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
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作者：聂辉华 时间：2007-3-28 来源：白鲨在线_聂辉华官方主页_契约与组织理论学习平台
一、引子：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
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化传统，中国经过的千年比美国经过的百年还多，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不计其数的自然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这是令国人骄傲的一面，但是令国人反思的一面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科学理论很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有多少定理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呢？从古至今，自南至北，中国人技术不差，经验不少，但为什么理论不多？
学过初中几何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勾股定理”。该定理大意是，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勾”等于3，另一条直角边“股”等于4，那么它的斜边“弦”就必定是5。即，32＋42＝52。传说大禹治水时，就曾运用过这一数学原理，那大概是久远的公元前2050年。勾股定理最迟出现于中国第一部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该书的开头通过周公和商高的对话表达了该定理，因此该定理又叫商高定理，此时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
在另一处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发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应该符合a2＋b2＝c2的数学原理，此即毕达哥拉斯定理。此时，是公元前大约550年。据说毕氏发现该定理时，欣喜若狂，宰百牛庆贺，因此该定理又戏称“百牛定理”。又过了大概550年，中国人在《九章算术》中也完成了对勾股定理的一般化证明。
从勾股定理到毕达哥拉斯定理，从32＋42＝52到a2＋b2＝c2，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是一个质的变迁。尽管人们对于历史的细节尚存疑问，但是这一对比典型地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经验直觉，但是似乎不善于将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我相信，支撑这一观点的案例一定是汗牛充栋。比如，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但是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提供这几大发明背后的科学理论。换言之，中国曾经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技术，但是拥有很少世界一流的科学理论。技术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只能通过“手把手”的方式直接传播，而后者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更为广泛的间接传播并向其他领域扩展。因此，在科学普及之前，中国由于人口优势而遥遥领先于当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之后，欧洲借助科学的力量旋转了世界文明的天平。
探讨一个类似“李约瑟之谜”的宏大问题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只是想通过勾股定理这一个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我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一定会有不同的解说。本文则试图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提供拙见。
二、疑问：为什么中国人缺少经济学理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为信息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斯迪格里茨等三人。当时一个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问我，何谓“信息不对称”？我随口说，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朋友又问，如此简单的道理应该是妇孺皆知的，为什么还能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我回答说，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引入导致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朋友接着问，为什么如此“简单的”理论没有被中国人发现？中国人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我当时沉默良久，对他的前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对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五十年内大概看不到”。
是的，一种每天都发生的现象，一种妇孺皆知的事实，经过斯迪格里茨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的天才之手，化平凡为神奇，变成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催生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并且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岂止是信息经济学，其实很多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来自于对常识的提炼，或者是对“常识”的挑战。而这些常识，中国人一点都不比外国人陌生，甚至更多地发生在中国人身边。遗憾的是，从这些常识中发展出理论的人，却常常不是中国人。信手拈来两个例子罢。
我们对于北洋军阀的历史耳熟能详，但我们似乎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来翻阅。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偶尔翻看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书，书中说冯玉祥剿灭“白狼”之后，得到西北当地居民的拥护。同样是“寇”，只不过冯玉祥是“坐寇”，对当地居民进行有规律的掠夺；而“白狼”是“流寇”，抢了就跑，可能过几天再来抢一次。为什么百姓宁愿要“坐寇”也不要“流寇”呢？因为“坐寇”至少给人提供稳定的预期，毕竟，“再坏的规则好过没有规则”。某种程度上，政府不就是合法化的“坐寇”吗？国家不就是从掠夺合法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吗？于是，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诞生了，提出这个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叫做奥尔森。
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的现实同样耳熟能详，对于国有企业不受约束地使用纳税人的收入耳闻目睹，很多生于196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此甚至有切肤之痛。但是，将这类现象提炼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概念，从而为分析国有企业的问题提供了一把经济学钥匙。在经济学中，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一个理论的诞生。因为只有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时，才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概念提出之后，想在现有理论上进步的经济学家都会使用这个新概念，于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就会将这个概念发展成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
可以把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看成这样一种过程：看现象——讲故事——建模型——做检验——提建议。煌煌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因此，中国不缺现象，中国人也不乏各种具体的经验。但是，将具有同一性质的具体现象抽象地归纳为一个浓缩的故事或者寓言，对于许多中国经济学者而言可能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容易忽略的障碍。至于将浓缩的故事通过公理化的体系演绎为一种普适的命题或理论，则对多数人而言更是难于上青天。在理论模型建立之后，对模型进行检验，进而提出经济含义或政策建议，也不构成中国经济学者通往经济学大厦的路障。中国不缺看现象的人，甚至不缺讲故事的人，更不缺做检验和提建议的人，但最缺打通从讲故事到建模型这一关键环节的人。从1978年对外开放到今天，三十年即将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经济学纯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华人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经济学界时，我们似乎再一次占据了人口的优势，遗憾的是这次我们还是落后了。为什么？
请读者注意，我先是提出“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这个一般性的问题，接着以经济学界为例，提出“为什么中国经济学者很少做出纯理论的贡献”这个更具体的问题。经济学也许与其他学科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差异。我相信我没有转移话题。
三、原因：经济学莫非是一种文化？
造就一个好的经济学家通常需要三个因素：文献、技术和思想。在我看来，孤立地看，中国人在这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落后于欧美人。
首先，英语早已成为一种世界语言，因此阅读的障碍已经很少了。对于那些在外国留学的中国经济学者而言，这根本不成为一种障碍。国内年轻一些的经济学者，在研究生时代就开始熟悉本领域的英文文献了，因此在掌握经济学发展脉络和前沿方面，应该基本无碍。
至于技术，由于国内在普及和提高现代经济学方面的种种原因，与欧美一流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相比，35岁以上的本土经济学博士通常存在不小的差距。他们可能没有完整地学习过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这些核心课程。但是，现在国内一流的经济学院系通常都开设了上述高级课程，也开始提供诸如实变、泛函和随机过程等高级数学课程。因此，35岁以下的本土经济学博士在技术训练方面应该进步很快了。至于海外留学生，他们在技术上更是没有问题。中国人在数学上的天赋向来不低，甚至对美国人而言是一种优势。事实上，那些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较多的华人经济学者，多数都具有国内理工科教育背景。
比较难说的是思想，因为它跟我们的问题扯在一起。在经济学界，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思想时，往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恰恰在于，中国人很少提出经济学理论。因此，似乎中国人缺少经济学思想。但是，中国古代有不少伟大的哲学家，他们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常怀忧国忧民之心，常存悲天悯人之意，常发问天幽古之思，说他们没有思想实在不公道。由此推之，说中国经济学者没有思想或思想受限也缺乏根据。毋宁说中国经济学者难以将自己的朴素思想转化为正式的理论。
再考虑其他原因。很多人会说，国内僵化的科研体制限制了经济学者的创新能力。这话在国内也许是对的，但是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而且，从这个角度难以解释中国古代技术发达而科学落后的现象。）也有人会说，因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很短，而且中国关注的问题与欧美的成熟市场经济不同。但这如何解释在这两个方面与中国类似的俄罗斯会出现Leontief、Shleifer和Segal等几代杰出经济学家呢？还有人会说，是由于研究经费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但多数纯理论的创新与金钱几乎没有直接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发现“企业的本质”，提出“交易费用”，只不过用了一笔旅美奖学金而已。
至此，我们已经驳斥了几种主要的解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文化差异。现代经济学是一种西方文化，而我们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腊文化，其主要特点是征服自然、个人主义和强调思辨。中国文化的源头可以认为是《周易》，主体是儒家文化，其特点是天人合一、集体主义和道德礼教。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语言和思维。
先说经济学的语言。语言的表达艺术绝对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很多中国人会说英语，但是在运用英语表达经济学观点和思想方面并不一定在行。否则，英语翻译＋数学家＝经济学家。这里所说的表达技巧不是单纯的语法问题，而是表达习惯问题。“看得懂”跟“说得清”还是两回事。即使你有好的问题，但是如何让人对你的问题感兴趣呢？或者你的观点很重要，但是如何定位你的观点在现有理论中的location呢？对于非英语世界的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基本障碍。一流的经济学家在写论文时，尚且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写论文的introduction上。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相对容易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做出成就，因为这些领域使用的语言存在最少的文化障碍。例如美籍华人邱成桐教授和澳大利亚华人陶哲轩教授先后获得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姚期智教授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中国青少年也一直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表现杰出。经济学界的情况也差不多，成就突出的少数华人经济学家都具有较好的数学基础，多数华人经济学家都活跃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以及金融工程等与数学更相关的领域。
对于多年在海外学习和研究的华人经济学者而言，语言的障碍总是容易克服的。而且，语言障碍难以解释为什么很多非英语国家的欧洲经济学家（如Acemoglu）提出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可见，主要的障碍恐怕在于思维方式。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因此内在地具有探究大自然奥秘，把握科学规律的动力。个人主义传统使得人们去追索人作为一个本体的价值。强调思辨则容易发展出一种高度抽象的、同时具有逻辑演绎功能的科学理论。三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得西方人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探究未知世界的规律，并且形成一般化的理论。这不正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养分吗？
反观中国文化。由于强调天人合一，因此偏重于通过对个人道德行为的修为和教化来参悟宇宙的奥秘。偏偏这种参悟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单纯的本我，而是诸如家庭和国家这样的集体，因此修为和教化的结果就是建构一种有利于家庭稳定和国家统治的道德礼教。强调人与人的交互而不是人与物的交互，这首先就在内容上偏离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哲学支柱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中国文化恰恰是集体主义，并且主张“君子耻于言利”，所以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受到压制。同样是对话，柏拉图的《对话录》充满了平等的对话和哲学的思辨；而孔子的《论语》与其说是对话，倒不如说是“听话”——通常是孔子谆谆训导，而弟子唯唯诺诺。所以，像柏拉图弟子亚里士多德说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样挑战权威的话，在传统中国根本不会有踪影。像张五常教授这样在经济学纯理论上做出贡献的极少数华人，你看他的性格哪里有半点像传统的中国人？这里说的思辨，从方法论上讲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从文化上讲，似乎中国人善于归纳而疏于演绎，以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认为《周易》阻碍了中国的科学进步。归纳有助于完成从看现象到讲故事的过程，但是从讲故事到建模型这一关键环节的转换主要依靠演绎法。因此，古代中国人通过归纳法积累了很多经验，发明了很多技术，但是没有通过演绎法将技术一般化为科学。公平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全没有演绎法。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就明确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这种演绎常常“大而化之”，不鼓励人们去细究背后的具体机制和偶然性，继而探讨“万因之因”——这恰恰是基督教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如果上述推理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经济学者很少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学是不兼容的；如果其他科学的理论化过程与经济学类似，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发达而科学落后了。
四、前景：文化融合趋势中的中国经济学
本文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人何时能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因为得到诺贝尔科学奖意味着对纯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考虑文学奖及和平奖）。抛弃国籍界限，实际上中国人已经数次得到诺奖了。但是相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言，中国得的诺奖太少了。更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主要在本土培养的诺奖得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在文中冒昧地提出的解答是，因为中国可能不具有科学主义的文化传统。[①]
尽管文化差异曾经是中国科学进步的障碍，但是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仍以经济学研究为例。伴随国际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生和学者熟悉了西方的语境，掌握了基本的科学思维方法，并且把引起更多关注的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先进方法的引入和重要问题的关注，使得中国经济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中开始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我相信，这种比较优势一定会逐步扩展到纯理论领域。毕竟，对现实问题的洞察是纯理论进步的动力之一。在这方面，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教授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榜样。文化的变迁是非常缓慢的，这注定了中国人在纯理论研究方面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文化的变迁也是交互的。在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西方文化也会逐步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也许有一天，新古典主义不再唯我是尊，谁又敢说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不能蟾宫折桂呢？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西方会形成截然相反的文化？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与社会的权威错置纠缠在一起，与“外行管内行”相互嵌套。[②] 更进一步追根溯源，这可能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而这又与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关。好了，就让我们把更多的问题留给读者一起来思考吧。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2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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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我写这篇文章时战战兢兢，因为我太年轻，对这一问题思考得不够成熟。但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使中国经济学进步更快。因此，我诚惶诚恐地期待大家的批评。感谢江艇、王迅的评论，但所有可能的错误由作者承担。
[①]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只是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对此观点作了阐述。
[②] 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拙作《“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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