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问题波及全球
安德鲁－斯皮德由于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应对能源挑战理应得到欧洲的理解与援助
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石油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考虑到中国经济对交通和石化行业的依赖，中国对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将会持续增长。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发展一系列国际、国内能源政策，来降低这一依赖。国内政策包括扩大国内石油产量，发展石油替代能源，加强交通工具使用效能和发展战略石油储备。这些举措值得赞赏，而且中国理当得到国际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利于解决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压力。
中国政府获得油气资产时兼顾市场机制和政府直接介入两种方式，但比起发达国家及国际石油公司，中国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目前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明显不足。因此当前政府为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战略提供了大量支持，同时一直致力于和能源生产国建立政经联系。
在全球石油市场的大背景下，石油究竟是由中国公司、还是其他国家公司生产，其实无关紧要。只要石油被生产、销售、使用，对市场而言就是有益的。中国石油公司积极参与海外石油生产实际上对世界石油市场贡献了很多边际产量。
西方的反对集中在其他两个方面，第一，不公平竞争，第二，瓦解西方社会的全球外交努力。
毫无疑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在竞购石油资产的时候，要比国际石油公司更具优势。低廉的融资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更强的政府支持，经常可以让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赢得一些凭借他们自身实力无法完成的收购。缺乏经验，愿意支付较多的资金获得市场机会等因素让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经常高价竞标油气资产。对西方社会而言，如果发达国家反应过度，试图阻碍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战略，诸如美国在阻碍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案中表现的，必将会适得其反，促使中国放弃市场行为，更加依赖政府行为。
西方的另一个忧虑是，由于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差异，中国石油公司在寻找海外油气资产时，可能会瓦解了西方的外交策略和外交努力：比如目前中西方在苏丹、伊朗、安哥拉和缅甸的不同观点。
在安哥拉，中国借给安哥拉政府一笔低息无条件贷款，而就伊朗而言，中国考虑到油气合作问题，而没有和西方国家一起反对伊朗的核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反对对缅甸的制裁。这些以及其他事件说明，在处理外交策略时，由于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中西方社会存在一个理解和价值观上的差异。
中国的环境挑战源于其迅猛的经济发展、丰富的煤炭储量以及较低的人均GDP。2004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尽管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增长，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政府集中回应了两个挑战：抑制能源需求和保护环境。中国政府还在大范围实施新举措，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领域提高能源使用效能。包括通过《可再生能源法》，提高排污标准，加强政策实施力度等。在不断增高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这些举措有些效果，但中国想在短时期内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不太可能，特别是考虑到环境目标和其他经济增长的目标有着此消彼长的矛盾性。
提高能源使用效能有两种途径：一是经济杠杆，二是行政命令。就第一个而言，中国的社会和宏观经济政策决定了政府将尽力避免能源价格上升得过快。而就行政命令而言，中国目前政府主管能源和环境的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条约还不尽健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难以承受昂贵的清洁能源技术。
中国的能源挑战具有全球重要性是因为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欧洲应该起到一个绝对主导的作用，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并致力于将中国早日纳入国际对话和沟通体制。欧洲社会应致力于两方面的努力：
第一是建立互相理解，并且努力将中国纳入到主要的国际组织和体系中来。欧洲很多大国不理解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多艰巨，而中国高层则需要更好地理解国际政经游戏规则。仅有理解是不够的。中国政府和其国有公司应该逐渐加入区域和国际能源组织和国际环境组织，并应在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努力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第二，经合发展组织成员国政府应该投入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助中国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如果想要在50年内真正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话，现在就需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大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欧洲应努力促成国际共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每年促使国际社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支持，帮助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温室气体问题，这也完全符合欧洲自己的利益。
(作者为英国邓迪大学能源法律政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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