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外资投行新秩序
中国企业上市重心的北移，以及2006年底金融业全面开放前的布局，都将在2007年外资投行的实力变化中显现端倪出人意料，蛰伏两年多的前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副主席、投资银行(中国)总裁任克英，选择了美林证券“翻开新的一页向前看”。而美林集团对此并未公开发布信息。直到2月6日面对媒体询问时，其发言人ConnieLing才确认任克英“本周上班，职衔是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负责中国内地企业的股票承销及咨询等相关业务”。
拥有麻省理工学院MBA学位的任克英，在投资银行界被公认为是“persistent and aggressive”(坚定且富进攻性)的角色。2004年，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因中国人寿(行情论坛)IPO（首次公开募股）中的一些问题对其展开非正式调查，任克英及助手——驻北京的中国投资银行主管颜庆华被花旗停职，理由是“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但SEC始终未将该调查转为正式调查。SEC的一份文件显示，任克英被调查的具体原因是她在中国人寿上市分派股份时优先分派了一些股份给个别指定客户。此外，任还需解释有关赠与相关个人的酬劳和礼物的一些情况，以及花旗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获得了中国建设银行的承销权。但在2006年9月初，SEC结束了对任克英的“非正式调查”。
现在，任的到来被看作是对美林亚太区投行业务主席兼亚太科技业务主管刘二飞地位的威胁。1999年12月，刘二飞在美林中国业务低潮时加入美林。随后他率领美林接连夺得中海油、国航、神华等项目，使美林在中国的业务东山再起。但近一两年来，美林在中国的多项IPO承销商资格均落第而归，其担任保荐人的中国地产上市首日更是以跌穿发行价收市。尽管参与出资购入中国银行(行情论坛)10%股权，但美林还是未能获得中行IPO的顾问资格。
2006年国际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出任中国工商银行(行情论坛)上市保荐人中收获不菲的美林证券，为中国企业承销股票及相关业务总计48亿美元，在国际各大投资银行中国业务的排名，由2005年的第4名下降到第6名。
“刘二飞是典型的‘American Banker’，虽然拥有相当的人脉，却不太善于和下面的人打关系。”一位投行人士对《商务周刊》评价到，“一个关键位置的中层往往比高层更管用。”
“在政治智慧方面极富天才”的任克英恰恰可以弥补美林之前的短板。国内媒体对她为数不多的报道中，都会提及这些细节：“她惯常的工作方法是，看到一个项目，首先考虑其资本市场的可操作性，然后调查此公司政府层面的相关负责人，若熟识则直接去谈，若不熟则顺藤摸瓜，一个个关系打通。她被认为有一种罕见才能，能够让每个与她交往的人成为她的利益共同体。也正因如此，业界流传着诸多关于任克英在多项业务中最后时刻入场却抢得订单的传奇故事。”
3月7日，美林全球业务负责人凯万•瓦茨(Kevan Watts)从伦敦调任香港，以加大美林对亚洲市场的投入。最新消息显示，刘二飞将转向私人股权投资领域，负责美林在中国地区的直接投资业务，而投资银行业务则将由任克英担起更多职责。
大鳄争食
目前，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委派美林、高盛以及中信证券(行情论坛)牵头安排其总额不超过10亿美元的IPO。但是，拥有了2007年不错开局的美林，要想收复失地并不容易。
美林首先面临的对手是在2006年外资投行中国区（包括香港）保荐业务排名中位居榜首的瑞士投资银行。自2000年以来，瑞银在证券承销的中国市场占有率增长了两倍，推动其2006年在全球承销的证券数量至少是7年来同业间的最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重组北京证券过程中，瑞银集团成为第一家合资综合类券商的第一大股东，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将持股北京证券49%。瑞银首席执行官何宏丰由此表示，北京证券的“壳资源”为瑞银在中国市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瑞银不仅能借此承销中国国内债券和股票，而且还能买卖及分销国内二级市场的债券及股票等经纪业务。
数据显示，正是在交通建设、招商银行多项大单，特别是保荐中国银行IPO的推动下，瑞银2006年才会在华投行业务量高居首位。而由于2006年3月底原巴黎百富勤投资银行亚洲区联席主管蔡洪平加入，2007年的瑞银还将在中型企业的上市中有亮眼表现。2005年，百富勤在香港新股上市建档人排名中仅次于摩根士丹利，蔡洪平领导下的百富勤亚洲投行业务从2003年始连续三年被FinanceAsia及IFR Asia评为最佳中型投资银行。在蔡被任命为瑞银集团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席后，其统领的10多人投行团队也跟随其加入了瑞银。
曾经和美林一起风云一时的“MGM”另外两家——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从未掩饰过对中国市场的野心。他们同样拥有各自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及中金公司。
自2002年承销中银香港上市和担任东风/日产并购交易顾问外，高盛之后的两年里并没有得到标志性的国内大项目。2006年初，高盛全球董事会在北京举行，这是高盛第一次选择在亚洲国家召开董事会。在2006年外资投行中国区（包括香港）的保荐业务排名中，高盛排名第二，占据12.7%的市场份额。
“作为全面业务的代表，高盛的思路异常明确，就是以投资银行业务为首，全面推进所有业务在中国的展开。”上述投行人士表示，“高盛注重对员工素质的培养，也使得员工之间很团结，并且对企业有着投行业难得的归宿感。”
依靠与本地合资伙伴的渊源，摩根士丹利作为主承销商完成了2005年全球最大IPO，即中国建设银行海外上市项目。根据Thomson Financial的数据，按交易金额计算，摩根士丹利在2005年亚太区(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股票发行榜上排名第一。但在工行为其募集资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海外上市挑选主承销商和财务顾问时，摩根士丹利的名字不但没有出现在获胜者名单中，甚至根本没有接到工行的邀请。最后，摩根士丹利仅作为承销团中的一员——中金公司投行团的组成部分，勉强分到了2006年全球最大IPO项目中的一小杯羹。
事实上，摩根士丹利2006年由中国市场的领先者变成追赶者，很大程度上是与之前损失大将有关。2006年1月，负责开拓和维护客户及政府关系的摩根士丹利中国CEO竺稼加入美国的私人股本投资集团贝恩资本。随着麦晋桁(John Mack) 以“王者归来”的姿态重返摩根士丹利，当年2月8日，跟随麦晋桁近10年、时任花旗中国投行业务主管的孙玮被任命为摩根士丹利中国区CEO。
与国内多数在投行业成就不俗者不同，孙的家庭背景并不出众。在业内，孙玮被评价为“为人积极进取，善于维护客户关系，行事风格颇富有进攻性”。但她也被人指摘不善同身边同事合作，甚至因“排挤上司”而出名。领导者的认同在孙玮职业生涯中的影响尤为重要。孙玮在花旗期间，就传出导致团队人员流失严重的说法，并且并没有取得太值得业界称道的业绩。但在2003年，由于麦晋桁与孙玮领导的中国业务组的努力，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在中国证券境外承销业务排名中位居国际投行之首。此外，尽管摩根士丹利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理领域取得的实效不高，但对内地市场的全力投入，也使其手中掌握着为数不少的不良资产包。随着现在股权交易日趋活跃，这将给摩根士丹利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
在孙玮就职之后，她于2005年从瑞银挖到花旗的杨凯，随后接替原中国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赵竞离职后留下的空缺,出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负责项目执行、政府联系和参与策略制定。
二线野心
现在，所有外资投行都将中国视为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特区”。“不管大小投行，大家对大的股权项目的努力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位业内人士对《商务周刊》表示，这些投行都需要在业务策略的制定、中国团队的组织结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协同效应、本地化的市场推广与宣传、本地员工的招募等诸多方面展开竞争。
作为任克英的前雇主，花旗由于其接连获得中国人寿、网通、民生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大宗海外上市承销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上的版图。任克英离开后的两年多里一直没有重新振作起来的花旗中国，2006年与摩根士丹利上演了越来越烈的挖人大战。
在2004年任克英离开的三个月内，花旗相继丢掉了包括上海汽车在内的几个本已几近确定得手的IPO项目。作为主承销商，花旗还因无法与雇主就最终发行价达成一致，将华润上华规模为6.83亿港元的IPO计划搁置。2004年10月1日，离开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孙玮出任花旗集团中国投资银行业务董事长。但是，与瑞银和高盛这两个竞争对手从2004年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业务分享到12亿美金相比，后来于当年8月4日上市的华润上华仅融资4000万美元，其中2000万为原股东自己补充股本的惨痛现实，被花旗的竞争对手讥为笑话。2005年，花旗更因否决参股中国建设银行而失去建行承销权。
2006年2月初,被称为“红筹之父”的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亚洲区主席梁伯韬辞去在花旗的全职工作,成为该集团的高级顾问。尽管成功成为工行和中行的战略投资者，但在2006年的承销排名中，花旗彻底跌出前10名，收入约为5000万美元。
2007年1月8日，花旗宣布任命原瑞银集团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张文东为中国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此前的2006年3月，花旗找来已经离职的大摩中国投行业务联席主管赵竞，任命其为中国投行业务的负责人。其后，又任命普华永道中国区主管合伙人吴港平为中国投行团队的董事总经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张文东的到来意味着花旗中国新投行团队的正式成型。但相对于离职的孙玮、梁伯韬组合，赵竞与吴港平及张文东在人脉关系、工作权限和行业特长等方面的相对不足，还是让市场对花旗投行前景抱有疑虑。
和花旗不同的是，被称为“小摩”的摩根大通在海外市场主要面向企业和政府提供批发、顾问业务。该行将其在金融机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纸浆和造纸以及电信行业等特定行业的经验带到中国，通过资金管理等服务出任企业的财务顾问，进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
由于拿到招商银行的大单，摩根大通在2006年8月的中国企业在香港地区融资承销收入中位列第三。但在此后，商务部联合六部委发布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这项于2006年9月8日开始实施的文件收紧了红筹上市的通道，并且对境外公司注册及相应的信息披露、资本出境限制、资本回流等严格管控。
据摩根大通内部人士对《商务周刊》透露，受上述规定影响，摩根大通当时正在着手的几个上市项目都没有闯关成功。
摩根大通正力图在中国占据一席更有利之地。在与辽宁证券重组谈判的同时，海外媒体最新报道称，摩根大通收购中国内地的渤海证券公司部分股份的谈判也在进行中。如获成功，标志着摩根大通能够安排和承销国内股票和债券交易。
摩根大通目前同样面临人才流失问题。2006年，原摩根大通大中华区运营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朱德淼，随着自己的上级——原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长和行政主席白瑞甫离职。今年3月1日，摩根大通又确认，其中国投资银行联席负责人孟亮已经提出辞职。
2003年，孟亮使得摩根大通在大中华地区的并购业务从业界排名第五一跃为第一，兼并收购业务也成为摩根大通在中国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此后，孟亮几乎参与了所有摩根大通在华并购领域的重大交易，其中也包括备受争议的凯雷并购徐工案。2006年，由于政策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变化，孟亮由此转战IPO业务。
此外，打破之前中国市场“MGM”强势格局的德意志银行实力也不容忽视。2001年3月，该行从高盛网罗执行董事张红力为董事总经理兼投行大中华区主管，取代以经济研究见长的丁玮。张红力在业内以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著称。作为首名外资银行界人士，张红力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也为该行拓展在华各项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2003年4月被任命为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运营官的朱彤，成长于外交官家庭，曾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工作，并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通过朱彤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出色的事务组织协调能力，德意志银行在华承销业务进步更为神速。2003年，中国人寿的IPO使得德意志银行在Dealogic的“亚洲年度股票承销额排行榜”上从2002年的第10位上升至第8位。2004年3月，张红力升任德意志银行投行业务亚洲区总裁。
由于中国人寿在美国的诉讼风波，2004年成为德意志银行在中国承销业务上的拐点，“路子比较野”的德行不得不努力赢取客户信任。但该行还是在财务顾问、房地产金融、资产证券化和QFII等领域获得了全面突破。2005年10月，德意志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合资投行，同时联合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购入华夏银行(行情论坛)13.98%股份。在2006年工行的上市中，德意志银行顺理成章成为承销商之一。
PE冲击
对于猜测过任克英去向的人来说，任克英任职美林的确是一个意外。因为多数人倾向于相信，随着2006年以来私人股权投资(PE)在中国兴起，任克英应将其巨大能量投注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收购兼并之中。
2006年，外资PE横扫中国。除了凯雷收购徐工外，还发生了摩根士丹利导演国美永乐合并、高盛收购双汇、华平控股哈药、德州太平洋集团和麦格理角力电盈收购战、红杉带领如家登陆纳斯达克等案例。PE在中国的热潮将持续到2007年已经毫无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PE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资投行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行希望通过开拓PE业务来推进投行业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PE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表示，“拥有了PE资源，可以让他们更容易拿到企业的重组项目，随后成为其融资顾问乃至承销商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由此获得的利润显然比单一的投行业务要多。”
除了利用本身资源推动外资PE来中国收购外，外资投行自身旗下的PE业务也是一种新现象。
在国际投资银行中，高盛对私人股权投资领域的兴趣最为浓厚。2003年9月，该公司下属GS Mezzanine Partners III完成了金额达27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夹层融资” （Mezzanine）基金的募集。摩根大通也正在摸索有关领域的转型。截至2004年年底，摩根大通旗下的私人股权业务——摩根大通合伙人公司（JPMP）管理的资金约1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媒体、消费品、能源、制造业、金融服务业、软硬件企业。2006年，JPMP曾经参与过收购徐工的竞标。
但随着PE在华数量的增多，给外资投行们带来的人事冲击也显而易见。新兴的PE急需懂得中国市场的专业人士，而在外资投行的华人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同时又熟知国际投行的先进规则”。2006年1月23日，全球并购大佬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正式宣布任命摩根士丹利原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席主管刘海峰为董事总经理。与此同时，竺稼加入的也是一家全球著名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贝恩投资有限公司，出任驻香港的董事总经理，并成为贝恩投资亚洲团队的创始人之一。
2006年，橡树资本募集了一支15亿美元的亚洲私人股权基金，橡树资本全球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马浩华特别强调：“其中绝大多数将会投资在大中华区的项目。”前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长和行政主席白瑞甫、大中华区运营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朱德淼一同加盟了这家私人股权基金。以橡树资本董事总经理的身份露面的朱德淼目前主要负责大中华区的投资与发展。而即将在摩根大通离任的孟亮前往的也是一家私人股权基金——D.E.Shaw&Co。
专家指出，欧美的国际投行遵从“白人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白靴法则”，如果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很难打入国际投行核心层，一般华人做到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就到了“玻璃天花板”，再无升迁机会，因此，选择在这时离开是一种必然。
上述PE负责人同时承认，PE给出的高额薪金也是一个强烈诱惑。“这些人在投行都只是拿工资的经理人，在PE却大部分能具有合伙人身份”。一般来说，PE的基本工资比投行要高30%—50%; 年终奖的差距更大，PE是按业绩分成，投行一般是固定的年终奖。由于目前中国市场的PE大多数采取短期套利的方式，其每年的业绩显而易见。此外，PE工作的压力也相对小。“投行是个求人的活儿，而且连续工作几个月没有休息日是十分正常的”。在某大型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一位外资投行的高层曾经因受不了客户的责骂而大哭，“第二天醒来后，该干吗还得干吗去”。
作为投资银行业的一个特征，有研究报告指出，在华尔街，员工年平均流动率为15%。2006年中国资本活动的活跃，使得在华投行之间人事流动尤为引人注目。但交银证券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温天纳对《商务周刊》表示：“2007年外资投行中高层流动会更谨慎。”
温天纳解释道，2006年金融资本的增加，使得许多外资投行都发放了巨额花红，但这些花红大多采用了分期发放的方式。“以前挖人的时候可以为其补偿损失的花红，但现在金额太大。因此，往年刚刚分派完奖金和红包的二、三月份是跳槽的好时候，今年这种人事流动的高峰至少会推到年中。”他说。
IPO重心北移
2006年，有78家中国企业于世界各地的七大主要股票市场IPO上市，融资总额高达188亿美元，占全球IPO融资总量的11.09%。就IPO融资总量而言，中国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IPO融资大国。
来自安永的统计显示，香港联合交易所IPO活动在2006年创了历史新高，达3254亿港元，远超过2005年全年募集的1650亿港元。与2005年一样，募集资金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一些大交易。其中，2006年最大的一笔交易是工行在港交所上市，仅此一项就募集资金约1249亿港元。排在第二的是中行的IPO，募集了867亿港元的资金，超过了2005年的最大单交易——中国建设银行。
近两年来，大型中国企业的海外IPO项目都倾向于承销商的多元化，一般为包括美资、欧洲和本土在内的三至四个承销商。温天纳说: “由于近年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主，许多外资投资银行无法完全参与其中，在平衡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过去五六年里，开始有中国的投资银行积极地参与并活跃于大型国有企业的上市工作。”
2007年1月，担任软库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银行负责人的温天纳转任交银证券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作为交银证券拓展中国大陆业务的计划的一部分，温天纳的工作内容依然涵盖了融资以及并购。
另一方面，外资投行的资源也逐渐集中投放回中国概念的中型企业。“过去几年里超大国企的不断上市，使得投行乃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胃口被养得很大。”温天纳说，“现在上百亿的项目已经不多了，今年一些大型企业还有些兜底货，明年会有很大改变。外资投行和国内投行已经在争夺中型企业板块，希望以量取胜。”
但在一些主要商业银行上市后，2007年中国企业境外筹资规模大幅下降已成定局。目前相关部门对于境外上市的控制相当严格。《商务周刊》获得的消息称，由于集资10亿美元以下的项目要先考虑A股的规定，使得包括重庆商业银行等在内的商业银行上市受到影响，极有可能放弃H股而只选择A股。而在《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实施之后，上市企业呈递的所有相关申请都没有批下来。
在A股市场，来自安永的统计显示，上交易所于2006年5月重新启动IPO活动后，全年共有14宗交易，募集资金1463亿元人民币。其中A+H同步上市的集资额占总集资额的46%，H股回归A股的集资额占总集资额的34%。安永审计咨询服务部合伙人及中国业务开拓总经理李港卫预计，2007年，上海交易所以H股回归为主导，集资额有望追上甚至超越香港。沪市上一次IPO集资额超过港市是在2001年。
中国企业上市重心北移，也使得近年来因保荐大型内地公司赴香港上市而受益匪浅的跨国投行，更为迫切地期待进入中国内地这个更广阔的市场。
根据加入WTO的相关承诺，中国在加入WTO后三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以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发起设立基金。业内人士指出，外资对中国券商行业的并购正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从早期的“湘财模式”——与里昂合资的华欧国际，从事单一投行业务，到花钱买门票的“高盛模式”；在瑞银入股北京证券之后，再到掌握相对控股权的“瑞银模式”。外资从当初的试水转变成寻求控制权的意图日益明显。
早在2005年10月下旬，外资投行纷纷提出入股内地证券公司，并希望将入股比例提高到49%以上，敦促加快开放中国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2006年1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携美国证券业协会以及美国各大投行负责国际业务的总裁来京参加“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期间，这一呼声达到了高潮。但与市场预期相反，早在2005年12月初，证监会就已经对外资投行提出的参股甚至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申请停止审批，并且重新评估对外开放政策。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2006年9月11日在北京出席“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时透露，中国近期不会再批准外资并购国内券商股权。这意味着，瑞银入主北京证券将是近期外资所获的最后一张券商“牌照”。
尽管如此，外资投行进军内地市场的愿望依然十分迫切。消息人士透露，除摩根大通之外，花旗银行最近正试图入股广东省的一家全国性券商。在两年前与华安证券的“联姻”无疾而终后，美林证券目前也开始与一家内地券商讨论入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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