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在宠爱和虐待中沉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民营经济政策的解冻，民营企业从禁区破壁而出，后又从“填房”的尴尬身份升格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么多年来，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却从来就没有乐观过，一会儿被捧为耀眼的明星、令人羡慕的财富人物，一会儿又黯然失色，变成阶下囚，民营企业家们在受宠和遭虐中沉浮，一路坎坷。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年，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因为“非法集资”被抓的时候，大午村的村民都表示“大午不是那种坑蒙拐骗的人”，全国上下都为其鸣不平，孙大午是难得的公众宠爱的民营企业家。可孙大午曾经被投毒、剪电线、毒打、暗杀、诬告……20多年来几乎什么事情他都经历过。1998年，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但居然有些基层干部因未从中得好处，动员村民挖路搞破坏，甚至动手行凶。
更为悲凉的是，孙大午屡遭当地土地、工商、税务的刁难和迫害。归根结底，是没有满足某些政府官员在利益方面的无理要求。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而这恰恰反映了目前我们社会商业环境的畸形状态。
而民营企业在某些行业遭遇市场准入的政策门槛更是巨大的精神压力。2006年6月13日，中国三家地方石油商会与7家民营油气企业联名上书国家商务部，恳请对目前油气流通领域准入政策进行调整。否则，他们将从此退出这一行业，其资产由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垄断集团按市价收购。事情源于商务部于2005年6月颁布了《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规定成品油批发企业，必须“拥有30座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而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不符合这一资质。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1670座民营加油站，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能够拥有30座自有或控股加油站。由于遭到民营企业的激烈反对，商务部在“成品油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稿中，将条件改为：凡从事油气批发的企业须拥有10家加油站。但是，这个限制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还是难以逾越的门槛。
为何从事油气批发的企业被要求一定要拥有这么多的加油站？为何非得强迫从事批发的企业干零售？这些问题从表面看令人匪夷所思。众所周知，加油站的建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并不是民营企业想建就能建的。这就意味着，许多民营企业将可能因此被“废掉”。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和成熟的中国，还在以这种提高门槛来抑制竞争的规定，不能不令人称奇。
民营企业的抗争并没有感动决策者，2006年12月7日，备受关注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终于出台，该政策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对即将全面开放的成品油市场作铺垫。根据两个《办法》，中石油、中石化垄断局面将被打破，外资和民营企业将可参与竞争，但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对经营门槛要求过高，会导致一些民企不得不退出市场。
成品油和原油行业的经营规定对于民企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让人们多少感觉2005年春天国家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只是一缕乍暖还寒的春风。在这份文件中，国家有关方面的承诺是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可如今门槛加高，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进入成品油这类的市场。
而2006年，所谓民营企业“原罪”再次引爆公众眼球，民营企业又一次遭遇舆论的虐待。这是自2003年国内掀起针对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高潮后出现的又一次集体反思。民营企业最大的小辫子，就是原罪。一旦目中无人，便会被拉动一根根小辫子，痛苦不堪。
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面对民营企业困境曾说，“再指责企业的原罪，就是反对改革开放”。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公开表态说，政府应最大程度宽容民营企业初期的不规范。对这敏感议题，多数官员保持沉默。
宠虐自有缘由
有评论说，民企之所以出现宠和虐这样的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造成的。
在民企发展的浮浮沉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轨迹”：符合政府策略，和当地的官员关系好，并满足他们的政绩时，民营企业往往就会得宠，反之就会遭到虐待。
打开电视机，我们会看到“著名的企业家”在高谈阔论，讲述自己发财致富的神奇经历，宣扬自己对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建设～个现代化的社会；翻开报纸，就可以见到对“企业家”活动连篇累牍的报道，甚至对他们个人身世以致隐私津津有味地谈论。地方政府把他们当作本地的救星，媒体把他们当作救世的天神。这样的精神待遇岂止是“善待”或“优待”，已经是过度的吹捧和宠爱。
严介和的太平洋集团是一个典型案例。严介和利用当地政府急于融资创政绩的浮躁心态，自告奋勇地为政府排忧解难，主动垫资、承揽诸如开发区、工业园、市政建设等能为当地政府脸上贴金的工程。
政府当然备加赏识严介和之举，于是，严介和从政府那里索取到信任的资本，一个个工程不需要任何招标程序就轻易落入严介和的手中，从银行贷得一笔笔工程启动资金。
严介和玩的拿手好戏是所谓的BT模式，即带资建设再移交，业主分期还款。这一经营模式概括起来就是：从政府拿单，再利用政府信誉向银行申请贷款，利用银行短期贷款启动项目，再靠占用下游供货商或工程队资金，最终获得政府的长期回款。
2004年，*ST纵横成功恢复上市，这一年年终，严介和与他的“太平洋”又获得了三顶桂冠：全国民营企业十强、位列江苏十大新闻事件、中国十大杰出管理人物。
严介和一直认为自己的最大底牌是政府：“因为太平洋就是诞生在政府的怀抱里，成长在政府的怀抱里，壮大在政府的怀抱里。”可严介和忘了，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在中央挤压基本建设的高压政策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抑制投资欲火，原先承诺的项目不得不下马。这对严介和这类“空手套白狼”的投机者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此前，由于政府对严介和的信任，银行对严介和大开绿灯，严介和想贷多少就能贷多少，银行几乎成了严介和的提款机。
而一旦传出严介和的资金链出现问题，银行翻脸不认人，竞相逼债。太平洋危机即刻爆发。
而我们这个社会的浮躁心态也是民营企业冰火两重天命运的根源。社会极端势利，对民营企业极端苛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民营企业兴旺发达时，鲜花、掌声、荣誉纷至沓来，一夜之间，民营企业家的头顶上笼罩着一顶又一顶眩目的光环。而民营企业败落时，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昔日蜂涌而来的政府官员、银行大亨视民营老板为瘟神。
所以对“问题民企”的拯救，成为社会一大难题。近几年来，多少民企沉疴泛起，落入深渊，一个个垂死挣扎，企盼救助，而社会各界多为作壁上观，参与救助的各方也是趁火打劫，民企的救助如关山阻隔，一路风波。
从理论上说，民营企业不再是“填房”，不再是“后娘养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生力军。手心手背都是肉，政府应当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不该另眼相看，厚此薄彼。可是，政府与民营企业能共富贵却不能共患难，民企兴旺时，政府春风满面，笑靥如花；一旦民企出事，地方政府不是缺位，就是越位，要么袖手旁观，要么指手画脚，横加干预。德隆崩盘，惊动了国务院，政府有关方面才开始投入救助，但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间。至于健力宝，当地政府采取的是一种粗暴干涉的救助方式，竟然成立工作班子抢占健力宝，让人心寒。
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往往能救民企于水深火热之中，挖掘手中的政策资源，协调社会方方面面为遇难的民企排忧解难，可关键时刻却眼睁睁地看着民企沉船。
呼唤公正 好自为之
在中国，民营企业缺少的不是资金，不是市场，而是公正的国民待遇。唯有让民企享受与国企同等的国民待遇，民营企业家才会做政府忠诚的臣民。
一个民营企业家要做清醒的市场人士，既不要被宠爱所陶醉，又不能被虐待所吓倒，要自律自警，好自为之。
个人财富高达100亿元的富豪，却在纳税的时候千方百计拖欠，经税务部门多次催缴，至今仍欠税达2800万元（不含滞纳金），令我们看到一些富豪作为社会精英人士所表现出来的低质的财富观和纳税观。这样的人，怎能受到社会公众的尊敬和宠爱？又怎能不被公众舆论所“虐待”？
再者，企业就是企业，致力于市场经营，而不要有太多政治情绪。我们有的企业家忘记自己的市场身份，总想取悦于政府，投其所好，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
有的民营企业家总想戴顶“红帽子”，千方百计往人大、政协里钻，或者弄个什么头衔，其实荣誉和责任是乌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只有一门心思地钻研市场，做出成绩来，企业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那几顶“红帽子”毕竟抵挡不了市场潮流。一旦有变，企业被淘汰出局，民营企业家头顶上的“红帽子”也会被随时摘掉。唐万里曾贵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随着德隆大厦的倒塌而摘去桂冠。
宠爱也好，虐待也罢，民营企业家只要走正道，就不会因为宠爱而被惯坏，也不会因为虐待而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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