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创新性
新有好有坏，新有优也有劣。必须谨慎小心，保证好的新和优的新，才能促进社会、造福人群。创新是必然的，不创新即落后，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新有好有坏，新有优也有劣，必须谨慎小心，保证好的新和优的新，才能促进社会、造福人群。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产物，究竟有哪些特性呢？
首先，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西方文化则是不连续的。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是柏拉图(Plato)的学生。他不赞成老师所倡导的唯心观念论(Idealism)，说出了他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人为了追求真理，可以和老师唱反调。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没有师承的观念，至少也是不重视伦理。
中华文化特别重视师承，学生有不同的意见，通常不会公开地表达出来，否则是冒犯师颜，很可能被逐出师门。我们善于采取引申法，把自己的看法，当作老师的延伸，不过是扩大解释的范围，做出不一样的解释，老师很有面子，自然容易接纳，不致恼羞成怒，做出不合理的反应。好在中国文字具有很大的弹性，稍为变换一下，将整个意思加以改变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把“师”和“父”看得同等重要，以致师父并称。因为中华民族重视孝道，一生一世，父母的恩惠不敢稍有忘记，以对待父母的心情，来看待上司和老师，当然是最高的尊崇和敬意。
亚里斯多德死后，希腊哲学每况愈下，希腊的雅典先被斯巴达人灭亡，后受马其顿人的侵占，又被罗马并吞。既然希腊人不重师承，学生可以公开反对老师，这些人当然不尊重希腊文化，以致到了今天，希腊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原有的文化，早就断掉了。我们看西方管理，自二十世纪初叶，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提倡科学管理以来，不断出现传统管理学派、行为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有新的理论问世，搞得管理者在忙碌的工作之中，还要不断地接招，以免漏掉了新的法宝，成为同行的落伍者而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
反观我们中国，一本大学之道，写尽修、齐、治、平的道理，历经两千多年的考验，仍旧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管理哲学。只要师法这种古老的大学智慧，重视自我修炼，齐整组织、治理情境、领导变革到经营国际，应该都能够得心应手，圆融而无暇地完成预期的愿望。
重视师承的好处是理论经过了千锤百炼，往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常新。新奇却不知好坏，成为不连续的原因，同时也成为不连续的最大杀手。
生产落后的民族，要想改变生活条件，必须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惟有如此，才能够赶上现代化的步调，走上进步的路程。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尊重和维持固有的文化系统，千万不能够轻易动摇自己的价值观念。我国的固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方面，显然远比西方落后，必须迎头赶上，以资补救。但是，科学、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物质生活的优劣，大家一加比较，不需要经过深入的思虑，便能分出高低，优劣立判。而要提高物质生活的水平，必须先有进步的工艺，要有进步的工艺，必须先有普遍的科学教育，这也是十分简单的逻辑。所以物质生活落后的时候，致力于追求工业化和科学化，本来是极其自然的过程。刚开始时由于热情高涨，甚至于认为固有的思想和习惯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不惜予以放弃和摧毁，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为了工业化和科学化，我们同时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管理，也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重新唤起我们固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中华文化进行反省。
以创新而言，西方管理承受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只知有变而不知有常，直接提出权变理论，站在求新求变的立场来创新，愈变愈乱，以致到了离谱的地步，还不知道应该收拾残局。现代人的审美能力，大幅度降低，而节俭、朴素、爱惜物力的良好习惯，也消失殆尽。
中华民族由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白了“有变的，就有不变的”。从变与不变的彼此对待中，体会出“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的创新原创，力求不要乱变。
我们冷静下来，将“站在变的立场来创新”和“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创新”做比较，看看哪一种观念比较合理？
站在变的立场来创新，必须具有“新产品比既有事业更重要”的经营理念。著名的3M(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全美一百大最佳管理企业，产品多达四万五千多种)便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公司内部有许多创新专家，除了开发新创品外，还要尽力说服公司的审批部门人士，以免得来不易的构想被否决而轻易埋没。
研究开发部门坦白承认，要通过严格的新创品审批必须想办法蒙混过关。因此，欺骗成为必要的手段，大家心知肚明，即使详加预估，也无法计算出新创品的真正成本。由于新创品绝对不能缺少，所以连哄带骗，就成为大家必须熟练的技巧，几乎不必培训，便十分娴熟。审批人士也逐渐明白:即使是善意的意见，往往也抹煞了创新，成为大家都厌恶的障碍。申请者是来求取认同的，并不想听意见，于是不如直接回答:“没问题，大胆去做吧！”更加获得大家的欢迎。
以高阶主管为首的许多干部，都知道创新的过程并非清白而没有瑕疵，最好的态度，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断提供资源，以期人尽其才，在不断尝试错误中获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当然是顾客大众，被当作新产品的试用者，不但没有获得优惠，还要花费更多的代价。因为新产品的价格，大多偏高，以获得研究开发的费用。谁喜欢求新求变，爱好新潮，偏爱时尚，就得凭空多费许多金钱。
反观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创新，研究人员知道要通过评核单位的审批，已经很不容易，想要获得顾客的青睐，那就更困难。在这种谨慎小心的气氛下，创新的速度可能减缓而确保安全与提升品质的功能，大家比较能够以诚信的态度来面对创新。
当年杜邦公司的工程部把塑胶创造出来，一再向公司要求，不要急于生产、销售，等待把消除的方法找出来，再来生产，以免造成销化不掉的后遗症。公司口头答应，却很快就大量生产，逼得发明塑胶的工程师愤而自杀。类似这种尚未完全设想周到，便草率问世的产品，为数不少。事后再怎么道歉，再怎么补偿，恐怕所造成的祸患，都难以挽回，成为很大的遗憾。
企业界本身，其实也是快速创新的受害者。工作人员的有效生命减短，管理者日以继夜忙碌，也赔上了宝贵的健康。口口声声为顾客服务，结果却使得顾客也跟着紧张忙碌，为了追求新产品而耗尽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可怕的还是造成急着求新求变的社会风气。人人内心不安宁，社会秩序自然难以稳定。什么天长地久，永传不朽的概念，全都不见了。从速食餐饮到速食文化，都是浅盘子装置，深度不见了，大家的脑筋都简单化了。凡事不经思虑，反正想也想不出什么东西，只知道新就是好，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危险的？
我们并不反对创新，更阻挡不了创新。我们只是建议，在过渡时期，企业界不妨采取市场区隔的方式，有些行业，有些公司和国际接轨，采取西方“站在变的立场来创新”，以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某些行业与公司则坚持“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创新”，以创造精品，方便使用却节省花费。实际上，日本之所以能够以战败之身很快挤进国际市场，还能够耀武扬威，主要原因，即在“偷取”我国“以不变应万变”的最高智慧，在创新方面，超英赶美，获得很好的表现。
创新是必然的，不创新即落后，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新有好有坏，新有优也有劣。必须谨慎小心，保证好的新和优的新，才能促进社会、造福人群。否则胡乱创新，未经实证便贸然推出，徒然令人眼花缭乱，是非不明，却又缺乏信心，造成市场的纷乱，人心的不安，又有何用？利用创新的美名，制造不实的宣传，对创新的破坏，实在很大。我们衷心盼望，都能够逐渐走上“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创新”，不欺骗，不夸大，实事求是，创造出真正好的事物，以增进人群的福祉，同时也改善社会风气，不再盲目地求新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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