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企业领袖为何频发“盛世危言”？
“非常严重。不仅是三星，整个韩国经济都比较艰难。如果不打起精神，5－6年后将出现混乱的局面。”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最近的这一警告，震动了整个韩国产业界。据说，去年以来，韩国手机、半导体、汽车、钢铁、造船等五大产业，都出现了赢利放缓的迹象，三星、LG、现代汽车等大企业最近已经陆续冻结工资。今年1月份，李健熙已经用“三明治论”向经济界发出过一次警告：韩国像三明治一样夹在领先的日本和追赶的中国之间，处境艰难。他甚至说：在韩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业，内需部门会继续留在韩国，但出口部门不得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去年5月，我和中国一些财经媒体的负责人曾经一起拜访过韩国三星总部。几天时间，走访了其几个重要的业务总括。直观的感受是，三星上下已经做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准备，尤其是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它在半导体芯片上有自主技术，而且一直敢于为未来投资，目前已经投到了第8代生产线。它的面向全球的人才培训体系也非常发达，三星人力资源研究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以前的标杆索尼，因为“日本企业已经没有强烈的创始人文化，决策慢，危机意识不强”；它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三星中国在中国的销售额，甚至超过了中国本土许多大型电子消费品企业。
我个人认为，主要的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三星，而是出在环境。韩国市场狭小、成本升高、工潮严重、社会安逸，这样的社会环境的确已经不再适合大型制造业的本土生存。不但韩国，日本更是如此。无锡尚德公司董事长施正荣最近和我谈起他在收购日本企业后的一个直观感觉：日本一半的企业是不赢利的，只在日本国内经营的企业状况都不怎么样，仅仅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已，日本经济主要还是靠那些早年“走出去”了的大企业在维持。
在一个日益富足安逸的社会里，有雄心的企业该如何生存、如何持续发展？这是日韩乃至欧洲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也是最近两年，日韩著名企业领导人纷纷向全社会发出警告的根本原因。《中国企业家》陆续刊登了日本佳能董事长御手洗富士夫（《日本经济改造计划》）、索尼前董事天外伺郎（《绩效主义毁了索尼》）大声疾呼的文章，现在三星董事长李健熙又出“盛世危言”，应该引起中国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企业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未富先不平”。公众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不满增加，企业（家）的公众形象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见本期《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企业家公众形象调查”）。入世5年之后国内市场国际化的严峻后果也慢慢显现出来，国内非垄断非资源性企业的生存发展遇到很大压力。这个时候，不少企业家选择了独善其身式的“消极从容”，有的产业雄心消退，维持为上；有的干脆卖掉企业，退出实业，转做投资。更多的人在社会责任、公益慈善等无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但有助于减轻公众压力的事情上做花样文章，消极适应社会。
一个被全世界看好的国家经济，可它的企业并没有让全世界看好的竞争力，这是最大的“盛世危机”。可惜的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勇气像日韩企业家一样，站出来大声疾呼，引起全社会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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