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领导面对人才荒
吸收及留住人才，不仅是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面临的问题；在人口13亿的中国，也有这个挑战。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以“中国领导断层”为题撰文强调，中国改革历经28年后，政府部门的领导层与管理人员的现有规模，已不足以应付另一波改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打破政府及私人部门的藩篱，吸收有才干的专业人士加入公共服务。约翰桑顿目前也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他从2003年起在清华大学主持、开发并讲授“全球领导力”课程。在这之前，他是美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总裁。以下是该文章的摘要。
中国改革历经28年后，目前面临的挑战，无论在规模、复杂性及重要性方面，都是史无前例。其中最紧迫及严峻的挑战是培育新一代的领袖；这些领袖必须有才干，诚实可靠，对公共服务有献身精神，以及向人民负责。否则，中国的繁荣将难以持续，民主将是一个奢望。
中国在开放市场、外贸及投资后，已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目前，中国领袖必须应付的问题很多，而且必须同时处理。这些问题包括：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环境问题、天然资源短缺、金融体制不健全、保健体制不完善、农村人口不安、大规模的城市化、及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从改革开始，就已存在。不同的是，改变的步伐正在加速，而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无法赶上改变的步伐。
由于中国是一党制，群众参与程度很小，因此领袖的干劲与视野是国家成功的关键。但中国政府发现到，要吸引、发展及保留人才，越来越困难。改革开放多年，人才有了新的出路。过去，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加入政府部门成为公务员，但现在则选择到私人部门工作。吊诡的是，改革开放为人才提供新机会，但也使新一波的改革更难找到人才。
官僚体制无法发挥潜能
中国官僚体制使到有才华的人感到窒息；他们在这体制下无法发挥潜能，因为这体制只能容纳庸才。更糟糕的是，从农村到中央政府，许多官员贪污，导致政府无能，民怨加剧。
中国古代，官僚体制通过科举制度吸引到最好的人才。中共在1949年上台后，官僚体制几乎垄断所有的人才。但今天，许多有抱负的人才，已不认为在政府部门工作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哪些在私人部门工作后要到政府部门服务的人，则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即使能够挤进政府部门工作，许多人也不会久留。
一些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商业部及外交部，还能够吸引到顶尖的毕业生加入。不过，这些部门的公务员通晓外语，见过世面，联络网也广，因此经常成为跨国企业猎取的对象。对于年轻的官员来说，他们到私人部门工作，薪酬可以增加五倍。
中国的官僚体系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建立一道难以攀越的围墙，权力还是集中在体制内的官员。在90年代后期，当时的总理朱鎔基在海外招揽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但这些“海归”人才不在“体制内”，常常遭到排斥。朱鎔基的海外招揽人才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
“海归”人才在将来或许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在短期而言，中国的人才外流导致低级官员素质明显下跌。许多外国企业都不愿意与司长级以下的政府官员打交道。
高级官员轮换太频繁
中国官僚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级官员经常必须扛起他们无法胜任的任务。中国一个大城市的党委书记透露，北京指示他在两年内将数百家国营企业私营化（股份制），而他从未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使要买下这些国营企业股权的经理，也帮不上忙。最后，他们只好在互联网上叫卖，看看有没有反应。当改革步伐加速，官员经常必须在没有指导下，扛起他们不熟悉的任务。
高级官员的轮换也过于频繁。国有银行总裁可能一夜间调派成为省领导。这种轮换方式显示政府对人才的渴求，也反映政府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官员轮换。不过，轮调过于频繁，影响领导的素质，这些官员没有足够时间摸底或落实计划；中层官员知道这些高级官员呆留不久，很快又会转到其他部门，因此不给予合作，甚至自己操盘。中国官场戏言为“部门主管领导下的部长责任制”。
至于低级官员，他们则需要在同一个部门蹲了很久后，升到较高的职位才有机会到其他部门去。即使是在中央，许多司长或局长一辈子卡在同一个地方。这制度使到低级官员为了保住饭碗而终日诚惶诚恐，不愿承受风险及创新，取悦上司比服务人民更重要。
虽然中国有这些制度上的缺点，但现任中国领袖比上一个时代有更高的资格。在1982年，省级的第一把手，有高中教育以上的资格的少过百分之二十；目前，超过百分之九十七有高等学位资格。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有九名毕业于中国顶尖大学及科技学院的工程师。即使是地方政府，党委书记、省长或市长，有不少持有博士学位。
从好的方面来看，才干与权力的结合，体现了古代儒家的士绅的理念。但中国现有领导比上一代领袖受教育越高，不一定就越正直。许多有才干及正直的官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继续在公共部门服务，但有许多则是受权力与地位的驱使。因此，中国的贪污现象猖獗。
中国官衔买卖是这贪污现象最坏的一面。虽然地方政府官员因为买官衔而被定罪，但许多官员利欲熏心，还是铤而走险。民间对地方政府无能与腐败，日益不满。中国官方数字显示，去年共发生超过八万起“群体性事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都了解到，中国需要的领袖及中国所获得的领袖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他们认识到，解决中国领导层供求失衡问题的重要性。他们都公开地采取措施，改善这问题。
李显龙总理上个月在公共服务常年晚宴上指出，由于全世界都在吸引人才，年轻专才也广受欢迎，公共部门如今也在与新加坡公司和跨国公司竞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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