车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包括能源和电信企业都日益依赖于中国市场去维持其竞争力和规模经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趋于内向型，这将要求对能源设备包括火力发电设备、核电站、电信设施和交通设施包括汽车制造大量投资。由于这些产业部门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维持长期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此，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无论是增加进口还是直接投资（FDI）“都将增强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Robert S. Ross 1999）。
美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是怎么超过英国并成为世界霸主的。无论那种态度，都意识到中国崛起对美国地位的潜在威胁 。不同的是，一种态度认为对中国必需在其足够强大之前对其进行抑制，另一种态度则认为就像当年英国不能控制美国一样，除非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没有办法抑制中国的成长。如果能够打开并控制中国的内部市场，反而会达到消化美国过剩资本、维持经济增长、扩大美国外部市场和抑制中国经济规模的多重目的。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市场形成的规模，中国的市场规模越小，对外界依赖得越大，中美间的摩擦将会越多。反之，中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失去中国市场的代价越高，中美间的协调与合作就会越多。
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中国的军事能力、外交能力、生产能力，同时更多地取决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扩张的速度 。“随着中国经济自主能力的增加，中国对于纯经济问题的谈判能力将日益增强。”“与中国的谈判将变得更加困难并要求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作出更多的妥协”（Robert S. Ross 1999）。只要中国的市场不断迅速扩大，就等于扼住了发达国家的喉咙。强大的有效需求（无论是农产品还是飞机）、回报巨大的投资项目，将会使那些手中握有大量资本和产品的资本家一个接一个地到中国“朝圣”。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市场力量和在全球投资份额的上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出口的增长都将提高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市场影响力。这将影响这些国家的工业竞争力和就业形势，并进一步增加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的谈判能力”（Robert S. Ross 1999）。当珠三角内部市场对外部商品和资本的需求决定性地压倒台湾的时候，台独将不再成其为问题，美国人将会像垃圾一样抛弃台湾。而日本以日元贷款威胁中国举动将成为一个笑话。更没有人再敢对中国的大蒜征收高额关税。
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大棋局”中一颗最重要的棋子。它不但能有效地扩大市场，同时能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从快速铁路到国际机场，从电信设施到高速公路，没有一个国家能无视这一巨大的市场。当中国城市化进程真正开始启动时，整个世界经济都会感到它的震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两大支柱（赵宝江2000）。中国城市化带来的巨大需求和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21世纪全球的政治经济景观。
04. 结语
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经历着结构性的转变。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哪里有生产，哪里就可以形成消费并最终获得发展；在新的增长模式下，哪里有消费，有市场，哪里就可以吸引投资，并获得长远的竞争优势。掌握了巨大的本地市场，也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在这种新的增长动力下，发展经济的手段，就不再是如何直接投资工业，而是如何培育本地需求。由于需求对消费者分布密度极为敏感，城市的规模就成为区域竞争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是市场经济成长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上不断出现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共同市场之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根本原因。
从20世纪末开始，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加入同周边地区市场融合的进程。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到东北亚一体化市场的探讨，乃至于香港的紧密经济安排（CEPA）、泛珠三角的“9+1”等，都体现了需求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供给决定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动力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也是传统的城市竞争优势发生逆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最快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生产优势的城市和地区。深圳发展快过广州、青岛发展快过济南、大连发展快过沈阳、厦门发展快过福州、宁波发展快过杭州……。 但是，1997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那些具有巨大本消费市场的城市，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沈阳，突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表明形成这一轮城市发展的经济动力正在改变。
但是，城市规划部门并没有意识到比赛规则的改变。在我们提出的一个个区域规划和发展战略中，产业导向仍然是空间布局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我们不仅不知道消费在城市竞争中的作用，而且更不知道如何通过规划手段扩大本地市场。在新的经济发展规则面前，我们突然变得束手无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一个建立在需求基础上的规划理论和相应的方法——无论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如此。何论很清楚，城市规划远没有适应这种新的变化。除非我们能够重构规划理论基础，并发展出一套新的工具。否则，城市规划就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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