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丁学良开门见山地说。这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一脸严肃，并没有说笑夸张的意思。
丁学良近年来一直穿梭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以及大学制度。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师制度改革方案引发了有关大学的理念、什么是大学、如何治理大学的持久讨论。在内地最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丁学良做过多场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为其出版著作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时为人瞩目。
这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目前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 “比较政治社会学”。而在比较研究中，大学制度无疑是一个新科目，也是让丁学良感受极为深刻的题目。几年来，他一直在呼吁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他认为大学应该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钱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他说。
但是中国大学这些年来的表现，与这位学者的理念相去甚远。招生黑幕、教授嫖娼、腐败窝案、学术不端……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一一浮现，高校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一家杂志做了一期封面专题，标题就是“病入高校”。大学似乎已经不再是纯洁、高尚的象牙塔，而是一个粗暴的、扰攘不息的名利场。
这一乱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而且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而致力于大学制度研究的丁学良，对此已是哭笑不得。
二
当高校学术腐败等老话题还在媒体与各种讨论会上蔓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去年“两会”期间，几个身为大学校长的代表委员对媒体“诉苦”，说财政给高校的钱太少，学校如何缺钱，日子如何难过云云。结果惹得财政部非常不高兴。“两会”结束后的第五天，在一个论坛上，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就回应说：“虽然我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高、不足，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教育经费中用于高校的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如果高校提出来什么时候给他们增加经费，我说，想靠国家给大学更多的钱，我想你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一时半会儿没戏！”
也就是在此前后，高校的贷款问题浮出水面。
2005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06年社会蓝皮书说，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由于贷款额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
2006年9月，有关报道称，高校“负债运行”问题突出，有的大学已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其实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至于高校贷款总量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社科院蓝皮书称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而有媒体则说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至2500亿元。至于具体大学的贷款额，社科院蓝皮书说，“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
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目光。今年“两会”期间，有关高校负债的话题虽然偶有提及，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指向，也就被淹没在诸多其他的报道中。
“两会”闭幕后的第三天，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确实存在高校巨额贷款问题，但他否认部分高校“破产说”，而且高调表示“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而就在同一天，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校内网上贴出了一个通知书。就是这样一个网络通知，将高校负债的“窗户纸”一下子捅破了。
这一名为 “吉林大学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称：学校贷款高达30亿，从2005年起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财务困境逐步显现，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学校不得不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媒体曝光，吉林大学迅速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许多人在问：吉林大学会不会破产？其他大学是不是存在同样的严重债务问题？但是，作为当事方的全国高校们，出奇地保持了一致沉默。
三
作为全国第一届中青年学术论文一等奖的获得者，丁学良1984年便去了美国，在哈佛从师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一直主张理性主义的精神。但在2005年10月，他的“5个论”在内地掀起轩然大波。在公众心目中，丁学良俨然一副斗士形象，成为继郎咸平之后为舆论所广泛追捧的人。有意味的是，他们都来自香港的大学。
2005年正是反思改革的潮流汹涌之年。是年10月，《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对丁学良的专访，称“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当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正遭受空前声讨和贬抑，“五个论”横空出世，让那些以批评甚至谩骂经济学家为能事的人们兴奋不已。《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279票中，逾八成的公众支持“不超过5个”的说法。丁学良的名字，从此与“5个论”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丁学良却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言论，后来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澄清说，他的原话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并在这句话前有很多重要的背景界定。事实上，关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到底有几个，根本不是他那次接受采访的谈话要点，他讲的核心，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研究向经济科学的方向进步的问题，但传播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挥，人们各取所需，借题引火，去讲各人想讲的话，完全失去了分寸。
对自己观点的传播失去控制的丁学良非常无奈。2007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当记者就大学债务问题采访他时，他还在感叹媒体歪曲了他的“5个论”本意。不过，他似乎也并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担心，而是坦率地讲述自己对大学问题的认识。他相信我们不会制作 “丁学良炮轰中国高等教育”那样的标题——— 尽管那样的标题才足以引动视听。
有人对发表“5个论”的丁学良提出质疑，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出身，没有资格评判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对此，曾在复旦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丁学良不以为然，他说，“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
而这一次，丁学良的话题回到了他的研究领域。他来谈论大学问题，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提出质疑。
有人对发表“5个论”的丁学良提出质疑，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出身，没有资格评判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而这一次，丁学良的话题回到了他的研究领域。他来谈论大学问题，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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