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相信所谓的自述
前一段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龚楚回忆录》，在网上流传很广。春节期间在南京看到一本书，张化远的回忆录《回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此人离休前为南京市委党校顾问。有关龚楚他写道：1935年1月，原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带领的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达油山地区时，稍事休整，分局即令龚楚带队去湘南桂东、桂阳地区坚持游击斗争，不料，同年冬，龚楚在湘东叛变。敌粤军陈济棠遂利用他来赣粤边进行破坏活动。1936年1月，叛徒带着30多人的卫队，伪装“红军游击队”来到北山。当时，油山、北山方面尚不知龚已叛变。因此，龚楚得以混入北山，杀害了一部分同志，这就叫做“北山事件”。
当时有一个游击小队长，外号“猛张飞”。不顾脚上的伤痛，从敌包围中冲出，挣扎着向特委机关移动，经两昼夜，才从昏迷中被交通站的同志救出，终于将“北山事件”的经过报告了特委，还有侦察排的胡排长、吴少华等机智地摆脱了叛徒的威逼，保护了特委机关的转移，显示了对党的无限忠勇。
为了接受“北山事件”的沉痛教训，特委号召：向与叛徒作坚决斗争的罗绍增、“猛张飞”及胡排长、吴少华等英雄人物学习。------给大家一个对照，或者另一种意见吧。
那本在网上炙手可热的《龚楚回忆录》将自己美化成先知先觉，博得不少人的同情。我不太信他的话。只是他在叙述当年红军中的一些情况还有些参考价值。但对其本人和评价实在不可取。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讲道，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 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司马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份，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193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著有《斗争十八年》、《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迁往美国，居纽约。
按：回忆录与档案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档案不公开的前提下，回忆录更是弥足珍贵。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写出自己回忆的权力。阅读不同观点的回忆录，互相考辩其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不啻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多双窥视事实真相的眼睛。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阻隔，很多回忆录无法堂而皇之地与世人见面，不但使错误的“事实”无法更正，而且使真相无法彰显。这无形中增加了史学研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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