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能从国学里找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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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国学热，如“超女”。尤其是商业的驱动，就如赵本山卖拐，就是忽悠你，你被忽悠了还得说声：“谢谢啊-”。
20日下午4点半，我受朋友之邀在北京的“老故事餐吧”见了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先生。傅先生刚刚从机场赶来，他是当日早上从台湾动身的。我去年去的台湾，深知由台湾到北京的路途劳顿。但与傅先生见面后，我没看到他有任何倦意，虽然他年龄比我长13岁。
傅佩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在没见他之前，我确实不知，也可能我孤陋寡闻，但傅先生说：台湾没有过像大陆这样的国学热。我不知台湾是否把傅先生也称为“国学大师”，他在台湾只是台大的哲学教授，也可称得上台湾的著名哲学家。但大陆称他国学大师，我看他也欣然接受，想毕他就是吧。
时下的“国学热”，在我看来多是商业行为。国学是什么？就是四书五经？
年初，我的一个朋友搞了一次国学讲座，请的是慧曼法师主讲，听者绝大部分都是商人，不是哪家企业的大老板，要不就是总经理什么的，最不计的也是副总经理，而且大都是来自民营企业。慧曼法师演讲的主题是：寺庙的丛林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我只是对这样一个新鲜的话题感兴趣，所以就跑去了，在一家民营企业的会议室里——在中关村的最北面——上地，我要知那么远，我说什么也不会去。既然去了，就得装得象那么回事。慧曼法师演讲前，我那主持讲座的朋友非让我先讲讲，说是代表主办方祝词，我被撂那地方了，没办法，只好装吧。
我讲的大意是：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很高兴，祝词谈不上，但愿意和大家交流。有些现象联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目前的国学热，前一段的易中天；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王朔自己也在说读《金刚经》，并从中找到他自己要找到的东西，真这么神吗？我不知道。电视片《大国崛起》的热播，有人说，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要先从文化上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关键是中华文化的复兴。等等这些，都在反应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国学的说法我个人看来不太准确，其实质在我看来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根”。中国文化的“根”，很显然是在《易经》、《论语》、《老子》、《庄子》中演变而来，我个人也在学佛，佛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易经》、《论语》、《庄子》等典籍，包括佛学，在我看来都是哲学，研究的都是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南怀瑾老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什么？就是“道”。那我要问：“道”是什么？在我看来“道”也是哲学。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客观的说还没找到“道”，或者说还没入“道”。我们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是没入“道”。而现在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让我们从中感受到这些都是在靠近“道”的本质。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的是什么，这个“根”又是什么？就是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确立适合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那天我的这段讲话，我想应该装得还挺象。
而与傅佩荣先生见面时，傅先生说，他将在21日、22日两天里，到北大演讲，听者都是企业界的领袖，有200多人。很显然听众都是商人。傅先生向国内这些商人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傅先生是以国学大师的名义来北大演讲的，而这些商人很显然是看着“国学大师”的身份来听的。我不知傅佩荣先生能给这些企业家们从国学里找到什么来满足他们所需要。
商人能从国学里找到什么呢？改革开放初期，不知有多少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仿佛谁要提中国的传统文化，谁就是保守势力，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最典型的就是《河殇》，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黄河文明导致中国的落后和闭关锁国，崇尚海洋文化和蓝色文明，只有海洋文化才能救中国。可如今，国人又热衷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几年前，我和朋友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贫穷并不可怕，其实有比贫穷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是非的颠倒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扭曲。解决贫穷的问题，有10年的时间就可以有初步的改观，而社会价值取向的确立和社会对是与非的明断，那得需要30年到50年。
国学热，在我看来是人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从而入“道”。而商人也要找到“义与利”的和谐，靠近“道”，或是与“道”近些。就如我们先知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才注重他的《道德情操论》，而其实斯密是《道德情操论》在前，《国富论》在后，逻辑上，《道德情操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而今，我们热衷于追寻几千年前的“根”，可能就如认识亚当·斯密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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