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瑟斯在阿根廷的一次讲演：政治和观念
米瑟斯在阿根廷的一次讲演：政治和观念在启蒙运动时代，在北美人民获得了独立年代里，以及几年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西方文明的主流情绪是乐观的。那时候，所有的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确信他们生活在新的繁荣、进步和自由的世纪的开端。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在欧洲和每周的自由国家建立的宪政代议制政府——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而且经济自由持续地改进人类的物质状况。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期望中的一些是过于乐观了。无疑我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见证了经济状况的前所未有的改善，这使得多得多的人口能够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存。但是我们也知道18世纪哲学家的许多希望——不再有战争、不必再革命的希望——被彻底粉碎了。这些期望没有实现。
在19世纪，曾有一度战争在数量和严酷性方面都下降。但是20世纪带来了尚武精神的复苏，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还没有走完人类必将经历的苦难历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的宪政制度使人们感到失望。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论者——似乎认为这个问题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没有联系。于是，他们在长篇大论议会制——人民代表的统治——的瓦解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现象与经济状况和决定人们的活动的经济学观念完全无关似的。
但是它们并非无关。人并非有政治一面和经济一面而且两者不相干的存在。事实上，所谓的自由、代议制政府和代表制度的瓦解是经济和政治观念的剧烈变化的后果。政治事件是经济政策的变化的必然后果。
指导着那些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展出新的政治体系的人基础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律师的观念始于这样的前提：一国之内，所有诚实的公民都有同样的终极目标。这个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应致力的终极目标是整个国家的福祉，以及其它国家的福祉――这些道德和政治领袖们完全相信一个自由国家无意于征服。他们认为党争是自然的，关于处理事务的最佳方式存在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
那些对于问题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合作，这种合作被称为组党。但是政党的结构不是永恒的。它并不取决于这些个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果人们知道政党原先的地位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或者错误的观念上，政党结构就会改变。从这个观点看，许多人认为竞选中和以后的立法会议上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机构成员的讲话被人们认为不仅是告诉世人一个政党要求些什么的宣言。它们还被认为是使对立党派信服演讲者自己的观念比他们从前听到的观念更加正确、更加有利于公共福祉的努力。
政治演说、报纸上的社论、小册子和书籍都是为了说服而写作的。没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有充足的理由，他却不能使多数人信服他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正是出于这个观点， 19世纪早期的立法机关才写入宪法条文。
但是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经济状况。它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只有一个政治目标：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福祉。干预主义取代的正是这个社会和经济哲学。干预主义培育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哲学。
按照干预主义的观点，给予特殊群体支持、补贴和特权是政府的职责。18世纪政治家们的观念是立法者具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特殊观念。但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切非共产主义独裁的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毫无例外地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境况：不再有过去的古典意义上的真正的政党了，有的只是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
压力集团是一群企图以其它国民承担代价为自己谋取特权的人。这个特权可能是对竞争性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是补贴、可能是禁止其它人与压力集团成员竞争的法律。不管怎么说，它给予压力集团成员们特殊地位。它给予他们一些----根据这个压力集团的观念----其它集团得不到或者不应得到的东西。
在美国，过去的两党制似乎依然保留着。但这只是真实境况的伪装。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生活----以及所有其它国家的政治生活----都是由压力集团的斗争和愿望决定的。在美国仍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两党中都有压力集团的代表。这些压力集团的代表们对于与对立党派中的同一个压力集团的代表合作的兴趣大过与本党成员的合作。
举个例子。如果你和美国真正明白国会事务的人谈话，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国会议员，代表白银业集团的利益。”他们也会告诉你另外某位议员代表小麦种植者。
这些压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必然是少数。在一个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体系中，每个要求特权的团体都必然是少数。少数如果不与其它类似的少数、类似的压力集团合作就永远无法取得成功。在立法机构中，他们试图建立各个压力集团的联盟以成为多数。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联盟会破裂，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各个压力集团不可能达成一致，新的压力集团联盟会形成。
这就是1871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三共和国的衰亡”。它不是第三共和国的衰亡；它只不过是压力集团制度不是能够成功地用于治理大国的制度这个事实的例证。
在立法机构中有小麦业、肉业、白银业、石油业的代表，但首先是有各个工会的代表。在立法机构中只有一个群体没有代表：全体人民。只有很少人站在全体人民一边。而所有问题，甚至对外政策的问题，都从特殊压力集团利益的角度被看待。
在美国，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对白银价格感兴趣。但是并非这些州的每个人都感兴趣。然而，美国数十年来花了纳税人大量的钱在市场价格之上购买白银。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只有少量人口从事农业；其它人口是农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然而，美国的政策是花费成百上千亿维持农产品价格高于潜在市场价格。
人们不能说这个政策有利于少数人群，因为农业利益不是均匀一致的。奶农对于谷物的高价格并无兴趣；相反，他更希望谷物价格低。鸡农希望鸡饲料价格低。农民有许多对立的特殊利益。然而，国会政治中的巧妙策略是少数群体有可能以多数的利益为代价获得特权。
一个在美国尤其有意思的例子是关于糖。或许每500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对糖的更高价格感兴趣。或许500人中的499人希望糖价更低。然而，美国的政策却是通过关税和其它特殊手段提高糖价。这个政策不仅损害那499位糖的消费者的利益，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制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与所有其它美洲共和国合作，其中一些国家有意向美国出售糖。它们本来可以出售更多。这表明了压力集团利益甚至可能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
年复一年，全世界的人们论述着民主——人民的代议制政府。他们指责其缺陷，但是他们抨击的民主不过是干预主义是国家的主导政策的那种民主。
今天人们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在19世纪初，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立法机构，人们发表关于人类重大问题的演说。他们为反抗暴政、为自由、为所有国家的合作而战。但是现在我们在立法机构中更加现实了！”
当然我们更加现实了；人们不再谈论自由：他们谈论花生的更高价格。如果这是现实的，那么立法机构当然改变很多，但这不是进步。
干预主义带来的这些政治变化大大地削弱了人民和代表们抵御独裁者妄念和暴君行径的力量。只关心满足投票者的愿望——例如，要求糖、奶和黄油的更高价格以及（受到政府补贴的）小麦的更低价格——的立法代表只能非常虚弱地代表人民；他们永远无法代表全体人民。
喜欢这些特权的投票者没有认识到还有希望相反的事情的反对者会阻止他们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这个制度也导致公共开支持续增加，同时征税更加困难。这些压力集团代表希望给自己的压力集团争取许多特权，但是他们不想给他们的支持者加上过重的税收负担。
立法者应当代表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他选出他的那个区的特殊利益的观念不是18世纪那些现代宪政政府的奠基者的观念；它是干预主义的产物。最早的观念是，立法机构的每个成员都应当代表全体人民。他在特定的区当选仅仅因为他为当地人所知，当地人们对他有信心。
但是人们并不应期望他去政府为他所属的群体要求特殊利益，比方说新的学校或者新的医院或者新的精神病疗养院——由此导致政府在他的社区的开支大幅上涨。压力集团政治学说明了为什么所有政府都几乎不可能停止通货膨胀。一旦当选官员试图缩减开支，限制花费，那些主张特殊利益的、从预算项目中受益的人们就会出来声称这个项目不能实行或者那个项目必须做。
当然了，独裁绝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正如它不是解决自由的问题的办法一样。独裁者起初可能做出各种承诺，但是作为独裁者他不会信守承诺。相反，他会立即压制自由言论，使得报纸和立法代表无法——在几天、几个月或者纪念后——指出他在独裁初期所说的和后来所做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自由在这么多国家的衰败的时候就不仅想到德国这样的大国过去经历的可怕的独裁。因为此，人们现在谈论自由的衰败和我们的文明的衰落。
人们说每个文明最终必然毁灭和瓦解。有一些杰出人士支持这个观念。其中一位是德国教师斯宾格勒，另一位更加知名得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文明衰老了。斯宾格勒将文明与不断生长但最终会衰亡的植物比较。他说，文明也是一样。把文明比喻为植物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在人类历史上区分不同的独立的文明是十分困难的。文明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不断相互影响。因此，人们无法像论及一个植物的死亡那样论及一个特定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便你拒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仍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类似的说法：衰落的文明。无疑，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帝国培育了非常有活力的文明，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欧洲、亚洲和非洲地区有很高的文明。也有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很高的经济文明。尽管它与我们今天的状况相比颇为原始，但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它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之前最高的劳动分工程度。同样无疑的是，这个文明解体了，特别是在3世纪。罗马帝国内部的解体使它无法抵御外部的侵略。尽管那次侵略并不比罗马帝国在之前几个世纪多次抵御的侵略更严重，但是他们在罗马帝国内部发生分裂后不再能够抗得住。
发生了什么呢？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造成了一个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18世纪之前的最高文明的帝国的解体？真相是，毁灭了这个古老文明的是与今天威胁我们的文明的危险十分类似的、几乎相同的事物：一是干预主义，二是通货膨胀。罗马帝国的干预主义表现为这样的事实：罗马帝国因袭了希腊的政策，没有放弃价格管制。这个价格管制一直是温和的，几乎没有什么后果，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并没有试图把价格降到市场水平之下。
但是当通货膨胀在三世纪开始的时候，可怜的罗马人尚没有通货膨胀的技术手段。他们不能印钱；只能降低铸币的贵金属成色，这与今天的办法相比是个笨拙得多的办法——今天，人们借助于现代印刷厂能够轻易地毁坏货币的价值。但是那足够了，而且它造成了与价格管制一样的结果，因为当局允许的价格现在低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商品的价格的潜在水平了。
当然了，结果是，城镇中粮食供应下降。城镇里的人们被迫回到农村重新务农。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具备理解劳动分工问题和通货膨胀对市场价格的影响的思想工具。货币滥发、货币贵金属成色降低是不好的，这一点他们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
于是，皇帝制定针对此的法律。一些法律禁止城镇居民迁移农村，但是这样的法律是无用的。只要人们在城里没有吃的，只要他们在挨饿，就没有什么法律能够阻止他们离开城镇重新务农。城镇居民不再能够在城镇中作为工匠在加工行业工作了。而且，随着城镇中市场的消失，没有能够在城里买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我们看到，从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城镇衰败了，劳动分工不像以前那么深入了。最终，中世纪的自给自足的家居制度，也就是后来法律上所谓的“城堡“制度，出现了。
因此，如果人们把我们的状况与罗马帝国的状况对比并且说：“我们也会走同样的道路”，他们有理由这样说。他们能够发现一些相似的事实。但是也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在于三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结构中。那时候，平均每隔三年一个皇帝被暗杀，杀他的人或者幕后主使成为继任。再过三年左右，新皇帝也遇害。当迪奥克里申（Diocletian）284年登基时，他一度试图阻止衰败，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的状况和罗马时代的状况的巨大差异在于，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解体的那些措施不是预谋的。我得说，那些措施不是应受指责的成型学说的结果。
然而，相反，我们时代的干预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和通货膨胀论观念已经被作家和教授们调制成为成型学说。学院和大学在教授这些学说。你们可能说：“今天的状况糟糕得多。”我将回答说：“不，并不更糟糕。”在我看来，今天的状况更好，因为这些观念能够被另一些观念击败。在罗马皇帝的时代，没有人质疑政府有权决定最高价格而且这是好的政策。没有人有异议。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学校和教授提出异议，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为害我们的、使得我们的政策如此有害的所有那些坏的观念都是被学术理论家发展出来的。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说到“群众的反叛”。我们必须小心运用这个词，因为反叛不是群众发动的：它是知识分子发动的。而那些提出了这些学说的知识分子并非来自群众。马克思主义学说声称只有无产阶级有好的观念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思想能够创造社会主义，但是所有社会主义作家，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卡尔 马克思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律师的儿子。他不必工作就上了大学。他和今天那些成功人士的孩子一样在大学学习。后来，他毕生得到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支持，他是工厂主，按照社会主义观念，是最坏的那种“资产阶级”。在马克思这样的语言里，他是剥削者。
我们时代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观念的产物。好的坏的都是。需要做的是与坏的观念战斗。我们必须与我们在公共生活中不喜欢的一切事物斗争。我们必须用好的观念取代坏的观念。我们必须拒斥主张工会暴力的学说。我们必须反对财产充公、价格管制以及为害我们的所有那些邪恶。
观念也只有观念能够照亮黑暗。这些观念必须以能够说服人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我们必须使人们相信这些观念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19世纪的伟大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巴斯夏和其它人----的观念的结果。
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用好的观念取代坏的。这一点，我希望并且，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人能够做到。我们的文明并非像施宾格勒和汤因比告诉我们的那样注定灭亡。我们的文明不会被莫斯科的精神征服。我们的文明将要也必然存在下去。而且它将通过比今天主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那些观念更好的观念存在下去，而这些更好的观念将由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人发展出来。
50年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有勇气支持自由经济，但是现在，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了一些弘扬自由经济的机构，例如你们国家的邀请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伟大城市说上几句的“自由市场研究中心”，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就这些重要论题我不能说很多。六次讲演对于听众来说可能很多了，但是还不够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的完整的理论，肯定也不足以反驳在过去50年间关于我们论述的经济学问题写就的所有胡说八道。
我十分感谢贵中心给我机会对如此出色的听众讲演，我希望几年后在阿根廷和所有其它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大大增长。我本人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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