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国的神秘哲学玄机
摘自汪宏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稿本文论证《三国演义》是历史、哲学之上的高级文学作品，具有整体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它的结构是：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主体则是“三国五方”。另两方是半隐形的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是他们用自身蜕变(blog)的张力使国家经历了三二一趋势的对立和统一，重生和飞跃。诸葛亮在徐庶走后做军师，倚托刘关张之人和，呕心打造汉室正统皇帝刘禅这一天时。司马懿则悄然占据曹魏之强势地利，且在曹操杀另一主簿杨修，智囊丧尽后获宠。旋即坐享大国新正统皇帝曹丕之天时。但司马的成功在于比诸葛更重人和，其幕后高人司马徽先行一步，技高一筹。诸葛亮虽失败却是推动思想创新、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失败带给他的最后醒悟更使他成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王者。从此，《三国演义》的立意本旨将从纷争走向统一，并启迪更多新思维。
关键词：高级文学、三国五方、儒法混、仁义勇智慧
一、《三国演义》“演义”的是历史之上奥妙无穷的哲学
数百年来，一部完美得无以复加的《三国演义》却被许多好事者寻章摘句、数黑弄黄。有人从中衍生出误人子弟的“厚黑学”；有人认为罗贯中不过是个说书人，为情节好看而虚拟妄称、擅篡历史；最高的评价也仅仅是认为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已……面对这些，笔者常常只能仰天作司马徽之叹：好！好！好在天才就是天才，果然不落俗胸。
为什么当年浩瀚无边的魏、蜀、吴三国只用几十年就归晋了，而尺幅大小的《三国演义》却几百年都统一不了呢？不是因为精神国度不能统一，不是因为作古的诸葛亮、罗贯中无口申辩，也不是我华夏后继无人，是天时不到！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运用密不透风的“回护”之法将叛逆思想掩盖起来了。有道是英雄惜英雄，在封建时代即便有人看懂了也不能明说，唯有心领神会。《三国演义》需待知己，而知己却需待天时。笔者以为现如今《三国演义》的真谛不应当继续被隐藏了，中国需要她，世界也需要她。于是尝试着将几百年前罗氏的本意毫不保留地传播开去，从此我只需无愧、孤独地等待。抑或像罗贯中一样再等几百年，抑或海枯石烂……
笔者认为罗贯中先是从《三国志》等史书、民间故事以及“三国”前后的朝代变迁中，感悟出了引起天下分合变化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之后再回到具体的“三国”时代，用通俗的语言和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文学作品。它虽然相对于历史是残缺不全的，但相对于它自身的哲学却一一对应，甚至一个人不多，一支箭不少。正所谓：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在罗贯中眼中，史、哲、文的关系是哲学高于历史，文学高于哲学。“演义”二字就指这一境界的高级文学，而不是历史之上或之下的普通文学。所以要完全看懂它需要两步：一是看表面文字，打打杀杀、尔虞我诈，以获得感官享受，即好看。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内在的哲学理念，化解阅读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最终与作者产生共鸣并升华至文学的真实境界。除此之外，如果想了解“三国”历史就应当去看《三国志》，那里更可靠，因为《三国演义》是从它“通俗演义”而来。
罗贯中在引用史料演绎他的世界观时，坚持的增削原则是大事件尽量遵循史实，小事件则不拘一格，以使其更具有合理性与普遍性。就归纳法而言，小事件的虚与实也确实无足轻重。叫人不可思议的是，罗贯中在达到哲学与文学上的对应之后，还做到了“七分”尊重史实。几乎让历史、哲学和文学三者重合。这不得不让人相信他的确是触摸到了“三国”历史时期人性和社会的本质。不愧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这种重合程度在中国四大名著中也只有《三国演义》达到了。
高级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比现实社会更强的内在协调性和统一性，就像自然科学实验需要对环境和条件作理想化的设定一样，所以也可称其为试验文学。高级文学借助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哲理，赋予陈年的历史和行将衰朽的作者自己以独立、弥新、永恒的生命力，使作品一旦完成便能脱离于它的历史原型和作者本人而存在。与读者懂不懂“三国”历史无关，与作者生死或留不留姓名无关。任何时代、地点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阅读。同时也保护了作者自己。这是普通文学所不具备的。社会科学在它的高端与自然科学相通。
《三国演义》阐发的哲学在人性上的体现就是：从性恶到性善，到性三品，最后到性善恶混。远了说，秦是性恶的胜利，汉是性善的胜利。近了说，曹操先发制人是性恶的阶段性胜利，刘备的后来崛起是性善的阶段性胜利。而三足鼎立则是性三品的胜利(性三品始于西汉董仲舒)。最后三国归晋则是高深莫测的性善恶混的胜利。期间诸葛亮虽促成了三足鼎立，但不是性三品者，他也是性善恶混的始作俑者之一，只是他的创新程度还不够完全，加上他在立蜀的过程中蜕变能量已经消耗殆尽，所以功亏一篑，败给了境界更高，能人辈出的司马家族。那么性恶混究竟是什么呢？
二、“三国”的分合变化源于哲学创新的动力
小说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然而，社会前进到汉末，人们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和智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统一天下的方法论都不是很管用了，人心思变。比如曹操试图用秦始皇的法家思想统一全国，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只统一了北方；刘备试图用汉高祖的儒家思想匡复汉室，也只做了个西蜀帝王便“中道崩殂”。至于儒法同赋的孙权则是偏安一隅、静观待变。他们最终都被安置在了性三品的矛盾体中，无法动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朝代的分合没有简单地重复呢？是推陈出新、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促使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演进。这种新思想就是性善恶混或曰儒法混。具体就是先用“外儒内法”逆取天下，然后转用“外法内儒”顺守天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它与西汉末扬雄的善恶混或性三品中的中性都不同，孙权的手段是忽儒忽法的权变，比如他可以做到比关羽更儒地“义取荆州”，又可以做到比曹操更法地明杀义士关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曹操的法家表面还覆了一层薄薄的儒皮，刘备兄弟的儒家内部还藏了一根细细的法芯，且都经历了一个起落变化的周期。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一新的特征，所以能在性三品中暂时互容。不过仍然不影响他们法或儒的整体定位。
关于顺守的“外法内儒”新政，诸葛亮曾向法正解释过，他在蜀国也实行了一段时间。如他先是认为秦朝太“暴虐”，汉朝又失于“宽仁”，之后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佳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从此军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平定。”实践证明这种理念比法、儒都更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过小说主要演绎的是儒法混的中间阶段，即从“外儒内法”到“外法内儒”渐变的阶段。
创立这一新思想的代表除了诸葛家族外，还有司马家族。但二者之间，诸葛属于新而不锐，司马属于既新且锐。两大集团的同时出现也说明它不是偶尔的个人灵感，是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是时势造英雄。这两大集团尽管早在三国鼎立形成之前就早已潜存，但他们不是国家的分裂力量，而是聚合力量。他们促成“三分”的做法就像孔明答张昭曾说过的道理一样，给人治病前需先给他调理，待其气脉和缓再下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他们认为国家的长远发展重于一时的安定，要注意的只是对付旧势力时需用智慧，不能硬拼。他们的办法就是用性三品理论一边将三大旧势力均衡分立、关系和缓，一边自己暗中蜕变、强大，待时机成熟再回过头来将三国分而灭之。
两大新势力的关系是，诸葛家族处在明处、低处、弱处，属于第一梯队；司马家族在暗处、高处、强处，属于第二梯队。他们首先是力合一处，共同对付旧势力曹、孙、刘，且都是希望先建立三足鼎立。但就在诸葛亮脱颖而出，决心要将三者分而灭之的时候，暗处的朋友司马却先将矛头对准了他。
整个国家就是在他俩蜕变张力的作用下，完成了三二一趋势的对立与统一，重生与飞跃。诸葛亮和司马氏就像两派太极高手，将天下翻手是云，覆手为雨。当他们合力时，天下分；当他们对决时，天下合。需要说明的是诸葛一方虽然消亡，但他们却将有效能量传递给了司马。也就是说司马的强大是因为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能量，晋朝的历史性飞跃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并非是司马一家独创。但如何利用他人，则需要大智慧。
三、诸葛亮的宏大理想和高超手段
此前人们不明白作为超一流智者诸葛亮为什么要誓死效忠于智术浅薄的刘备和刘禅。其实他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矢志于刘氏天下。他知道汉家“气数”已尽，王道理应更新，早在草庐躬耕时他就是“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接下来才答非所问地补充以“每常自比管仲、乐毅”。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称帝，是欲与诸葛瑾和诸葛诞兄弟联合打天下，最后拥小弟诸葛均称帝。在《三国演义》中诸葛均不只是诸葛亮的陪衬人物，他在自己的门上大书一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吟诵的是：“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当刘备第三次至卧龙岗时，诸葛均与刘备兄弟擦肩而过之后是“飘然而去”。张飞曾说他“此人无礼！”在诸葛兄弟看来，刘备兄弟只不过是自己的垫脚石而已，世人眼中的所谓“贤相”是不存在的。但我们要认识到，诸葛亮性善恶混的思想决定了他虽然夺天下时是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但守天下却是主观利他，客观利己。其中夺天下是手段，守天下是目的。就像现代有些儒商，创业阶段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择手段，而在梦想达成之后又会按照孔孟之道将大部分的财产用作慈善。诸葛亮的这一思想虽然比不上明清时期的“人性四向”，但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最新最好的，高于稍一安定就贪图色、名、酒的刘、关、张。
为什么说诸葛亮有夺天下之心，而且是用外儒内法的手段呢？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没有！他在赤壁之战后就利用荆州问题制造孙、刘矛盾。先是用声色弄死了原本年轻、健康的刘琦，使矛盾激化，然后又暗中联合国内外势力(包括诸葛瑾)，依次间接放倒了庞统、关羽、刘封、张飞和刘备等人。试想，诸葛亮如果是专心为刘备打天下，他会违背“隆中对”的计划而哭诉着请求刘备放弃重要战略要地荆州吗？而且还是以东吴重臣诸葛瑾的全家性命受到威胁为由，一反当初他为公不为私的允诺。就连关羽都能一眼看透那是孙权耍的低级阴谋，诸葛亮不会不知道。诸葛亮就是抓住了刘备、关羽素重兄弟之义的特性而完成了自己的“斩首”行动。属于典型的外儒内法。
更重要的是“隆中对”当初说荆州和秦川必须两路同时进兵方可战胜强大的魏国，但诸葛亮却怂恿关羽单独进攻樊城，自己则呆在成都陪刘备享乐，而且当初调过去的张飞和赵云一个也不还回去，只拼命送给关羽各种爱听的话和荣誉证书，以封住关羽求援的嘴，使其无限膨胀。诸葛亮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言自明。其实在华容道时他就显露了要除掉关羽的意图，只不过是先试试而已，看看他们兄弟是否真的会“但求同日死”(立军令状还有其它用意)。试验的结果让诸葛亮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他后来便几次点名要关羽守荆州，而且是“非云长不可”，所谓欲抑先扬。实际上无论从能力还是性格上说赵云都更适合。比如说张辽虽能力不及却因为心态好而守住了合肥，他就是作者为云长设置的对比人物。另外，出事前由关羽、刘备潜意识产生的噩梦“黑猪咬足”、“神人击臂”也同时指向了诸葛亮。
诸葛亮客观上帮助刘备建立蜀国，主观上则是为了形成了对诸葛家族一方有利的三足鼎立之势。因为失去荆州和关羽也就决定刘备失去了晋级的基础，而自己则依旧可以通过东吴兄弟的配合实现从秦川和荆州两路夹攻。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现了另一个蛰伏多时的人外之人——司马懿，他用同一类型但更精良的武器将他淘汰了。其中，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变故就是后起之秀陆逊突然光芒四射，压住了此前为谋求荆州兵权而四处斡旋的诸葛瑾。陆逊意识到荆州地理的重要性，自领荆州牧。他采取的是对东吴有利却对西蜀不利的假联合，实观望的战略。当兄弟配合无望之后，诸葛亮又急中生智将心腹孟达这颗棋子迂回安插在了新城、上庸，权作荆州线路的替代。但不料又被司马懿及时打掉。万般无奈之际，诸葛亮只好又回过头来求助于陆逊，并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他。最终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关羽的覆辙，变“走麦城”为“走祁山”。在荆州配合上，自关羽——诸葛瑾——孟达——陆逊是逐渐失落的趋势。诸葛亮被司马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顺便要说的是，近期有些研究者发现诸葛亮有杀关羽的嫌疑就叫嚷着说诸葛亮是奸臣，应赶他下神坛。有那么简单吗？须知这一疑惑只要稍有细心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笔者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三国演义》时就发觉并记录下来了。但做学问不能光想着断章取义、欺世盗名，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罗贯中为什么又偏偏要将这个所谓的“逆贼”放在“神坛”上呢？比如罗贯中真的就不如你吗？实乃是有眼不识泰山，诸葛亮和罗贯中都是支撑中华民族巍然耸立的脊梁。
四、武力禅让是促进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思想进步的潜规则
在《三国演义》中经常碰到“禅让”的说法，实际上它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了。最初是指舜禹的禅让，之后便异化成了“世袭”和“篡逆”两个方面。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违背事物发展顺逆交替的自然规律，所以自从实行世袭之后，篡逆的幽灵就一直跟随着他们。实际上世袭只是阴阳顺逆中的“顺”，它能够促进物质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与之对立的篡逆则是阴阳顺逆中的逆，它能够促进意识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发展。《三国演义》中的禅让一是指舜禹式的禅让，比如陶谦对刘备；二是指武力禅让，即篡逆。罗贯中本质上也不赞同舜禹式的禅让，认为它过于主观、模糊，一般人把握不了它，没有普及意义(从陶谦不识张闿可以反映)。他赞同的是合理的世袭与合理的武力禅让。比如在世袭中应遵照立贤不立愚，立长不立幼等；比如在武力禅让时应遵循弱肉强食、推陈出新等。
诸葛亮由于思想意识非常先进，所以他具有武力禅让的合理性。那么他先进在何处呢？第一，“外儒内法”尽管本质上与先法后儒的王朗、庞统相近，但更为隐蔽。王朗是“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庞统是先逆取后顺守。然而王朗因过于暴露而被骂死，庞统也因过于激进而让刘备忐忑不安。只有诸葛亮假以“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不伤刘家同宗，才让刘备拜服。这样诸葛亮也才能有条不紊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第二，“外儒内法”的新意除了真伪难辨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内外并济，能以最少的社会动荡和生灵杀戮换得最大的胜利，能让国家平静、快速地实现朝代更新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司马家族更是善于通过反向培育对手来强壮自己，强壮国家。这是此前单纯的法、儒和性三品的手段都做不到的。它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借力于人又移祸于人，自己则从中渔利，达到逆取的目的。比如诸葛亮先是借东吴和周瑜火烧曹操，后来自己一方又做好人，放走曹操。比如他先借周瑜之气量小和箭伤除掉他，之后又去吊孝。比如他先借用庞统之耿直说服刘备去取刘璋，后又借箭射死他，并再度以痛哭掩饰。整个过程既完成了杀戮又赚得盆满钵满。其手段是越来越悄然。
正因为罗贯中非常欣赏诸葛亮敢于将新思想率先运用于实践的胆识和气魄，所以他将诸葛亮当成了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并大加褒奖。在他之前，虽然曹操比献帝“有德”，刘备比曹操“有德”，后者都有资格取代前者，包括曹操之前的外戚、宦官、诸侯、农民和山贼领袖也都比傀儡的傀儡皇帝刘协强，属于正常的食物链范围。但曹操取代献帝，刘备取代曹操都没有超越历史的意义，中国依旧只能在秦、汉之间徘徊不前。何况曹操强不过嬴政，刘备强不过刘邦、刘秀，曹、孙、刘三人捆在一起也仅能组合出一个“性三品”的矛盾体。惟有诸葛亮和司马氏的思想有创新有突破，不但能又快又省地实现禅让，还能很好地治理未来的天下。所以他们最有理由获得禅让。
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说的整体结构是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表面上，自昏君刘协到“三国”，到明君司马炎是1——3——1的一分一合的过程，实际上只存在从一盘散沙到稳固金字塔的合并(塔尖是司马炎)。中间的三国只不过是合并进程中出现的暂停，而停顿、和缓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合并。另外，在“三国”分立的阶段，各国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扩张、兼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性三品理论并非没有进步意义，它为哲学的跨越提供了台阶。
武力禅让之所以能够完成国家的合并，本质上是因为激烈的竞争促进了国家内在聚合力的增大或者说雄性激素的增加，表现在君主就如司马炎是“人物魁伟，立发垂地，两手过膝，聪明英武，胆量过人。”他不但比颓废的刘协强健无数倍，比空长一副帝王相的刘备也能干得多。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与“天下合并”对应的“天下分离”是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汉高祖到汉献帝的世袭制时期。它是国家聚合力减小或者说雄性激素逐步消耗的过程，最后是“雌鸡化雄”、“妇寺干政”。
尽管罗贯中的本意是赞同诸葛亮暗中消灭过于“宽仁”落后的刘氏集团，意识应当革新，社会应当发展，但不管是在“三国”时期还是在罗贯中所处的朝代都是以“仁政”作为正统王道，所谓“自然之理”都被斥之为篡逆者的借口，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决不允许作为正理宣扬。而且在封建抑恶扬善的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民众也不能接受他灭除刘关张等仁义之人的做法。即便在事后解释也不会有用，因为民众的觉悟转换不了创新者本人那么快，不能明白“外儒内法”、“外法内儒”为何物。而创新者本人一旦取得胜利也自然不会公开他的致胜武器和篡逆“原罪”，他还是要用所谓的仁政来永远地维护自己家族的天下。正是这个原因，直到罗贯中的年代也还是不敢公开称颂当初诸葛亮的创新理念，他便只好在写作时也采用了诸葛亮同样的办法，将本意隐藏在文字之中，覆以“拥刘反曹”的假象。与此同时，作者将原本比诸葛亮思想创新更完备的司马氏也放在了并不太光彩的角落。毕竟他们最终篡逆成功了，无法掩饰他们自己也不敢正视的“原罪”。
原来，诸葛亮的内心已被他自己和罗贯中蒙上了双重“回护”，难怪让人无法捉摸。只怕现代人也仍是不能接受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新思维，接受不了诸葛亮为了实现社会进步而不得不击倒刘关张的做法。这只能说明其认识水平还仅仅处在“三国”之前，或者罗贯中之前的阶段，急需扫毒、换代。
历史无数次证明，通过或明或暗的武力斗争实现禅让，虽然不能被自私的封建统治者接受，但它却是封建制度下实现生产关系革新的潜在机制，任何人为的力量都不能压制它的运转动力。可以说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选制的前身。只不过武装革命的规模缩小了而已，扭打和谩骂依旧。但这就是辩证法呀，没有必要、充分的斗争，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如何进行？当然，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普选制在一定时期之后也会过时，辩证法会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这也是罗贯中思想的局限所在。
五、“三国五方”之天时与人和的比较
且看“三国五方”的新、旧和强、弱的关系如何。我们知道曹、孙、刘三方分别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天时方面曹操是挟住了最值钱的“天子”——金字招牌；孙氏兄弟是据有父亲淘来的有一定流通价值的“玉玺”——银牌；刘备则只有遥远的“皇叔”关系——铜牌。在人和方面，曹操尚“勇”。尽管他自己的勇力有限，但法家意识使他相信块头是致胜的保证，比如他最偏爱勇将典韦、许褚。同时这一意识也使他容不下、留不住身边的书生、贤士，更不用说挽留刘备、关羽、徐庶和庞统等人了。孙权在兄长“小霸王”孙策尚“勇”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义”的主张。刘备则尚“仁”，且配以关羽之“义”和张飞之“勇”。相比之下孙权和刘备在人和方面更全面，但总量却微不足道。孙权营中是主降声震天，刘备则只能四处投靠，保命有余，取胜不足。
另外的两方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起初则什么天时都没有，不过他们具有超强杀伤力的人和。比如诸葛集团在勇、义、仁的基础上增加了运筹帷幄之大“智”。他们分别是诸葛诞、诸葛瑾、诸葛均和诸葛亮。而且他们发现了孙氏兄弟和刘关张兄弟在时间、空间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是异姓兄弟虽然比自家兄弟更能实现强强联合，但往往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享受，尤其是进入下一代，主次或长幼关系更是难以调和。二是孙氏兄弟只有时间上的接力，没有空间上的合作；而刘关张则只有空间上的合作，时间上不能接力，因为他们是“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这就与统一天下所需要的力量和周期很不匹配。三是他们都没有设置在敌国的内应力量。针对这些问题，诸葛兄弟一一加以改进，不但拥小弟称帝，而且将兄弟三人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所谓异国强于异姓。以诸葛诞之勇迎合曹操勇的需求，以诸葛瑾之义迎合孙权义的需求，仁者诸葛均则躬耕种地，让刘备不疑。事情也确实如此，当张飞说诸葛均无礼时，刘备很理解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剩下诸葛亮则抓住军师徐庶离开，刘备求贤若渴的时机高高坐上了军师的位置。他们兄弟就如田忌赛马一样，最强的人潜入最弱的主，以便早日出头。大智者诸葛亮的到来果然让刘备大逆转，他先以刘备独有的“仁”为专利，以两家都有的“义”为纽带，联合江东更多的“勇”，再加上周瑜、庞统和自己的“智”便战胜了曹操。诸葛集团顺利实现了他们的第一步：三足鼎力。
看起来诸葛兄弟的时空布局确实比前三方都更新颖更有效，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呢？还有比他们更绝妙的。
司马集团在诸葛亮“智”的基础上又注入了更新更强的因子——慧。他就是司马徽。司马集团在空间和时间上又作了改进。在内外配合方面，他们不是让各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是让司马徽一人做“山野闲散之人”，卧底于整个尘世之外，用他那超凡脱俗的顶级智慧和与世无争的隐士身分操纵世上所有的贤士高人。通过他将不同级别和特性的谋士陆续输送到不同的国家，以便给司马懿反向铺路搭桥。这样做不但使各国主子不怀疑，贤士自己也蒙在鼓里。所谓异世强于异国。司马徽实际是个入世极深的假隐士，以无为胜有为。比如他推荐的徐庶、诸葛亮就是将司马懿推上权力高峰的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如果他真是隐士，就不可能做出这番对尘世影响深远的动作，就不可能“终日不倦”地与谋士们研究兵法。此外，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和诸葛两姓基本都是同族同宗，且立场一致。如隐语：北斗九星“散而为九，合而为一也。”云云。
司马的内应布局显然比诸葛更有效。诸葛诞就曾因与诸葛亮存在兄弟关系而被魏国长期冷冻，诸葛瑾也被陆逊中途而废。须知在敌对国之间，正向帮助往往不容易形成，反向配合则时时都可以进行，所谓以反应反。不仅如此，司马徽所借的人都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顶尖高手，包括诸葛亮。
其次，司马氏认为诸葛氏尊弟称帝在时间上还不够从容，应拥孙称帝。另外，在空间上，由于司马徽一人在外就能以一当十完成全部间谍任务，控制大智库，所以司马懿就能做到四祖孙同事曹魏，强于诸葛集团的单兵作战。司马的这一招鲜果然就吃遍了天。
也许有人问：司马徽与司马懿虽同姓、近地，但小说并没有说明司马徽与司马懿有什么关系呀？但这就是隐士，如果清楚地说明了还能称得上是“隐沦”吗？而且小说也用司马望为司马徽和司马懿做了链接。再者，《三国演义》将司马徽塑造成了几乎能慧悟一切的高人，如果他真想支持刘备，他就不会明知孔明“不得其时”还极力推荐，刘备也不会只成就西蜀。他好不容易出山助一次人，决不会只办出一件半吊子的事，自毁声名。其实他推荐孔明不过是他向各国推荐谋士的行动之一而已，而他这一回之所以要两度隆重出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要将自己装扮得比诸葛兄弟更“外儒”，说明自己虽不想入世，却怀有救世的仁义之心，同时也就与后来的司马懿划清了界线(实际上由于世道轮回，当司马懿出山时，他也已披上了归顺大国和荀学儒家的外衣)；二是为了引出孔明，让他充当自己的敢死队。表面上看，司马徽的“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是预言刘备不能成功。诸葛亮本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认为刘备不得其时正是自己家族打天下的最好时机，这样一来他就“大梦我先觉”地出山了。他没有想到司马徽的预言同时也是指他自己。虽然“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然而善察人心的司马徽却不会不知道。三是为了骄诸葛亮和庞统之心。他造谣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最后真正安天下的巨龙司马懿他却雪藏不提。很显然，由于他的提前宣扬，伏龙、凤雏才成为了众人追捧、防范的对象。而后来诸葛亮和庞统也正是因骄傲而自取灭亡。值得说明的是《三国演义》用无数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骄傲水平线的高度往往就是这个人事业的极限和生命的终点。诸葛亮就是先用骄兵之计杀关羽，后来又被司马徽的骄兵之计所杀。狡黠的司马徽“酷”到了最后。
六、人和向天时、地利的转换
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都深深懂得，仅靠人和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将它转化成天时和地利，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诸葛亮是先借助刘关张之人和打造属于自己的西蜀地利和汉统天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自己的超人智谋折服天下，建立诸葛王朝。与诸葛亮以“三顾茅庐”大造声势形成对比的是，司马懿只低调在曹魏谋了一个主簿之职。他前面几次尝试着给曹操出谋划策，还都没被理会。直到另一主簿杨修被杀后才逐渐受宠。而此后曹操由于智囊丧尽，也就只好信任于他了，尽管梦里也曾生过“三马同槽”的忧虑。曹操的这一转念之差便让司马懿轻松坐享了曹丕皇帝这一天时。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魏再衰败也比刘蜀要强大许多。而且他还有“大国正统”这一新概念，具有比汉室正统更合潮流的号召力。也就是说当诸葛亮的身心和他的天时暮气沉沉的时候，司马懿和他的天还刚刚破晓。
表面看来，司马懿更注重于地利和天时，实际不能这样理解，而且也不能认为他是后发制人。他的地利、天时都是通过从司马徽举重若轻的“核子”能量转化而来的，只是比诸葛亮发力更隐秘、更阴柔而已。岂不知早在诸葛亮之前司马徽就开始行动了，他花费毕生精力才培养、结交了一大批贤士。比如他的学生或者说朋友程昱早就出现在了曹操身边。没有程昱又哪会引出诸葛亮呢？只能说司马的人和是比诸葛先行一步、技高一筹。这一招便决定了诸葛亮只能如孙悟空一样，始终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司马懿的成功表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在人为。
所以诸葛亮“不得其时”并不是指他出山时间早晚的问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每项指标都比司马家族逊色。司马徽指的就是这种大时气。就像刘备只有县令之才一样，诸葛亮也只有“三分”、立蜀之才。而司马集团由于眼光更远，境界更高，所以说是“慧”，即真正的安天下之才。这种差异也如同用史学之识不能解读高级文学一样。他们往往不是想从《红楼梦》里寻找对应的历史，就是从《三国演义》中寻找对应的非历史，始终只能在低层次游走。
七、诸葛亮的局限与司马氏的深邃
诸葛集团之所以“不得其时”，究其根源还在于他们有儒家气太重的先天不足，儒法混的革新尚不彻底。须知在乱世之中，一切胜利都须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实力，掺不得半点“务虚”的儒术。在三国鼎立新的形势下，诸葛亮即便收复南方，蜀国也还是没有取得天下一半以上的优势，“三强”也只能勉强处于中间位置。更何况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统一“三国”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对手会越来越强。看看司马氏后来灭羸弱的蜀、吴都消耗了多少兵将和时间啊，更何况弱蜀要灭强魏呢？而寄希望于外国支援只能是一场豪赌，天下须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打。但诸葛亮由于儒士的稚气未脱，所以他当初选择了刘备，后来又相信了虚空的威名。实际上舆论和嘲讽只能骂死懦弱的王朗、曹真，骂不死强者司马懿。诸葛亮是只能看到关羽依靠义与勇威震不了陆逊，不能看到自己依靠智商也吓不走司马懿。
诸葛亮的意识局限表现在实战上就是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防守转换得太早太急了。即从“外儒内法”的逆取到“外法内儒”的顺守转换得太早太急了。平定南方原本只是收复蜀国的另一部分疆土而已，但诸葛亮却给它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不但想通过“七擒七纵”的仁与义恩服孟获，还想以“七战七捷”的勇与智威服魏、吴。没想到事与愿违。
诸葛亮的意识局限表现在形势判断上则是以静态的眼光看待问题。当初他在“隆中”时向刘备说：“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若论在当时，或许也存在这种恩服或威服的可能性，因为刘备的汉室正统还很有感召力，比如刘秀就做到了“光武中兴”。但在三足鼎立之后，尤其是大魏皇帝登基之后，这块牌子就沦落为明日黄花了。司马氏则预见到了这一变化，他们选择了曹魏。
静态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他没有想到江山代有人才出。当初魏和吴虽然都没有能与自己过招的谋士，可以“舌战群儒”，可以生擒曹操，但是若干年之后就不一定了，而且真正的高人往往都在最后出来抢占胜利果实。但诸葛亮显然已辨不清这一等级的高人了：他们平日甘居人下，经常嘲笑自己无能，对别人却不吝溢美之词；他们只在乎结果，不在乎过程，关键时刻把握机会，一战成功。好为人师的诸葛亮是直到遇上姜维才惊讶地发现这世上还有能识破自己玄机的人。岂不知姜维在司马懿和陆逊面前还相差甚远。诸葛亮以为当年帮助自己灭掉关羽的司马懿和陆逊只配给自己抬轿子，不曾料到他们还有掀轿子的能力。岂不知创新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能片刻固守，时间会让一切新事物落伍。人就是人，不是神，自己能想到的，别人也很可能会想到。
所以诸葛亮没有将儒法混的分水岭确定在全中国的高度，只达到蜀国一半以上的优势就转攻为守了(另一半是南方)。这一战略失误便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刚愎自用、一蹶不振。
第一，他过早暴露出了王霸之心。他在“凤雏”庞统和主子刘备死后，认为天下已经非己莫属了，所以便大张旗鼓亲自南征，提前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认同。他要向世人重新证明自己，不仅擅长智谋，还是仁义勇智的全才；不仅能协助别人打天下，还能亲自以更先进的理念“王化”他人。不料这一私意却被司马懿当成把柄，在祁山以他“有反心”狠狠地戏弄了他一回。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司马懿选择曹魏并不就是偏重于法家，而是刚好处于国家高度的儒法转折点，当他掌权时魏国已进入新正统，并且国力也具备了全中国一半以上的优势。他则在战略上可以由攻转防了，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不该在平南时运用磨磨蹭蹭的攻心战术。单就对付孟获这一个弱敌而言，用攻心之策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这样做却会因小失大，在更强悍的敌人还没有吞没之前不能在这里消耗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打败弱者既起不到锻炼自身队伍的作用，又起不到吓唬强者的作用。相反司马氏则意识到了战略的攻防转换须逐渐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在战略防守的同时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战术进攻。比如他在平定燕王公孙渊时就是速战速决、干净利落。比如在羊祜做了漫长的攻心战之后，杜预就担心吴国会出新人，希望抓住机会尽快灭吴。比如司马炎直到最后才给曹奂、刘禅、孙皓三个皇帝都封侯，并让其“善终”，不是此前他们对曹芳、曹髦使用的外儒内法的凶悍手腕。
第三，他将攻心术作了怪异的改装。为了起到威慑魏、吴的作用，他一厢情愿地希望防守型的攻心术也能兼具进攻性。结果却变得面目狰狞。他在改良的过程中违背了攻心战的基本原则。一是攻心应主攻对方的民心，而不应只攻对方的王心。孔明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孟获最后的归降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知仁义”、“知羞耻”，而是弹尽粮绝、无援可求了。所谓攻城不攻心，后果却是未攻心反攻城，让南方遭浩劫，乌戈国灭种，民心尽失。二是攻心意图不能显露在外。也就是说即便是“七擒七纵”也不能明纵，要暗纵。明纵会挫伤己方的锐气，激起对手更顽强的反抗。譬如当年华容道放走曹操的暗纵术就很成功，让他从此畏惧关羽和自己。假设那时候也来个三擒三纵，情况就会很糟糕，刘备也就难有后来的喘息之机(当然华容道更不能杀曹操)。三是人的思维有定势，战术、智谋具有隐蔽性，决不能在次要战争中提前预泄。但此时的孔明却因为试图以自己的智谋臣服天下，所以他为了确保七战全胜，就将自己的全部本事都显摆出来了。结果是威服不成，反让司马懿知根知底，这又是诸葛亮没有看到的另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说北伐之前诸葛亮在南方就已经中了贪功小人马谡的毒箭，就像当初关羽因傲慢而中了曹仁的毒箭一样。之后他的智慧就从深谋远虑走向了专注于雕虫小技。可见一颗杂念丛生的心是把握不了攻心之微奥的。相反，谦逊的司马懿则运用得游刃有余。
此后，诸葛亮虽然没有忘记秦川、荆州两条线路应当双管齐下，但却被南方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像关羽因“水淹七军”而忘记了东吴后患一样。于是他在荆州配合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北伐了。
这期间另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由于诸葛亮意得志满，加之身边没有兄弟帮衬，所以他为了在有生之年给诸葛均铺平道路，便采取了提前清剿刘备残余势力的行动。诸葛亮当时是认为即便没有他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名字、木偶以及自己强力钳制的几个二流反将如魏延、李严、马谡、孟达等人打遍天下(他们属于有机会就反的法家)。在他看来先行清剿还有利于诸葛家族将来凭借盖世之功理所当然地获得禅让。于是乎，原本以人和著称的西蜀便逐渐只剩他一己之人和了。人和与天时在他这里变成了互为消长，直至同时消亡的关系。相反，司马氏手下的新人是一茬接一茬，一代胜一代。他们即便是想清除异己，也都是先耗尽他们的能量再说，比如邓艾、钟会等。人和、天时在他们那里是互相促进、同时强大的关系。
由于平(blog)南后的诸葛亮已完全沉迷于马谡拙劣的攻心术了，所以后来明知司马懿“深有谋略”，也没有先用强大的攻势正面对攻，将司马懿连同曹魏整体打垮，就像当初用火烧赤壁大破曹操一样。竟然只用了软弱无力的攻心术使司马懿蒙冤(诸葛亮原本是想要强攻，被马谡劝住)。岂不知司马懿才是正宗的攻心高手，怎会让你得手呢？他此时也正好乐得赋闲在家，以等待更好的机会。正因为司马懿当初就已经识破了马谡对他施用的君臣离间计，所以他后来一听说马谡的名字就摇头(刘备的托孤之言不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相反，诸葛亮以为马谡的离间计还不算太坏，可称得上是司马懿的克星，所以便派他去镇守街亭了。不曾想到堂堂的诸葛亮也像曹爽一样被司马懿的退避术给“赚”了。事实证明，攻心术只能用来对付弱者，对付强者则会遭拦截、回击。
以上可见，诸葛亮在思想创新、军事才能和心理素质方面都不及司马氏，确实不足以安天下。我们不要替他惋惜，也不要替他做任何假设，他败在司马徽与司马懿的手下是必然的结果，并非是某一步棋走错了，即便是正面打击，他也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他的眼光和能力决定了他只能止步于五丈原。事实上希望“只手补天”的诸葛亮即使后来超水平发挥，发明再离奇的武器与“法术”，拼尽最后一滴血也没有丝毫撼动闲庭信步的司马氏。表面看来司马懿个人创造能力不及诸葛亮，实际上他是不愿挖空心思、耗费生命去设想一些没有决定意义的新武器和小计谋，那样做很可能会打乱整个家族的接力赛计划，正像他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以前我们都认为诸葛亮比司马懿技高一筹，或者是棋逢对手，作者为了迎合正统儒家的需要也极力夸赞他。但罗贯中的真实评价却是司马懿要高他一个数量级，而且越到后面悬殊越大。所有交手从来没有失败过。所谓失败都是巧妙的暗纵术。他承袭了司马徽的通灵慧性(或可谓情商)，将孔明的心思完全摸透。不过也是因为孔明过早显露了自己，“七擒七纵”对应于“六败祁山”。司马懿的智慧来源于学习。这里面玄机无限，笔者另文再证。
八、诸葛亮的最后觉醒
诸葛亮终究是诸葛亮，不是马谡、曹爽，他是一个有前胸也有后背的英雄，是一个知进退的智者。上方谷火烧司马父子失败之后，他便承认了不是司马氏的对手，认识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注意，这句话不是他宿命的回归，相反是他人和意识的觉醒。他看到了人和不是一个的人和，而是全体将士的人和。它才是真正的成事之“天”。试想，火烧赤壁时，曹操也没被烧死，但为什么在茫茫旷野中也能将他抓住呢？是因为那时有充裕的精兵良将可供调遣。但现在却连一个镇守谷口的上将都没有了，过分依赖了火攻、地势和天时。天有不测之风云，怎能完全确定不会有雨呢？火烧赤壁时不也是以为会刮三天风，没有料到中途的雨吗？但是，如果有足够的勇将，即使上方谷有雨又何妨？只要将司马父子引进来不就够了吗？相反，如果没有一夫当关的上将，那么再大的火，也是烧不死精诚团结、有勇有谋的司马父子的，他们不缺火里逃生的能力，身上也没有绑藤甲，大不了就是丢盔弃袍。而且司马懿当时就是依仗他们的人和优势才敢于三父子同进这一“死亡谷”的。别忘了他同样也善于观察天文、地理。
司马懿在祁山连续使用六次暗纵术之后，终于将孔明的斗志和他的民心消磨殆尽。此后，作为战神的诸葛亮还有一点点不服输，尝试着送女衣骂司马懿，结果却遭对方反唇相讥。这时，江郎才尽的他便彻底宾服了，他决定暗中放弃战斗，以便快速成全司马天下，减少人们的战乱之苦。为什么可以这样判断呢？一是他选择了威胁小的五丈原扎营，而不是威胁最大的武功山。他并不非不懂地理，当初选斜谷弃子午主要是为了显能。二是他不想延寿。禳星完全是受姜维之劝才勉强为之，期间他也不抱成功的希望，所以违背禳星的规矩仍旧繁忙地工作。在魏延踏灭灯之后，他说：“此吾命当绝，非文长之过也。”他感觉自己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而他之所以要禳星主要是为了让魏延的本性完全暴露，成为“全民公敌”。三是他临终时将自己的权力分解，不让继承者有太强的攻击力，并且还在人事安排上故意将能力和职位颠倒，以逼死可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给司马或蜀国制造更多麻烦的魏延、杨仪。四是弥留之际当李福问到“文伟(费祎)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便不答了。这不是他没有气力了，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安排的人，怎么会不答呢？原因是他预感到彼时的蜀国也就差不多消亡了。五是“定军山显圣”时他的灵魂对钟会说：“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这里是用隐讳的手段表现他的真实内心。
这一系列做法都反映他在零比六失败之后与孟获相反，真正是“知仁义”，“知羞耻”了。但诸葛亮为什么仍要用“替补”姜维勉强支撑“垃圾时间”呢？一则可以用这位忠实的儒将抹去自己曾经有过的“异志”和目前的退避之心。这样做客观上还可以让司马氏强者弥强。二则不成功便成仁。退保自己“贤相”之名以及蜀汉的国家荣誉。此后的蜀国果然就在有限的挣扎之后便归降了。孔明的确是太聪明了，既能在“三顾”时进得礼礼面面、轰轰烈烈，又能在五丈原退得清清白白、悠悠长长；既能“大梦先觉”地预见成功，又能“天命难违”地预见失败。诸葛亮虽然没有用“儒法混”得到他想要的诱人的“结果”，但却用它展现了自己同样也看重的美妙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氏可谓平分秋色。
诸葛亮的暗降说明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深刻的反思，对司马氏的高超智慧也有了真切的认识。虽然此时对他个人而言，醒悟得是太晚了，但相对于整个大中国来说还是不早不晚、恰到好处。毕竟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竞选、磨砺出最后的强者，如果当初他就看到了自己与司马氏的悬殊，放弃竞争，那么强者就锻炼不出来。另一方面，如果强者已经比出来了，那么战争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了。是非成败虽然都是相对的，但最终还是应以大中国利益的得失作为评价的标准。而在这一标准下，诸葛亮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他这一理智的“妥协”不但让他的人格获得了修复与提升，而且还成就了他一生最大的功德。
九、诸葛亮是忠国家不忠刘氏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诸葛亮当初如何心怀异心，如何杀灭“忠义”，如何独断专行，最后又如何消极怠战，都不能说他是蜀国的逆臣。他恰恰是忠于蜀国的，他反的只是落后的汉室及其残余势力。当初他灭刘璋是为了用新政解救西川人民，后来让刘禅归降则又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解救蜀国人民。尽管诸葛亮没有将自己的哲学创新提升到国家高度，但他心中装着的却是全中国人的福祉。他认为司马称王更符合自然之理，所有弱者都应当归顺他们。而且他对自己曾经不得不采用的逆取手段常常抱愧不已，“定军山显圣”一次更是揭示了他恤民爱民、大仁大义的本质。可以说，他生前杀生灵和死后劝对方不杀生灵都是为了使整个国家能快速地安定、发展。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是对人民说的，对浑噩无知的刘后主不过是敷衍而已。诸葛亮周身没有一根媚骨。
此前有人以孔明好战而认其为历史罪魁，实在是一种误解。岂不知在不能进行舜禹和平禅让，又不能做拉票竞选的时代，你不好战有人好战，甚至滥杀无辜。相比而言，能够想出办法减小朝代更替阵痛的人，能够将社会推向新的阶段的人就是英雄。最后的成功者毕竟只有一个，而社会的前进却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又岂能以成败而论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中的“三国”可能有罪人，但进入到《三国演义》中的人却都是英雄，没有一个罪人，他们都是国家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链条，只是大小轻重不同罢了。强大的晋朝就是踏着他们的血肉，聚集他们的能量才建立起来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诸葛亮之所以不能统一全国，就是因为他总想用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初在“隆中”就将流血伤亡的预算做得太小了。与其说他目光短浅、骄傲自得，毋宁说他是过于理想、仁慈了。而且从生理上说他后来之所以会出现创新迟滞、思维静态，主要还是因为在立蜀、平南过程中能量损耗太大了，生命的旺盛期已经过去。司马氏是早就换人了，但两鬓添霜的他却只能继续依靠经验负重前行。
诸葛亮由于兄弟间的配合被人提防、阻断，所以他不得不一个人跑得更快更多，凭一条伏龙之力独挡司马徽和司马懿两条巨龙，以至于透支生命、折减阳寿。然而，也正是这一逆境使他成为了“三国”统一进程中心血付出最多的英雄，并且只有他超出人的能力极限而进入了神界，写他发明世间并不存在的“木牛流马”就是一例。如果说司马获得的是“三国五方”团体冠军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个人冠军。
古人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对于诸葛亮来说，一生只要能承前启后地消灭弱者，烘托出自己悦服的强者，那么即便失败又有什么遗憾呢？一个被自己欣赏的强者战胜的人不应该有遗憾。正因为他对生命已经无怨无悔，所以他要求死后“不用墙垣砖石，亦不用一切祭物”。
虽然在五方集团中只有诸葛家族没有获得实际的地盘和帝位，但并非是他们能力不及，是“三国”这一时代太伟大了，思维活跃、英雄辈出。这也正是罗贯中认为三国历史值得“演义”的价值所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失败才给诸葛亮带来了最后的醒悟，而又是醒悟使他成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圣者，没有最终陷入司马氏在短暂的强盛之后又将晋朝带入战乱的轮回。而更让司马氏意想不到的是，诸葛亮的八阵图、连驽(改进型)、木牛流马等创造发明还成为了后来人类科技发展的方向。罗贯中为了弥补这位敢于推陈出新、敢于承认失败的英雄的缺憾，便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给他留给下了最大的地盘和最高的位置。世间是公平的，正所谓：帝王匆匆百十年，小说草草千古事。
遗憾的是历史并不总是这样精彩，流金岁月一去不复返。自从“三国”之后，思想意识便鲜有新的突破，朝代长期只能在原地治乱循环。刘关张的“异姓”只能合而打天下，不能分而守疆土；诸葛氏的“异国”只能促成“三分”，不能统一全国；司马氏的“异世”则只能统一天下，不能改变尘世盛与空的无常。所以作者又感慨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部意在召唤和孕育新时代英雄的《三国演义》。
十、《三国演义》只有先统一才能启迪新思维
根据上述理念和结构，不但能对《三国演义》的内在本质做出精确的扫描和透析，还可将它每一“回”每一行的文字都统一起来，笔者为此写下了很多文稿，至今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碍。庞加莱猜想说：在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里，假如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圆球。比较而言，《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个对不规则的历史进行了修整的圆球空间。原来罗贯中早已用文学的方式将这一猜想在精神世界里模拟出来了。实际上，以追寻真理为使命的《三国演义》能带给人类的灵感又何止于此。只要我们先将《三国演义》的立意本旨统一，就一定能够启迪出更多新思想，进入更高层面的纷争。好一个藏龙卧虎的中国古代呀，超重量级天才时有出没。假如我们后人能从他们手中取过接力棒，勇往直前，那将是我社稷齐天之洪福也。
《三国演义》，初出云雾的你感觉还好吗？21世纪中国的阳光是否比过去更明媚？ 读后不觉让人大笑，一派胡言乱语，简直是走火入魔。二十年前曾读到过一篇以易经八卦来解读《围城》的文章，当时叹为荒唐之观止，不意今日又见此文不在其下。绝倒绝倒。 一派胡言乱语
但是很有意思，我喜欢这种发散性思维
没有什么不可能 施主言重了，中国一部古典小说没那么多深刻的东西 借古人的文章，抒发自己的感情，可以理解拉。其实古人思想很简单的，倒是现在人很坏，思想也复杂，所以人家随便一句话，一个动作，他越捉摸，越觉得那人阴险。按照这种理论。当年赵云去找刘备的儿子，奔向曹操部队，结果糜芳说赵云降曹了。赵云怀恨在心，看到糜夫人，说马载不了两个人，逼死糜夫人，怕丫从井口爬上来，还把墙给推倒压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反正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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