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内在动力的推动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逐步将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亚国家（东盟四国和中国），形成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这里的东亚国家主要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共10个经济体。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和优惠的贸易政策，中国吸引了大量来自东亚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融入东亚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并成为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中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新国际分工模式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
区域生产网络是指跨国企业通过跨境方式来组织安排研发、产品设计、投入品提供、产品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从而形成的包括其子公司、分支机构、下级承包商、供应商、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具有合作关系的机构在内的生产网络。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促使跨境生产网络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 国际分工的深化
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的内在动力。技术进步使交通、通讯和协调成本大幅降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进一步深化到产品内。产品内国际分工是指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的方式。发达国家由于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往往从事设计、开发以及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多从事劳动密集度较高的加工和装配环节。东亚国家之间具有地理位置邻近和文化传统相似的优越性，可以节省交通和协调成本，再加上各经济体产业结构呈鲜明的阶梯形特征，使得东亚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恰好为跨国公司进行分散化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货币大幅升值，削弱了这些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他们逐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低工资的东盟四国和中国大陆，从而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迅速扩张。
（二）制度因素
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是决定一个国家参加国际价值链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纷纷实施了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的各项政策改革，包括降低外资份额限制、外资流入限制，鼓励FDI进入本国，同时采用多种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组建生产网络。在关税方面，采用了“双轨制”税收政策，即对一般进口的产品采用较高的进口关税，从而起到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对用于再出口的进口中间投入品豁免或者减让关税，从而激励出口产品的生产。与此同时，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东亚国家这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引资政策，使区域生产网络呈现明显的加工特征。
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特点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涉及多个国家、多种产业，较德国和捷克、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生产网络更为引人注目。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主要特点如下：
（一）雁型模式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打下基础
对东亚分工模式的传统解释是“雁型模式”，即以技术资本密集产业为主的日本为领头雁，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东盟四国和中国断后的飞雁型模式。日本是亚洲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区域内直接投资，首先带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之后，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进一步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东盟四国和中国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类似“飞雁”的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东亚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经历长达十年的低迷期，其在东亚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下降，中国迅速崛起和融入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并成为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传统的雁型模式已不足以解释东亚经济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区域生产网络。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割及供应商网络的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增长机会。”但是，毫无疑问，雁型模式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雏形。
（二） 中国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
中国是亚洲分工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成功展示了一个后来者如何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成本较发达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劳动力素质较高，经过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二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采取了“双轨制”的贸易政策，推动了加工性质贸易发展。中国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1995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为574.7亿美元，2005年达到1845.7亿美元，2006年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之间贸易额从1995年的863.4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933.6亿美元。中国和东盟四国之间的贸易额出现较大增长，从1995年的115.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68.7亿美元，增长七倍多。第二，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出口国。2004年，日本对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额为257亿美元，占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比重的40%左右，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对中国大陆中间产品的出口额为291亿美元，占其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中间产品出口总额的60%，东盟四国对我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也从1993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42亿美元。
（三）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区域内外依赖程度不对称
中间产品是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主要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快速增长。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比重从1992年的50.9%上升到2003年的67.3%，也就是说当前超过三分之二的中间品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然而，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却呈现和中间产品截然不同的趋势，对区域外依赖程度从1992年的50%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62.2%。这点也是东亚与德国和捷克之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生产网络存在差别的地方，因为这些地区最终产品的消化基本在区域内完成。美国和欧盟是东亚地区最终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地。然而，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东亚区内国家对欧美国家出口出现地区转移，主要表现在欧美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出现大幅增长，从日本与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有一定幅度的下滑。2005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比从1995年的6.1%增长到14.6%，而从日本和四小龙的进口占比则分别较1995年下降8.3和4.9个百分点（2005年的占比分别为8.3%和6.1%）。这实际上反映出日本和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把中国作为出口平台，转移了他们的出口。
三、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对中国贸易发展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大大高于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5.6%），这和我国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东亚地区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
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来华投资逐渐进入高潮，1995年至2005年间，我国实际利用FDI年均增长速度达27%，到2005年，实际利用FDI金额达到6345.1亿美元。其中，来自东亚地区的外资占比为66.8%，欧盟和美国的外资占比分别为7.5%和8.1%，这说明东亚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国。另外，东亚地区的在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欧美国家有明显区别。东亚地区在华跨国公司多属于效率追逐型，节省成本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它们主要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优势，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且绝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如日本在华跨国公司的产品的50%以上用于出口；欧美国家的在华投资企业属于市场追求型，着眼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多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东亚地区跨国公司的战略对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出口迅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1995年至2005年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9.6%，其中80%左右的加工贸易出口都是由外资企业掌控，东亚地区外资企业占有绝对比重。
（二）东亚国家既是我国中间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主要出口地
伴随着东亚地区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中国和东亚地区中间产品贸易快速增长。我国60%以上的中间产品来自东亚地区。2005年，我国从东亚进口的中间产品占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62%，达2363.3亿美元，其中从日本的进口额为691亿美元，占比达18%，从亚洲四小龙的进口额为1285亿美元，占比为34%，从东盟四国的进口额为370亿美元，占比达10%。另外，随着我国技术进步以及日益成为亚洲区域网络的中心，我国对东亚地区中间产品的出口也逐年增加。我国对东亚地区中间产品的出口从1995年的32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508亿美元，基本占同期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的50%以上。
（三） 促进了我国贸易商品结构的升级
贸易是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国家更专注于生产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工序的研究，中间投入品已成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载体。我国和东亚地区的生产共享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关于这点可以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得出。2004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为15%，出口占比为12%，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中高技术产品进口中的70%来自东亚地区。外资企业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中的作用十分突出。2004年，外商独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占比为50%，出口占比为47%；合资企业进口占比为20%，出口占比为29%；中资企业进口占比仅为30%，出口占比为24%。另外，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已经从最初的食品、纺织、服装等少数几种劳动密集的简单加工商品，发展到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飞机零部件等多样化产品。产业构成也从以劳动密集型为绝对主导，向劳动密集型与技术、资金密集型并重的方向发展。根据相关统计，1995年至2005年间，我国在半成品、零部件贸易中一直处于比较劣势，消费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资本货物贸易从比较劣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这说明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资本和技术含量均有提高。
四、存在的问题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在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和东亚国家的这种分工模式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
（一） 微笑曲线的底端
“微笑曲线”理论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阶段，上游以研究开发和核心零部件生产为代表，中游以一般零部件生产和组装为主，下游主要包括销售和售后服务，上下游增值幅度较大，中游增值幅度相对较小，其增值状况类似微笑的嘴型。我国对东亚地区中间产品的严重依赖（2005年中间品进口中有62%来自东亚地区，贸易逆差为755亿美元）充分说明我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属于装配国，处于价值增值链的低端。因此，尽管我国向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产品，工业制成品的产量相当大，但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却不高。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用“丰收的贫困”来形容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另外，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土地价格、技术工人的工资、丰富的原材料，以及具备一定基础的工业部门，因此从事的主要是些简单加工装配，而这些方面却是最容易被替代的。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经济学者认为，加工贸易的生产周期一般在25年左右，如果在这个生产周期内不能实现产业机构的升级并且提高中间产品本地化比例，那么，当经济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后，所承担的加工生产就可能发生转移，出现类似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飞地”效应。
（二）加剧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东亚国家向我国出口中间产品，加工装配后出口到西方国家的模式导致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和贸易顺差都出现快速增长。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从1995年的24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35亿美元，对欧盟15国的出口从19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690亿美元。1995年至2006年间，中美间的贸易顺差年均增长率约为30%，从86亿美元增加到1442亿美元；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几年间，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0%，2006年的顺差额为816亿。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和西方国家贸易摩擦的根源。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政府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就是表现之一。
五、建议对策
（一）加强区域合作，减少最终产品的区外依赖性
目前，虽然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已经比较低，但进一步削减的空间还很大。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不仅能实现“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能进一步释放最终产品的需求潜力。目前，东亚国家正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已经有多个双边贸易协定完成谈判，进入实施阶段，如中国和东盟、日本和东盟之间均已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然而，中日韩三国之间尽管经济互补性较强，经济联系十分紧密，但政治上的分歧导致三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因此，中国应当积极倡导各方正确对待历史，放眼未来，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进程的快速发展。
（二）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与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融入区域生产网络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总体上来说，我国参与区域分工的方式主要还是单纯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这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势在必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从内来说，应当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重新审视生产要素的培育。传统的生产要素指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如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具有先天性质的因素，更应该包括符合知识结构和后发优势的因素，如信息、创新能力和制度要素等。虽然我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得以保持，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此，应当提高国家整体教育水平、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建立创新激励机制等，提高要素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从外来说，就是注重吸引外资的质量和结构，实施以产业为导向的外资政策。由于FDI对经济发展存在积极作用的同时，潜在的负面影响始终存在。如果一国过分依赖FDI，潜在的不利影响会牵涉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如果FDI来源过于单一，少数几个投资国家在本国FDI比例过高，那么一旦本国和投资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将会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应当增加吸收FDI的国别来源。另外，中国应该把握产业政策和导向的主动权，引导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对提升产业结构有利的行业转移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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