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档案”与官员的档案管理癖
“医德档案”与官员的档案管理癖当下中国的官员不仅有实名制偏好，还有一种偏好，就是档案管理癖，什么廉政档案制、师德档案制、诚信档案制、道德档案制，不管什么事总喜欢以档案进行管理，仿佛一“档案”就灵。泛滥的档案制下，近日上海又推出了“医德档案制”，规定医务人员年内全部建医德档案，该档案将成为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岗位聘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一旦发现有收受“红包”、商业贿赂等行为，医务人员将被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资格或给予缓聘、解职待聘等处理。（４月４日《东方早报》）
总感觉档案制是一种非常幼稚化的管理制度，很多时候只能吓吓小孩子。小时候所以不敢调皮捣蛋，就是因为老师经常拿“小心被记入档案找不到工作”吓我们，长大了才知道，档案的严厉只是徒有其表，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形式化、庸俗化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人情化、人治化的语境中。
听起来这个制度很有威慑力，有一种透明跟踪监督效果：犯了错误就会被记载到档案中，干过什么事档案记录中一条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留着算总账——其实这只是一种制度幻觉，档案制要起作用首先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档案要有主动的查处能力，能有一种机制对医生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因为只有先有能力主动掌握医生违规信息，才能把问题记录到档案中，档案才能起作用。如果制度掌握了一套监控医生收受红包、收取商业贿赂的途径，医生收红包很容易被发现，那么档案的威慑力会很强；如果档案缺乏这种能力，只能被动地任由医生自己往档案填材料，那么档案毫无威慑力。
然后，档案记录要起到足够的威慑效果，必须让人感觉到高昂的违规成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德国人偶然在夜间闯红灯被人举报记入诚信档案后，麻烦接踵而来，保险公司增加保费，银行通知其提前还款，儿子学校拒绝其分期付款——正是档案记录下巨大的违规成本养成了德国人不敢闯红灯的习惯。而我们看上海的医德档案设置的违规成本：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资格或缓聘等，对于收受红包、商业贿赂巨大的诱惑来说，这个违规成本太小了，与一次商业贿赂相比，评优、评职称算什么利益——更何况只是当年不能评，这种成本毫无威慑力。
最关键的是，档案制要起作用，得看记录者是谁。如果记录者是一个与医生利益无涉的客观者、中立方，能客观地记录医生的道德行为，档案的威慑力自然比较高。而如果记录者与收红包、商业贿赂的医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与医生纠缠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让老子监督儿子，那么档案就毫无意义了——从上海的医德档案看，恰恰属于后者。让每个医疗单位为同单位的医生记录道德档案，要知道，从收受红包到乱开大处方，当下医生的许多缺德行为并非源于医生的个人道德，而是一种制度性缺德：过度市场化、承载着经营压力的医院把压力逐层往医生身上摊，以药养医补充经费缺口，医生不得不每月完成一定的经营指标，医德自然在压力下扭曲了。让不道德的医院监管不道德的医生，可想而知会记出什么样的道德档案来？
对这种利益牵连和道德困境，卫生主管部门会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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