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悲观的预测
２００７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我国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
谈宏观经济不能不看就业形势
中国经济时报：观察宏观经济运行，一般要看增长速度，看国民收入，看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失业率，您觉得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消费物价增长１．４％，劳动力闲置率１５．７７％。我给你看一张表：（见表）
这个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１９９０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１９９０年时２．５％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４８％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２２％；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３０％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３０∶７０，正常的下限是３５∶６５，但我国是４５∶５５。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钱而因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周天勇：是的。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２００６年１—１１月工业企业利润１６５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７％；财政收入增长２５％；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１４％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６％。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３０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的宏观经济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吗？
周天勇：由于创业萧条，劳动力闲置严重，国内以劳动者收入为基础增长的需求严重不足，实体经济方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不大，但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发生严重泡沫的可能性很大。从国内消费品供给看，存在着过剩的苗头。２００６年前１１个月除了居住类价格和粮价上涨较为明显外，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文化用品类价格涨幅都有所回落，表明产能过剩日益显现；从工业企业产成品层面看，２００６年５月以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增速加快，表明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加快，产能过剩矛盾可能加剧。事实上，随着近几年新建扩建产能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矛盾有加剧趋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的泡沫会强劲增加。由于居民资产从事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各部门注册准入、收费罚款、繁多执法、吃拿卡要、各环节公关等限制，有钱只能去投资股市或者房地产，在房地产受到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股市的泡沫会大增；２００７年如果股市下落，房地产的投资压力又会增大，房地产泡沫会再起。
我要强调的是，由于统计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４．２％与实际劳动力闲置情况相去甚远，作为一种工作的标志来看，各地领导工作的重心并不重视就业这一民生，实际上并不是重中之重。比如在通过鼓励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增加财政收入，与减少收费罚款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取舍，绝大部分地方政府肯定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前者上面，而不是后者。在工作和政策上因财政体制，不可能花大力气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而经济上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招商引资，上大企业上项目，推进城市和交通建设，扩大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如何能使地方领导重视就业这样的关系到老百姓民生的问题，从考核地方领导指标和当地老百姓对领导的评价和问责及罢免方面可能需要由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是宏观经济运行扩大就业中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消费和解决就业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扩大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根本途径在哪里﹖并且战略上怎样考虑，才能解决中国忧心的就业问题？
周天勇：消费的最大和最基础的潜力是增加就业，国内消费扩大，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的格局。根据我的计算，２００５年城镇劳动者年平均报酬１８２００元，２００６年如果真实闲置率降低到５％，有３８１４万劳动力工作，按照年平均１４０００元计算，劳动报酬总收入为５３３９亿元；如果城乡鼓励创业，能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１亿剩余劳动力有５０％务工，年平均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元，劳动者总收入为５０００亿，两项相加１０３３９亿；由于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费率较高，假定为８０％，经济学上的消费乘数一般为２．５％，则国内消费增加２０６７８亿元。假定劳动者投入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有替代作用，而２０万左右的ＧＤＰ总量不变，则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调整到６５∶３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都可以吸纳就业，但在数量上差别极大。
周天勇：由于党政事业单位在精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在总体上减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容纳不了多少就业劳动力，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９０％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国９６％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６５％—８０％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９—１５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４５—５５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２００５年城镇总就业劳动力为２７３３１万人。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８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５年经济普查表明２００４年法人企业只有３２５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２００５年有３５０万法人企业。２００５年中国如果按照３５０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２．７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４０００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２０００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１８５５３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５３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８００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６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４５—５５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２０—３０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８００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２３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有学者认为，只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还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另外还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造成的。您的观点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的拉美各国；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Ｕ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Ｕ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创业意愿低，农民是中国创业的主体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创业者主要是哪些人？
周天勇：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２０％；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１％；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５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６５％，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５万元钱创业的不到５％；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９０％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９０％以上是农民。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假如４５０万大学生中有１０％创业，年增加５０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１０人，可以解决５００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５０万个，再解决５００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２００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４００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５８．３％，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
中国经济时报：看来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大规模减少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那么，如何管住政府的审批、执法和收费？
周天勇：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到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一个悲观的预测
中国经济时报：您说的关键建议实现起来难度较大，涉及政府一些部门利益的政策，如果受到阻力，不能出台和实施会怎样呢？
周天勇：如果是这样，我给出一个悲观的预测：２００７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国外大部分国家个体劳动根本不用注册登记，并且许多国家１／３的企业是非登记企业），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仅仅靠对下岗职工、复员军人等个别和短期的优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根本不可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不可能不依赖于出口（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限制出口，国内生产将过剩，将会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也根本不可能将贸易顺差降低下来；如果增长还是依赖于资本、资源而不是劳动，产业结构中以劳动和知识为主要要素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污染和资源消耗根本不可能降低下来，增长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如果小城镇、县城的收费和罚款占到地方财政的５０％以上，不能减少，农村劳动力不能就地创业、就业和转移，只能千里迢迢，居无定所，大规模向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的城市流动，造成交通紧张、大城市拥挤、流动人口犯罪、老后返乡而无地无保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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