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区”之争表明改革仍然自上而下
对所有的竞争者来说，“试验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旦“试验区”申请成功，优惠政策得以在当地推行，如何尽量避免失误，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对每个地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试验新区魔力四射，全国各地在一定程度都患上了对中央政策的“饥渴症”。但是，近30年改革开放已使我国成为一个传统与现代、国际通例与中国特色等因素高度杂糅的空间，许多问题已非简单的优惠政策就可以解决。一言以蔽之，改革亟需综合推进
尽管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否设立、何时设立尚无眉目，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话音甫落，一场旨在争夺“试验区”的激烈竞争，就正式在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间拉开了帷幕，不仅有湖南、广西等相对欠发达省份，而且还有广东、海南等现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政策激励始终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因之一。深圳最具典型意义。经济特区的设立，使数千亿元的GDP、数百万人口如同神话一般集中于这个原本的边陲小镇上。“特区速度”一时间扬名大江南北，激起巨大的鲇鱼效应。随后，全国又有数十个城市相继划入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新政刺激格局形成，全国经济也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时下跻身“试验区”竞争之列的地区，多为湖北、湖南、四川等经济欠发达省份，正可谓共和国经济发展中的“非优等生”。究其原因，恐怕正与来自中央的政策刺激力度欠缺有关。自19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运动展开以来，一直声名显赫、号称“东方芝加哥”的武汉，却是最后一批被列为开放城市的地区之一，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格局形成之时无可避免地相对衰落下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仅此而言，不管各地以何种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姿态发力加入“试验区”争夺战，其真实目的可能不外乎是通过获得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配套优惠政策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让人意外。享尽“惠政”的广东、海南不也曾经是“试验区”的竞争者吗?在占尽浦东新区发展之利的上海，今年初不是还有学者发出“让上海成为香港那样的新特别行政区”的声音吗?
对所有的竞争者来说，“试验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尽最大可能避免新政带来的问题，对任何一个仍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影响的地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放眼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现代化成绩十分突出的上海，留给国人的既有十里洋场的繁华，亦有流氓大亨的刀光剑影。尽管今日之政府管理能力和人民素质与半封建半租界时代的旧中国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一旦“试验区”申请成功，优惠政策得以在当地推行，如何尽量避免失误，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对每个地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经过那么多年的爆炸性增长后，珠三角地区目前正面临令人忧心的治安、环保、饮水、能源等难题，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试验新区魔力四射，全国各地在一定程度都患上了对中央政策的“饥渴症”，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现在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更说明在目前的大环境中，政策是最容易突破争取的改革资源，而对体制改革的追求热情则远未及此，甚至很可能会受到巨大压抑。但是，近30年改革开放已使我国成为一个传统与现代、国际通例与中国特色等因素高度杂糅的空间，从种种政经命题到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议题，其间的许多问题已非简单的优惠政策就可以解决。一言以蔽之，改革亟需综合推进，这其中自然应包括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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