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救自救者
天救自救者——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述评
闵家胤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提出了“全球问题”，其基本含义是：随着世界各国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各国经济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出现三个负面效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如果不加控制和改变的话，人口上升的曲线同生命支持系统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会相交，全球生态系统将达到突变分*点，将会爆发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危及人类的生存。
仿效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欧文·拉兹洛在1996年成立了布达佩斯俱乐部，致力于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济世良方。该组织在2000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现在这份报告已翻译成中文，纳入闵家胤主编的广义进化研究丛书（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这份报告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明确地地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是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人意识的危机。西方文化有两条主要的根----希腊文化的根和犹太-基督教的根。希腊文化最大的贡献是逻各斯和测量，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发现宇宙规律（逻各斯）并据此支配自然。古希腊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积极享受生活的，甚至是放纵的。犹太-基督教增添了一个上帝，并在人类和他们的的上帝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却令人类同自然界疏离。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命令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能结果实和繁殖，充实地球并降伏它；主宰海中的鱼和空中的鸟，以及在地上运动的一切活物”。近代西方文化的始祖伽里略、培根、牛顿等人都主张发现自然的秘密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再加上基督教勤奋工作的伦理，便开创出现代科技文化。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一直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幻觉”，相信大自然有无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承受能力。这些就是造成当前危机的坏根。因此，我们有必要，也必须从文化和意识的根上解决问题。
为此，报告对个人提出了新诫命：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者“像富有的人那样生活”，而是要“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这是一条古老的格言，出自印度教的《悟般尼莎经》。这条新诫命显然要求富人，特别是西方的富人，再不能不加节制地穷奢极欲，暴殄天物，而是要带头回归比较节俭的生活；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不要盲目地追求西方生活方式。
对企业的新诫命是：创造一种负责任的企业文化。要承认“企业是作为包括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运作”。要认识到企业的运作如果损害社会和环境，最终会倒过来损害企业。因此，企业再也不能只关心企业主、股东和从业人员的利益，要有“深刻的社会和生态责任意识”，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承担责任”。这就需要创造新型的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伦理。
对政府的新诫命是：扩展政府的视野。各国政府要把眼光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区域联合体、网络社会、全球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对于涉及人民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的和经济的公平，及当地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国家政府的权力下放是迫切而重要的。对于应付我们时代的两个迫切问题：和平与安全，及生态可持续性，权力上交又是急需的”。要建立区域安全体系，节省军费开支
用于治理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维护生态环境的集体行动。
对社会的新诫命是：采取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要从对现代科技造成的后果的反思中产生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这是一种生态价值和生态伦理。其中心信条是：“保持人类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报告引用1997年11月28日来自70个国家的1670个科学家，包括10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署的共同声明说：“需要一种新伦理，这种伦理必须驱动一个伟大运动，说服不情愿的领袖们和不情愿的政府们，以及不情愿的人民，自己来实现必须的改变”。这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转换成搏弈论的语言就是双赢搏弈----我赢你赢，而不是我赢你输，亦即从人类与大自然被动的共存转换成主动的互存。
总之，如果说布达佩斯俱乐部在它的第一份报告中为人类找到了什么解决全球问题的济世良方的话，那就是“意识革命”。既然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及相应的社会和生态问题都是人类的意识造成的，那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依*人类的意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应了中国的两句俗话：“解铃还是系铃人”，“天助自助者”。
将后一句话加以点化就是“天救自救者”。早在1990年2月21日，捷克总统、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演讲,他就说过:“没有一场人类意识领域内的全球革命,----一切都不会变得更好------这个世界将迎头走向灾难----生态的，社会的 ，人口的灾难或文明的总崩溃----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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