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难以持续
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难以持续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储蓄率居高不下、投资增长速度过热，这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关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呼吁越来越多。为什么消费在GDP中的比例难以提高？首先是因为在居民的收入中储蓄太多、消费不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费用过高，使得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被迫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其次，是因为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没有提高。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政府财政收入上升较快，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分配更多地向政府倾斜，“国富民穷”的现象初露端倪。如果这种“国富民穷”的格局持续下去，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将愈演愈烈，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将遥遥无期。
图1是1981年到2005年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一直快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但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转折点，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落后于财政收入的增速，稍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开始下滑，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向政府倾斜。从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8年，居民和政府的收入分配比重分别为68.6％和17.5％，到2003年变成了61.8％和23.1％，其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6.8个百分点，政府的比重上升了5.6个百分点。考虑到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政府收入所占的比例应该更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富民穷”的格局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不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1995年左右是一个分水岭，导致在此前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转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政府财政税收实行的是包干制，中央政府以上年的基数来确定地方政府当年的税收上缴比例。在此种情形下，地方政府更注重对企业“放水养鱼”，征税的激励不足，因此在这一阶段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企业和居民倾斜。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地方税体系不健全、主体税种不明确导致了地方收入不稳定，但是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均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收入不足但支出剧增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征税意愿加强，并且行政性乱收费、乱摊派现象普遍。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是直接的，在经济蛋糕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分得多了，落到居民手中的就少了。同时，1998年以来的住房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地方政府寻找到通过土地交易获取可观的土地收入的财路。土地交易直接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在城乡居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居民难以从中得到收入的增加，土地交易对扩大就业的影响也不大。
另外当前税收结构的不合理也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升。现行税收结构使得企业税负沉重，从而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的增速。我国企业的税负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两项，名义增值税税率为17％，名义所得税税率为33％。增值税和营业税约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5％以上，所得税也占财政收入的12％以上，加起来达到67％。企业税负过重和生产性增值税占主要地位的直接后果是企业支出中劳动报酬和生产税负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企业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1992年为27.59％，1995年为26.65％，1998年为22.68％，而支付给政府的生产税逐年上升，1992年为11.24％，1995年为11.77％，1998年为14.86％。尽管近年来居民的财产收入有所上升，但劳动报酬依然是中国老百姓收入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报酬比例下降所导致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就不难理解了。
不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也是收入格局向政府倾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行体制下，上级考核下级官员的手段有限，主要为数字化的政绩考核,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 “数字出官”、“政绩工程”等特殊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这种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加剧，导致各地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地方政府在外资外贸政策优惠方面的恶性竞争格局。在投资方面，地方政府纷纷把重工业如钢铁、冶金、汽车制造等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重工业多属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在增加GDP和政府收入的同时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因此当地居民并不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吸引外资方面，地方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各种优惠措施纷纷出台。在出台各项对资本有利的政策的同时，对劳动者的保护缺付诸阙如，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工人要求合法待遇的要求却被地方政府视为影响吸引外资和企业竞争力得强行压制。在一些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中，克扣劳工工资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居民收入格局变化的另一个诱因。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分强调外资和外贸，因此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发展较快，但是制造业的增长靠的主要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扭曲的要素价格。过高的储蓄率和金融管制导致利率过低，这意味着资本的价格被低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劳动力的价格也被压低；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同时一次性将人民币贬值，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左右下调至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人民币汇率的一次性贬值再加上后来实行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后人民币多次被动贬值，使得外向型企业的价格竞争空间大为拓展。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所实行的外资外贸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对于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外贸企业享受的出口退税、外资企业15％的所得税率等等。如前所述，外向型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其资本劳动比较高，劳动需求弹性不足，雪上加霜的是，九十年代正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高峰期，劳动供给大幅增加，此消彼长，这些因素掺和在一起使得居民收入受到了抑止。
收入格局过度偏向于政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从以下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反过来又使得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加强，我们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外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另外政府占有资源太多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年来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即政府投资率上升得比较快，而非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非常平稳，上升的幅度很小，中国近年来的几轮投资过热大多是政府主导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多向政府倾斜的收入格局既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制度扭曲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和政府调控的无力。外汇储备的居高不下、居民消费的不振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反映了我们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和谐社会也有赖于居民福利水平的切实提高。因此改变当下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显得更加意义深远了。制度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可以先从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入手，改变居民的预期，从而增加当期消费；然后再釜底抽薪，逐步取消对外资外贸的优惠政策、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从根本上遏制经济结构失衡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象的进一步加剧。毕竟，与民众福利直接相关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才是我们各种政策的最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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