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续”与“变”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但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现象由来已久，经济史学家把经济全球化起始年追溯到了英国废除《谷物法》的1846年。经济学家约翰·邓宁教授肯定地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作为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伴随二十多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性发展而渐成潮流，伴随十多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利益大调整而越加诡谲。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形象地说：“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已经开动，不管你是否坐在车上。”一、谁坐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列车
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美国最典型。美国通过制定规则受益，迄今美国在推动WTO、经合组织框架下投资自由化谈判的同时，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超过40项双边或区域投资协议，广泛制定与投资相关的国际制度、法律、规则等，以求在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维护和扩大其重大利益。通过掌控储备与结算货币受益，2004年美GDP占全球的34%，而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7年的56%升至64%，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从54%升至62%，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从58%升至66%，全球美元化趋势空前发展。通过全球贸易受益，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数字，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口占其经济增长的25%，支持了1200万人就业，1／5的工厂就业直接依赖于贸易。农民1／3土地上的作物供出口，占总销售额的25%。美国每年还大量出口技术、专利、商标和标准，获取的特许和许可费逐年增加，仅通过版权贸易每年就赚取5000多亿美元，占GDP的5%。通过双向投资受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接受国，吸收外资不仅直接为美国GDP作出贡献，还创造就业机会。从1990—1999年，外企雇员人数由474万人增至601万人，占美国私人部门就业率的5%。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据美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字，2005年美国海外投资收入由2004年的3765亿美元增至4656亿美元。2003年美国母公司、境外企业和外国公司在美国企业之间的货物进出口关联交易达1.2万亿美元，占美国出口的2／3。美国还通过大量开发性投资，控制和利用海外自然资源，保障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促进其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
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超过1.4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16.8%。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连续1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我国加入WTO 4年吸收外资2200多亿美元，占1978年以来外资总量的1／3强。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150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400亿美元，已有49家企业进入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行列。目前，进出口税收占全部税收的18%，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20%。国家外汇储备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仅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极大地推动了市场取向改革，国内95%左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加入WT0后修改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清理了19多万件地方性法规，大大推动了依法行政。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大国共同利益不断提升，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我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我国是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我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水平大为提高，我国经贸合作已由过去紧密联系的日、韩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迅速拓展到俄、中亚五国、印巴、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各国，并向南延伸至南太和澳新。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已近60%，已成为俄第四大贸易伙伴，印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以及中亚五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市场。我国广泛参与了WTO、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亚欧会议、“10+3”等多边和区域组织活动。目前我国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9个，涉及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我国对外贸易的25%。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有效缓解了经济发展瓶颈，2005年我国进口原油1.27亿吨、铁矿砂2.8亿吨、羊毛27万吨、天然橡胶141万吨、铜材253万吨和氧化铝702万吨，进口量分别占国内需求的38%、42%、60%、65%、44%和47%。目前，我国在西亚北非、南美、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均建立了年产百万吨以上的原油生产基地。铁、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在境外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融入经济全球化，还明显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印度和墨西哥从一度回避经济全球化转到积极参与其中。这两个国家最初都对经济全球化持否定和抵制态度，最终因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改弦更张，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推行了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化改革，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国有企业，实行贸易自由化，积极引进外资，逐步激活了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印度积极发挥语言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借助政府大力扶持，积极承揽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成为世界主要软件出口国之一。印度软件外包企业的爆发增长出现于1997-2000年，年均增长60%-70%，进入21世纪年均增长依然保持在30%。墨西哥则于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使经济发展获得了稳定的国际市场和资本、技术来源。由于国内政局动荡、资本市场开放过度等原因，墨西哥曾在1994年底出现过金融危机，但经过短暂调整，经济又重新恢复了稳定增长。
有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这些国家尽管希望参与经济全球化，但由于其经济结构以农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现代制造业，也缺乏有效促进投资和积累的机制，而被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也有少数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仍持否定态度，主张回避经济全球化，甚至对抗经济全球化。
二、发达国家既有经济社会模式是否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多面性。一些发达国家先后爆发多年罕见的社会风潮，是经济全球化在发达国家社会内部产生复杂影响的一种反映。
贸易全球化强化了不同产业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调，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据美国财政部数字，美国出口部门的工人工资比其他部门高18%以上，跨国公司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公司高15%-20%，而对进口敏感的制造业失业率却比非制造业高2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进一步放大。2002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拥有全国总收入的一半，而最贫穷的20%人口仅拥有全国总收入的3.5%。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在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富人的财富未增，但穷人更穷，更为消极地影响民众情绪。
生产全球化加速了发达国家一些传统产业的衰退，制造业工人处境艰难。西欧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与全球化竞争激化的矛盾尤为明显。2005年，美国的失业率为5%，而欧洲的平均失业率为8%，法国青年人失业率更高达23%。法国推出“首次雇佣合同”法案，赋予企业主在两年试用期内对26岁以下首次上岗青年的随意解雇权，主要针对原本弱势群体的青年人，引发了大规模学潮。据统计，近20年来，美国失业工人在3年内找到工作的仅占68%，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过去低10%。
服务全球化的结果是大规模“服务外包”，发达国家主体行业面临巨大冲击。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最先冲击的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那么随着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原来“不可贸易”的软件、工程设计、会计和金融等产业逐渐成为“可贸易产业”，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受到影响。服务业是发达国家的主体产业，其吸纳的劳动力占其全部劳动力的3／4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GDP的2／3以上。这些人的饭碗受到威胁，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
经济全球化下的移民流向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一些行业对移民的依赖性与本国失业问题构成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据联合国人口署统计，全球移民人口由1970年的8200万人迅速增至2005年的1.91亿人，迁移到发达国家的约为60%，其中美国占20%，欧盟占21%。目前美国3000多万外来移民中1／3是非法移民，欧盟每10个外来移民中就有一个属非法滞留。移民问题已演变为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非法滞留”定为重罪，引起1200万非法移民的抗议浪潮，布什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
跨国公司超级化，使得劳资双方实力对比明显向资方倾斜。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全球生产与全球销售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巨无霸”企业不断涌现。但跨国公司超级化也导致公司职员与资方的谈判能力相应下降，工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作为全球《财富》500强之首的美国沃尔玛公司，因抗拒组建工会的做法引发与各国政府及工会团体的激烈冲突。
区域一体化中普遍存在经济一体化快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问题，区域集团内部的社会矛盾突出。在区域集团内部成员的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运行模式各异，一体化必然遇到种种阻力。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被否决，欧盟一体化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作为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标杆”，欧盟一体化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冲击了一体化成本收益的固有平衡，结构调整带来失业增加，成员内部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民族主义倾向上升。
三、发达国家是否由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蜕变为“拦路虎”
发达国家仍把推动经济全球化作为根本发展战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最近分别表示，反对贸易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认为两者均有损美国经济发展。美国2006年年初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的新时代”。欧盟也发表声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看来，发达国家仍然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
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势头不减。尽管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但世界经济和贸易仍继续稳定发展。据联合国报告统计，世界经济2005年增长3%，其中发展中国家为5.4%。进出口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贸易2004年增长13%，2005年为7.2%。世界经济和贸易显示出强劲力量，将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方兴未艾。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截至2006年3月，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340个，其中80%是近十年缔结的。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RTA组织。美国正在酝酿确定下一步或先深化北美自贸区，或先把触角进一步延伸到美洲的其他地区去。欧盟是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已基本实现25个成员间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日本长期以来“脱亚人欧”、“脱亚人美”，1998年开始转向有选择的双边主义，以内容更广泛的EPA取代FTA。
多哈回合谈判重启有望。回顾关贸总协定／WTO走过的历程，多哈回合搁浅不足为奇。农产品补贴和关税向来是国际贸易中的老大难问题。目前全世界12万亿美元贸易额中的11万亿美元可以自由流动，制造业、高技术和自然资源产品的壁垒逐步减少。但多哈回合涉及的农业、纺织、服装和服务业等，或者是习惯于受保护的传统弱势产业，或者有民族象征意义，不仅牵涉大量就业问题，对国家安全和政策实施也有重要影响。开放此类行业会引发有关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抵制。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第一轮开始，所有回合都是历时漫长，谈谈停停，其中乌拉圭回合更耗掉7年7个月。WTO主要成员均对重启多哈回合谈判谨慎乐观，起关键作用的美国表示要为此作出努力。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说，华盛顿准备继续削减农业补贴。美国中期选举过后，国内政治压力减轻，布什政府可能着手修补裂痕，拉近各国立场。布什政府要和国会2007年7月的“快车道”授权到期日赛跑，推动在此前达成多哈回合协议。美国政府也可能争取国会延长授权。美国政府对多哈回合的态度，取决于院外农业集团的立场，以及中期选举结果。
四、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改造战略产业，培育优势产业和经济新增长点。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要依靠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来解决。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提高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巩固全球化竞争中的先发优势。美国是世界上制定国家信息产业战略最早、颁布国家信息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并把信息技术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也正是借助信息技术的创新，才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也看准信息革命的契机，加大科教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涌现出爱立信、诺基亚等通讯业巨头，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主动。航空工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产业，历来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欧盟和以色列加大对航空科研的支持力度，甚至以政府补贴方式投入巨额资金，极力推动航空工业的发展。
增强“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治理中的作用，保持各阶层的利益平衡与社会稳定。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一直沿着两条主线来展开，一条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另一条是国家层面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政府在维护产业利益、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前FFA等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发展迅猛，政府推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跨国公司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把生产和营销拓展到全球范围一样，“民族国家”通过所谓的“连横合纵”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竭力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诟病不浅，特别是西欧各国政府面对经济困境，纷纷着手对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北欧国家在享有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经济增长，关键是政府与雇主、工会等社会伙伴建立了通畅的对话机制，维系了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欧盟内部正在积极研究适度的失业社会保障、积极就业政策和灵活劳动力市场相结合的北欧“金三角模式”，以期为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新思路。
在推进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贸易与投资的保护。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泯灭“民族国家”的政治使命，美国虽以贸易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自居，但仍竭力对落后产业实行保护，欧盟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最为频繁的地区，日本的许多重要产业一直以来就是“保护重于开放”。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上升，主要表现在：
1.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重点已经从推进自由贸易转向强调所谓“公平贸易”，贸易摩擦从单个市场准入问题扩展到制度性、结构性问题。贸易摩擦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欧盟在频频启动反倾销程序，对来自中国、越南的皮鞋以及中国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的同时，还与美国就农产品和客机补贴问题龃龉不断。
2.投资保护主义。美欧国家通过修改相关投资法规，对可能影响其自身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设限。美国于1988年出台《埃克森—佛洛里奥修正法》，授权总统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或并购进行审查。2003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加入CFIUS，并出台《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资产的国家战略》，确定12个重要基础设施部门，其中包括农业、水资源、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国防工业、电信、能源、运输、银行金融、化工、邮电和信息技术等。近年来，美国国会增加了对审查过程的干预，并提出了不少修改《埃克森—佛洛里奥修正法》的提案，主要是由联邦参议员谢尔比提出的《2006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由众议员布伦特提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改革法案》，基本内容是要对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收购美企业进行调查，对涉及重要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进行调查，延长审查过程的时间。CFIUS须向国会提供有关外国并购的详细报告，改革CFIUS管理体制，由主管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发挥更大作用等。2004年，法国议会制定《外国投资改革法》，要求政府颁布法令明确外国投资凡涉及其国防等战略性部门时须获得相应授权。2005年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列出外国公司须得到部一级批准才可投资的战略性部门清单，其中包括赌博、证券、研发、窃听设备、与产品安全相关的审查服务、重要基础设施的信息体系、密码服务、武器装备生产、涉及国防部合同的设计和设备供应等。2004年德国议会修改《外国投资法》，规定外国购买德国军工或其他与安全相关企业25%以上的股权须报联邦经济劳工部审批。2005年德国内阁决定将外资审查范围扩大到其他部门。目前，加拿大议会也正酝酿修改《加拿大投资法》，将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从某些价值很大和敏感部门扩大到任何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部门。
投资保护主义在基础设施、能源和资源、公用事业、金融和传统产业均已有典型案例。由于美国国会及一些利益集团施加强大压力，阿联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被迫放弃对美几个港口经营权的接管。美国国会阻挠了我国中海油对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竞购。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对英国能源下游业务的收购遭到限制。西班牙政府支持国内公司取代德国欧翁收购西电力集团。通过政府干预，法国煤气公司在与意大利电力集团竞购法国苏伊士公用事业集团时获胜。意大利政府对荷兰银行收购意贷款银行百般阻挠，使并购持续1年多才完成。法国食品加工商达能集团、卢森堡阿赛洛钢铁公司等也被相关国家政府冠以“战略产业”之名抵御外来收购。
更加苛刻地限制劳动力流动。与产品和资本流动相比，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由流动最困难的一种。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达国家允许甚至强制资本自由流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员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流动。美国为保护国内就业市场，2005年底通过新移民法，严惩雇佣非法移民行为。
强化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疏缓政府的外部压力。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主角，对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跨国公司负有重要责任。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在企业内要构造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共赢的氛围，在企业外要主动承担对生态环境，对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在制定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如美国的SA8000、英国的AA1000和德国零售贸易外贸联合会的AVE等，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
五、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亟待调整哪些失衡利益
进一步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务之急是要高度重视调整日益突出的五大失衡利益：
1.上游与下游产业之间利益失衡。由于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成本不断降低，下游产业常常从国外购买质优价廉的资源，致使部分上游产业在国内的市场受到挤占，处境艰难。据专家按同期平均收购价格和收益计算，2002年以来我国棉农至少损失183亿元。到2006年3月，我国前两年生产的棉花中，仍有87万吨滞留在农民手中。2005年，我国进口大豆2659万吨，拉低了国内市场价格。2006年初东北主产区有一半以上大豆仍未收购起来。2006年硫酸进口量增价跌，国内部分磷复肥企业的硫酸装置停产，新建大中型装置开工率仅维持在60%左右。
2.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和提供商之间利益失衡。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进口快速增加，国内居民能够消费到种类更多、价格更廉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加剧了很多行业的竞争压力。不少名优产品、老品牌或被国外品牌吞食，或被市场淘汰。零售业全面开放后，我国流通企业与国外零售业巨头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实力弱的企业面临困境。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1.6万家流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8%，银行呆坏账和资产管理公司债权625亿元，待安置职工50万人。
3.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失衡。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对抑制地区差距扩大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势头。中西部地区GDPl978年占全国的52%，1990年降至49%，2005年进一步降至36%。中西部与东部人均GDP的差距，由1978年的1：1.6拉大至1990年的1：1.8，2005年又进一步拉大至1：2.9。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之比达13倍，远高于目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1.5-3倍的水平(美国历史上最大差距是7倍)，也高于印度(10.5倍)。中西部与东部人均消费比1978年为1：1.2，1990年差距扩大到1：1.7，2005年达到1：2.4，绝对差额从1978年的31元增至1990年的426元、2005年的4540元。
4.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与价格形成力之间失衡。我国能源和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与采购量不成正比，“大买家”买“零售价”，2005年国际市场主要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我国多支付300亿美元。2006年前5个月，因油价上涨我国多支出86亿美元。国际价格波动传导，还引起国内产业利益失衡。2005年中石油利润1756亿元，中石化395亿元，中海油253亿元，直追国际跨国公司。而下游行业负担加重，2006年前4个月，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净亏损156亿元，化纤、氮肥行业利润分别下降10.7%和7.5%。交通运输行业石油消耗量占全部的30%，全行业受到较大冲击。
5.“走出去”和“引进来”之间失衡。从全球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的平均比例为1：3左右，远高于我国1：11的水平。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仅占世界投资的0.5%，对外工程总额仅占世界的2.1%，劳务输出仅占国际劳务市场的1.5%。“走出去”严重滞后，企业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资源，也加剧了国内产业竞争，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不仅开工不足、利润下降，还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
六、如何顺应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竞争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之争。我国参与全球化的获益程度是动态的，关键取决于政府、企业以及相关群体应对全球化能力的提高。进一步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要在提高三种能力上下真功夫：
1.提高谋求高端分工利益的能力。目前，我国拥有自主品牌的出口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不到10%，名牌更是寥寥无几，真正掌握研发、营销等利润丰厚的核心环节的产品不多。以美国罗技公司在我国生产的旺达无线鼠标为例，该鼠标在美国的售价为41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摩托罗拉等原料供货商也拿走15美元，留在我国的3美元，工资、能源、运输和其他管理费用等均包含其中。
2.提高保障我国全球利益的能力。截至2005年底，我国境外企业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境外中资机构和企业1.1万家，在外从业人员超过60万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每天平均有近40亿美元货物进出国境；1.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8.5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我国利益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反全球化”运动有一定市场。近几年来，危及我国境外资产和人员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项目爆炸、西班牙“埃尔切”烧鞋等。进一步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海外利益将更加广泛，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
3.提高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能力。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贸易分别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倍和4倍的速度增长，对国际供求格局带来巨大影响，贸易摩擦增多。仅2005—2006年4月，就有22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两反两保”调查92起。“中国威胁论”将以不同版本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只有实现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互利共赢，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保障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滚滚大潮，必须深入研究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局及缓解之策，借鉴和吸取其已有经验教训，当前尤其要跟踪研究重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改革动向，关注国际上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动向。
立足于建立内需主导型的开放型经济。对大国经济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必须抓紧建立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开放型经济。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在近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要加强对我国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把重点放到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挖掘巨大消费潜力等现实问题上来。从我国对外开放的轨迹看，20世纪80年代风头在广东，90年代重点在浦东，“十一五”时期则要突出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相比，中部具有资源丰厚、人力丰富、市场广阔、综合商务成本较低等优势；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则具有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良好等优势。随着沿海相对发达省市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时机已经成熟。精心设计中部崛起战略具体政策措施，给中部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既能带来无限的发展商机，也能创造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遇到了快速发展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客观看，数量扩张成就了我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今后应选择优化外贸(包括出口)发展的道路。要优化外贸结构，在优化商品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包括运输、设计、咨询、软件开发、旅游、广告、金融、保险和银行等，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服务能力和发展空间。要大力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商品结构的优化不在于行政审批，而在于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当前应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强制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制定最低工资等；提高国内资源成本，现在的资源税太低，应调整资源税；提高环保成本，让制造污染无利可图，失去出口竞争力。在不丧失基本竞争力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提高这些成本，推动简单加工逐步升级。
利用规则对关键产业善加保护和扶持。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积极参与并推进全球化符合我国的利益取向。但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外开放更不是放任自流，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警示我们，即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各国尚不愿出让本国的重要产业和市场，发展中国家更不能过度出让战略产业控制权。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要确保国家对真正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在国际贸易中，要熟悉和运用WT0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与规则，增强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维护我国正当的贸易利益。
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实践证明，只讲“经济”不讲“社会”，只讲“效益”不讲“公正”的全球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转型、体制转轨与融入全球化这三个过程相互“叠加”，借鉴美欧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要特别注意兼顾效率和公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妥善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提高社会福利与保持产业竞争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西欧福利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性弊病，也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较为活跃，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但我国也即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持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成为“两难”。对我国这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不重蹈发达国家覆辙，关键是要量力而行，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财政预算应继续向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坚持我国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定位。要警惕国际上把中国炒作成“全球化惟一赢家”，慎重对待中国责任论。通过务实合作，努力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加强与新兴大国协调与合作，妥善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差异。在竞争与合作中善谋长远，强调以互利促进合作，以共赢实现发展。
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制度建设。积极支持重新启动WT0多哈谈判进程，争取更多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充分利用多边机制，参与全球重要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升我国对游戏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影响力，引导和推动全球化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筹划区域贸易安排国家战略。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必将是各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对象。以东亚为龙头，推动形成一个能与美洲和欧洲大体平衡的区域经贸合作板块。把与中亚、中东国家区域经济合作重点放到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先领域。积极探讨与非洲、南美等地区深化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方法。稳步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多门户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
构建安全的外部资源交通和运输体系。以更大决心和更大投入，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加快油气管道、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国际性战略通道建设，尽快形成我国通往世界重要资源富集地区的安全通畅快捷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加快发展远洋运输船队，大幅度提高国内企业运输外部资源能力，降低远洋运输成本。加强相关建设，为远洋运输提供安全保障。
作者：于培伟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2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