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何以是逝而难复的梦？
教授治校：何以是逝而难复的梦？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鄢烈山(作者其他文章) 日期：2007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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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４日，《南方都市报》“个论版”发表邵建先生的短论，卒章见志不胜感慨地说：“教授治校是我们曾经的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已经成了如烟的梦。旧梦依稀，聊以重温，无非是希望有梦回的那一天。”本人虽非杏坛中人，也关心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希望有梦回的那一天”。我对中国教育史没有研究，却恰巧读完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所所长袁征教授的新著《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折》，便据之来掺和几句。
经过这么些年的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史重构，蔡元培成了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偶像，提到教授治校一般人便想到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便想到蔡元培。其实，这只是半个蔡元培，或者说早期的蔡元培，选择性记忆中的蔡元培。
推行教授治校的早期蔡元培，做过三次努力。第一次是，１９１２年１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出任教育总长期间。在参议院谈教育方针时，他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即不承认世间有任何高于学术原则的权威。他根据这个方针起草的《大学令》于同年１０月正式公布（虽然此时他因与袁世凯及其支持者发生矛盾已辞职离任），成了中国历史上争取教授治校的第一个成果。第二次努力在他出任北大校长至五四运动期间。他说他在北大的做法，不过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的第三次努力，是在１９１９年９月重返北大到１９２３年１月脱离北大期间。１９１９年底北大建立了行政会议制度，成立了１１个专门委员会，由教师担任委员，校长提名，评议会批准，“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
现在文化教育界的人们怀念和推崇的就是这个时期的蔡元培。而蔡元培的这个教育理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在《教育独立议》里明确主张仿照德国大学的做法。他的学生罗家伦指出，蔡元培“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十九世纪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现在通译洪堡）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请注意，１８０９年创办柏林大学，实施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原则的洪堡，是普鲁士财政部文化司司长，他虽是政府高官，但他认为大学的工作是精神活动，需要自由，独立自由才能创新，因此政府只应为大学提供经济保障，而不应以任何形式介入大学工作。当然，他这样想和做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自挣脱神学束缚，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哈雷大学１６９４年建立，到１８世纪后期，大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原则在德意志各地普遍实行，也为世俗的政府所接受。
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教授治校与整个世俗社会的政治制度形态并无必然联系，而与人们对精神创造和创新活动重要性的认识及大学的使命观有关，因为那个时代的德意志（普鲁士）肯定不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说回蔡元培。１９２６年他旅欧归来，虽仍挂名北大校长，人却留在南方。１９２７年４月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通过“清党”决议案，参加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在国民党中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年４月，他就明确主张“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建立后，这年６月他担任大学院院长，主管全国的文化教育。他的“党化教育”主张受胡适等人批评后，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或简称“党义”）。虽然“党化教育”肇因于孙中山制定的政纲“中国革命，以俄为师”，从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通过新党章起，就在广东强力推行，并随北伐军渐次推向全国，但蔡元培推行“党化教育”并非迫于政治压力而不得已的“职务行为”。
晚期的这个蔡元培，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何以发生这么重大的转折，弄清他的教育思想与国民党教育政策的关系，以及与西安事变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国有化现象的联系（这时候的国民党政纲已不是“以俄为师”了呀），对于理解“两个蔡元培”的内在联系不无用处吧。
依袁征教授的研究，蔡元培接受和推行“党化教育”政策，与他“科学主义”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他的科学观深受孔德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科学，蔡元培那时反复强调“科学万能”。他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包容宗教信仰自由。１９２１年８月，他提出在中国开展一场大扫除式的“无宗教运动”。他那段被无数人引用的兼容并包主义的名言“无论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一个学派已达自然淘汰地步，让它发展也发展不了；反之，尚能发展而不让发展就不是自然淘汰，是人为扼杀了。他之所以推行“党化教育”，就是因为他认定“总理之三民主义完全根据科学”。“科学”成了没有宗教的不容质疑的宗教信条，这就难怪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没有地位，“教授治校”成了被忘却的旧梦。
与晚年蔡元培相反，倒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里提出“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新华日报》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７日）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大体了解中国的教授治校何时、何以成了伤逝的旧梦。“科学主义”已为中国当下的主流思想所扬弃；思想解放、学术与技术创新是民族振兴渴望的条件；德国历史证明“教授治校”并不以政治民主为先决条件，即便以政治民主为先决条件，在民主、法治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情境中，我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去争取教授治校的美梦成真，就像争取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一样持乐观态度，一步一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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