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重生之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15年的“平成萧条”，与意识形态、政府团队、法理与防务的转型同时，日本开始把更多的眼光聚焦在内，全力推进了对自身的改革。这就是2000财政年度所称的“结构改革”。这一进程一直维持至今。日本的结构改革有三项内容，第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放松管制”，对除了规章制度、经济习惯实行改革之外，还对劳动力、土地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实行改革；第二是废除在进行市场交易之前的行政干预，使市场的运作基于规则的管理，称为行政上的放松管制；第三是从“大型政府”转变为“小型政府”，以削减政府部门的开支和公共投资为标志。
在这次被称之为结构性改革中，最具有代表性、最为引人关注的，当属日本的金融改革。
日本金融重新洗牌
日本的金融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被货币当局冠以“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指日本银行(央行)脱离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包括利息与货币投入量，政府不再干预，使日本银行成为自由法人。也可以把金融改革看成是银行的自由化改革。这项改革始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的1998年；另外就是日本金融资本债券政策的调整，始于本世纪初的日本金融业重新洗牌的内容，概括为三项主要措施：第一，处理不良债权，日本的呆坏账率从8.4%降低到现在的2%。第二，面对银行倒闭的局面，日本央行向其它的日本银行注入资金，保住了一部分银行。日本银行所有的资本金占日本GDP的10%左右，为了增强日本银行资金运作的能力，日本银行的资本金增加了两倍以上。第三是面对一些银行的破产，采取保护国民存款的措施，修改原有每个储户只保证一千万存款额的保险法律，国家做出全额保险的承诺。这就是所谓的日本金融制度和政策的改变。
在这一次大的变革中，有两个关键的人物引人注目，那就是以“速水手榴弹”闻名的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和掀起“竹中风暴”的金融担当大臣竹中平藏。去年12月份当记者见到他们两位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炸弹区”和“风暴漩涡”。自认为对“银行业和宗教都有同样信仰”的速水优，已经成为圣学院名誉理事长与教授，而竹中平藏回到原来的学术研究岗位，担任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
1998年速水优上任日本第28代日本银行总裁的第二个月，出台了被修订的新《日本银行法》，“独立性”与“透明度”是两个突出要点。长期以来日本银行实际上是大藏省的附属机构在发挥作用，对自民党的政治决策言听计从。但新的银行法给予了日本银行前所未有的独立性：日本银行的唯一使命就是确保通货价值及其稳定，因而中央银行从利率政策到公开市场操作等所有政策，均由总裁、两名副总裁和6名审议委员构成的政策委员会定夺。使政府(原大藏省)失去了对日本银行进行业务干预的权力，以及对日本银行正副总裁的解任权。
速水先生上任后对干部和职员训话时，反复强调的就是，“日本银行是日本经济的良心”。他认为：“日本银行必须为民间主导的结构改革创造必要的环境，把独立性和透明性作为金融政策的两大支柱，推进日本金融制度进而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
但是如何对待坏账堆积而面临倒闭银行的态度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上，展现了他的智慧。面对大量银行处于破产的边缘，速水坚持银行不能倒闭：“我当时的最大目标是如何保证银行不破产。日本中央银行收购各家银行的股权、股票，使这些银行感到如释重负。当时还采取增加货币的供给量与降低存款利息，一直到利息为零。我在任期间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大银行的合并。一般的发达国家最大银行只有三家到四家，而日本大的银行太多了，所以要合并。我花了5年的时间通过上述的手段解决了这些问题。”
主管国际事务的日本银行理事堀井昭成对记者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破产的时候，整个的债务是10万亿日元。清理债务时，有一部分掌握的股票被卖掉，回笼一部分钱，但还是损失几万亿日元，最后损失部分由政府财政出了。1998年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国家筹集了60万亿日元清理银行的不良债权，相当4万亿人民币，日本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40万亿日元。”
比起速水毫无预警地宣布日本银行开始收购各家银行的部分股票组合，被冠之为“速水手榴弹”来说，竹中大臣更坚定地相信，现在是日本把最脆弱的银行收归国有或者关闭的时候了。在竹中上任没有几天，突然宣布以市场经济的法则意味着“日本没有一家大型的银行不可能倒闭”。这被日本称为“竹中风暴”。竹中激烈的改革观点及其强硬派的作风，在暧昧的日本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竹中希望改革得以迫使各家银行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或虚报资本数目；引入更加严格评估坏账的系统；对任何一位在银行账目上做手脚的银行经理追究刑事责任。不然的话，就被关闭，竹中想让银行经理为假账负责。各家银行对竹中痛恨不已。
时间流逝，在竹中接受记者访问时自豪地说：“2002年9月我被小泉首相提名为金融担当大臣。在我被提名之前许多人都说确实需要改革，但是任何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不仅是金融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当然，首相(小泉纯一郎)对我非常支持，呆坏账率从7%-8.4%左右，已经降低到现在的2%。当时我提出的建议是在两年到两年半内将这一比率减少一半，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结果却是实现了预定的目标。我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责备。”如他所说的那样，竹中平藏作为改革者，在日本成为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人物。但是竹中有性格、有魄力的改革者形象已经确立，这是一个事实。
日本金融改革的内外压力
如果上述两人的行为方式不同，其个人的经历也是原因之一。在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之前，速水优曾在日商岩井公司工作，这一段时间使他更了解银行与企业的“日本渊源”以及银行对企业的重要性；而学者出身的竹中，有美国教育背景，市场法则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变成锲而不舍的追求。两者最大的不同：一个是现实主义(速水的股份收购计划与其经济思想南辕北辙)和新保守主义；一个是新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但是无论是“白猫”还“黑猫”，他们都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内外压力和改革阻力。
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外部改革压力。可以说，日本的金融政策调整或者处理银行坏账，直接动因来自美国的压力。谈到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处理不良债权，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客座教授林直道说：“日本处理不良债权并不是小泉提出的主张。2001年3月，日美首脑会议期间，布什总统强烈要求森首相尽快处理不良债权。森首相‘好！好！’地承诺下来，并组成了紧急经济对策总部；小泉出任首相再沿袭下来，这才是真相。”
2002年，小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谈话偏离了原来的军事事务主题，布什再次表示美国政府对日本银行的状况感到相当不安。美国官员问道：在泡沫破碎整整10年之后，银行受到坏账的困扰，日本政府有什么行动计划？小泉对此作出保证：银行将在2005年春天之前清理所有的坏账。
美国为什么强调要日本尽早、最终处理不良债权？林直道教授认为，美国担心日本的银行不良债权直接影响到美国金融界的利益。日本是继英国之后美国公债的最大买主(现在是第一大买主)。日本流向美国的巨额资金支持了美国，使美国能够过剩消费、平衡经常收支的大幅赤字和美元在世界的支配地位。美国需要大量的日本资金继续流入。日本迟迟不处理银行的坏账，如果出现抛售拥有的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不可避免地造成美元出现暴跌。
竹中在这次金融政策调整的艰难之中，直接得到了美国的声援，这让痛恨美国指手画脚甚至是金融界之外的部分日本人开始不喜欢竹中。
也许“美国式”的方法在一个狭隘的经济意义上说是更加有效率，虽然内阁府大臣政务官(经济财政担当、金融担当)田村耕太郎告诉记者“日本国民不会有这种异文化的感觉”，但是，美国市场文化冲击或者牺牲了日本更加珍视的价值——和谐、尊敬和集体共识。
举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集体共识”的日本文化。竹中平藏上台以后，首先要摸清各家银行到底有多少坏账？各家银行报上的坏账率是8.1%-8.2%之间，整齐划一。在银行开始合并的时候，日本央行让银行承担部分责任，比如裁员、削减经费等。日本银行则对商业银行实行优惠政策：第一，放开贷款利息。根据风险的程度，平均贷款利息为三点几。第二，储蓄利率降低为零。等于全体日本国民在为拯救银行的危机作贡献，造成空间很大的存贷差。第三，向银行注资。让各家银行上报申请政府财政公金的数额(列支特别预算)。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刚开始鉴于银行信誉，所有的银行没人敢要这个钱。后来就像商量好了一样，无论经营好坏的银行所上报的金额全部一样！所有的银行申报了同等数额的注资，既可以得到实惠又没有承担风险。“集体共识”的日本文化击败了推进银行信息公开的改革。
与竹中共同工作过的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杜进对记者说：“竹中平藏一开始想搞的严律金融秩序与追究责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说实话，银行到底有多少坏账的窟窿？到最后已经完全彻底地放弃了。之后搞了一个资产公司慢慢地磨。日本银行给各家银行一个降低坏账的指标，具体到坏账是哪一笔贷款？谁的责任？则一律不问。最后只能规定一些硬性指标，比如财务状况等。”
这就是金融改革或者“调整”的政治妥协结局。
采访结束时速水先生赠送了他所撰写的一本新书《强势货币强势经济》，书里记录了他在任期间的日本经济表现。无论如何，速水先生认为“我能够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竹中任大臣当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恰如唐吉诃德一样在与日本由技术官僚而不是政治家制定政策的传统挑战，在与强大的金融集团博弈。“银行是非常有实力的金融部门，其政治倾向却是反对改革”，竹中教授已经可以平静地批评银行家们。而正是这些银行家联起手来，迫使竹中最后不得不降低了调门并放弃了追究虚报数字的银行行长们的刑事责任，在引入市场纪律的规制和加强市场透明度的路途中，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强大的对手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而废除了武功。
曾有人私下告诉记者，竹中有可能再次回到政府任职。他斩钉截铁的说：“我永远不会回到政府部门，我在这里工作得很开心。”是的，经过这一轮博弈，也许谁也没有比竹中更理解复杂的日本的政治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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