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产业层面的“贫困化增长”及其矫正
2007-2-14[摘 要]通过对“贫困化增长”模型及其相关实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比巴格瓦蒂所描述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出口贫困化增长隐患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而且更多地发生在产业层面。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从“价格接受者”到“价格制定者”的角色转变，以合法正当的手段，绕开甚至最终填平“贫困化增长”陷阱。
[关键词]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国际竞争力，发展战略
中国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问题，不仅涉及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也关系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目标能否真正顺利实现。在中国经济运行整体状况良好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贫困化增长隐患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而且频繁发生在产业层面，从而导致产业出口扩张与贫困化增长并行。如何正确认识并有效矫正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贫困化增长”的模型支撑与基本外因分析
“贫困化增长”(immiserzation growth)的现象最初由普维雷什(Prebisch)和辛格(Singer)提出，20世纪50年代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Bhagwati)开始将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1991年，彼特·林德特在《国际经济学》中归纳了“贫困化增长”的3个前提条件：第一，国民经济的增长必须偏向于出口；第二，国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第三，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无价格弹性的。
“贫困化增长”判定的最重要依据是贸易条件的恶化。该理论指出，对于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而言，因其出口产品国际需求的价格弹性不高，所以其出口供给大幅增加会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最终导致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经济学家维纳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在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改善的情况下，“贫困化增长”仍有可能发生。他们认为，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对“贫困化增长”起到决定作用，如果在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出口与进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下降，就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
导致“贫困化增长”的外部因素，至少有以下几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长期以来，国际经济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单独或联合制定的，这一不合理的现象，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现在国际贸易规则是由1995年开始运转的世贸组织制定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规则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利益和要求，但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鼓吹自由贸易的同时，一方面利用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非关税壁垒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又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以传统的贸易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商业，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这就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差距不断扩大。
2.经济全球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这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在国际范围内的调整，特别是发达国家利用产品生产的技术梯度差异，把过时的技术和产品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依赖的加深，形成了国际分工中新的依赖关系。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对一些先进技术具有垄断优势，因而在技术发展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总是存在一个梯度差距。这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附加值低。同时，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先进的信息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新工具。
3.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命脉有可能被跨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国际市场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扩大趋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得不到多少贸易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初级产品价格仍呈现下跌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初级产品的供给，加剧了在买方市场上的相互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越发恶化，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贫困化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存在“贫困化增长”的风险吗?
二、中国外贸产业层面的“贫困化增长”风险
有部分学者并不认同中国存在“贫困化增长”问题。天津财经大学的刘娟认为，根据要素交易条件指数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已步入或将要步入贫困化增长的行列之中。她的依据是一种直接而又清晰的方法——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刘娟认为，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绝对提高足以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并没有带来所谓的“贫困化增长”。然而，多数学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笔者也在其列。因为，从贸易条件的统计资料来看，199l—1996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中国外贸的经济福利整体上并未趋于恶化，其原因在于中国出口贸易量的迅速扩张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损失。同时，要素贸易条件也是趋于恶化的，至少没有明显改善。巴格瓦蒂的国家层面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在我国基本上得到了验证，这一结果也适用于产业层面上的出口贫困化增长分析。
(一)产业“贫困化增长”——以钨产业为例的模型推论
近年来，中国许多优势产业的产品出口量增长迅速，多头出口和低价竞销现象严重，出口企业之间“互相残杀”，导致出口价格暴跌。在产品出口规模大幅度扩张的同时，由于价格大幅下跌，这些行业同期所创造的外汇收入及利润并没有同比攀升，或者增加幅度很小，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中国的钨资源非常丰富，储量占世界的60%，钨精矿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出口量则占到国际贸易量的70%，三者均居世界第一，是国际市场上钨产品供应的主要国家。如果单就钨产品的出口量及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来讲，中国在国际钨产品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是钨产品贸易“大国”。因此，中国钨产品出口量的变动对国际市场价格有很大的影响。
但中国国内的钨产品市场是一个竞争性市场，市场竞争激烈，各生产企业均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中国钨产品出口企业(包括外贸公司和具有自主出口权的钨产品生产企业)出口的钨产品以工业必需的原料钨精矿或钨酸铵为主，技术含量少、产品档次低。钨产品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数量众多，竞相低价竞销，不存在明显的贸易壁垒，出口秩序混乱。因此，在国际钨产品市场也是一个竞争性市场的情况下，中国钨产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的结果是各出口企业成为国际钨产品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出口的钨产品如钨精矿等基本上是按照伦敦《国际导报》所报的价格进行交易。为了证明巴格瓦蒂国家层面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也适用于行业层面，我们可根据钨产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基本状况，对中国钨产品的出口贫困化增长问题展开分析，以许云华的出口贫困化增长模型为依托来验证出口行业层面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
1.模型假设。假设钨产品市场中存在n家中国生产企业，这n家企业都是不具备市场支配力量的竞争性企业，即完全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各企业生产的产品完全相同，并全部用于出口；产品出口不存在贸易壁垒；第i家企业生产qi数量的产品，生产成本函数为TCi(qi)；市场需求函数为Qd(p)，其中p是产品价格。
根据上述假设，如果市场中只存在A企业和 B企业两家竞争性企业(n＝2)，A企业和B企业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A企业生产q1数量的产品，生产成本函数为TC1(q1)；B企业生产q2数量的产品，生产成本函数为TC2(q2)，则
市场需求函数为：
Qd＝Q＝156-p (1)
A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TC1＝0.5q21+30q1+880 (2)
B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TC2＝0.5q22+30q2+900 (3)
2.出口贫困化增长模型分析。钨产品市场中的企业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不具备市场支配力量的竞争性企业。钨产品的市场价格p对于竞争性企业而言是外生变量，这些企业均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确定自身的最佳产量。因此，钨产品的市场供给(Qs)是各竞争性企业产量(qi)的水平加总(∑qi)，即
Qs(p)＝∑qi
式中，qi是第i家竞争性企业的产量。
由式(2)和式(3)可得：
A企业的边际成本函数为：
MC1＝q1+30 (4)
B企业的边际成本函数为：
MC2＝q2+30 (5)
由式(4)可得A企业的产量为：
q1＝p-30 (p＝MC1) (6)
由式(5)可得B企业的产量为：
q2＝p-30 (p＝MC2) (7)
市场供给为：
Qs＝∑qi＝q1+q2＝2p-60 (8)
由市场均衡条件Qd＝Qs及式(1)和式(8)可得：
p＝72 (9)
Q＝Qd＝Qs＝84 (10)
由式(6)、式(7)、式(9)可以分别得到A企业、B企业的产量：
q1＝42；q2＝42 (11)
第i家企业具有如下的利润函数：
πi＝p·qi-TCi
由式(2)、式(9)、式(11)可得企业A的利润为：
π1＝p·q1-TC1＝3024-3022＝2
由式(3)、式(9)、式(11)可得企业B的利润为：
π2＝p·q2-TC2＝3024-3042＝-18
出口企业总利润为：
π＝∑πi＝π1+π2＝-16
由式(4)、式(5)、式(9)可得企业A的勒纳指数L1及企业B的勒纳指数L2：
L1＝(p-MC1)／p＝0
L2＝(p-MC2)／p＝0
企业A、企业B的勒纳指数均为0，意味着企业A、企业B均是竞争性市场的价格接受者，不具备市场支配力量。由式(1)、式(9)、式(10)可得产品的需求弹性为：
Ed＝dQ／dp×p／Qd＝-1×72／84＝-6／7
该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Ed|<1)，出口企业相互竞销的结果是出口量增加，但出口价格却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收益(外汇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出现出口贫困化增长现象，企业B甚至出现亏损。由于企业B的收益(TR2＝3024)仍高于可变成本(VC2＝2142)，但低于总成本(TC2＝3042)，企业B在短期内仍继续生产，在长期将选择逐渐退出。但如果存在退出壁垒，低效益出口企业(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企业)因无法退出市场而长期处于低效益状况，部分企业持续出现亏损(如企业B)，甚至在总收益并不足以弥补总可变成本情况下也无法退出，而该行业的出口贫困化增长现象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二)产业“贫困化增长”——以纺织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1.针对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摩擦。时至今日，说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绝非夸大其词，尤其是纺织业。2005年4月，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纺织服装类产品实施“特保”措施；5月，美国决定对来自中国的7种纺织品采取“特保”限制；同月，欧盟宣布，已经要求中国方面就T恤和麻纱两类纺织品的进口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进行正式磋商，启动了对这两类纺织品的“紧急特保”程序。美国对7种纺织品设限，影响到中国20亿美元的出口和16万人的就业；欧盟对中国的两种纺织品设限，也影响到3亿多美元的出口和相应的就业人数。纺织品“特保”争端成为中国迄今遇到的涉及金额、社会反响最大的贸易争端。
中国遭到的纺织业贸易摩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出口贸易和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长，这是它的积极意义。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到了霸权主义者的压制。其原因是“守成大国”企图压制“新兴大国”。美国制造业包括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而之所以和中国纺织品展开贸易战，其原因就在于，纺织品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据统计，中国纺织行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10%左右，从业人员占14%多，而中国纺织业的实际海外依存度高达 30%。因此，对美国而言，只要压制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就可能压制整个中国经济，纺织品贸易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筹码。事实上，从中国纺织品的大量出口中受益的是包括了持有品牌和订单的发达国家的进口商、零售商、消费者还有外资企业。在中国，外商投资集中在出口制造业，其出口额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近60%。研究者认为，优惠的外企所得税政策和廉价的生产要素，极大地补贴了外资企业的出口，施惠于国外消费者和外资企业，由此得出“中国在补贴全球，尤其在补贴美国”的结论。
2.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国际竞争力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此，笔者选用产业贸易竞争指数(一国某产业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占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状况。如果用X表示某产业的出口总额；M表示该产业的进口总额，则产业贸易竞争指数(TC)为：
TC＝(X-M)／(X+M)
如果TC<O，表明该产业竞争力较弱；TC＝0，表明该产业虽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不是太强；TC>0，则表明该产业竞争力较强。总之，TC越小，竞争力越弱；TC越大，竞争力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特定产业外贸竞争力的强弱。表1中的数据显示，1999年占1／10出口份额的初级产品贸易竞争指数从1981年的0.12下降到 -0，15，创汇能力很弱。工业制成品则有所改善，但出现波动。在工业制成品当中，传统具备一定竞争力的轻纺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从1991年开始，纺织行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降低。统计显示，我国纺织工业系统内平均每年有406家企业消失，每年就业减少20.77万人，从1992年开始，全行业进入亏损。一些技术含量高的纺织品仍需进口，仅2000年一年，我国高档服装、面料等纺织品进口总额高达259.9亿美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但外贸产业竞争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从纺织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衡量，我国的相关产业已经出现了“贫困化增长”。
因此，危险的苗头已经出现。中国加入WTO已满4周年。据统计，这4年，中国年贸易总量从5000亿美元跃升至2005年的14000亿美元。可同时，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利润却在一路下泄。以化纤印染布为例，每米出口毛利润已由4年前的0.11元下降到0.03元，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相关产业出口“贫困化增长”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是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而贸易摩擦几乎是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走向发达经济过程中的必修课，能否处理好日益频繁的贸易争端，能否正视相关产业出口“贫困化增长”的风险是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重要关口。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现在需要修正，如过度的、无原则的出口鼓励措施；中国产业层面出现的“贫困化增长”更必须得到有效矫正——这是政府和相关各界针对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通过齐心协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三、对中国产业层面“贫困化增长”的矫正
1.实施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新贸易理论发现，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可能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都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从事对外贸易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实际上，新贸易理论所说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就是竞争优势的反映。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的综合状态。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竞争优势表现为比较优势；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则表现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实际贸易模式完全建立在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
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着贫困化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必须摆脱传统的比较优势的束缚，从竞争力的角度培养竞争优势，同时实现出口结构与国内生产结构的协调发展，走出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此，实施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规避贫困化增长的现实选择。
2.以技术依赖型经济为过渡，通过“干中学”削减贫困化增长。从技术扩散链条所处的环节来看，中国的贸易模式正在由典型的H—O模型向技术依赖型经济转换，这种转换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形成。通过FDI接受“技术外溢”发挥后发优势是发展的捷径。FDI产生技术转移，对我国的利益在于节省研发成本，避开风险，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建立研究开发中心、生产制造基地和管理营运中心，以利用外国投资带来的新要素，促进低技术、低效率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具有较多现代技术、较高效率的现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低效率、无竞争力的替代进口产业发展成为与发达国家在同一市场竞争的出口产业。同时，完善和加强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加快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的结合，推动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3.转换市场结构，实现从“价格接受者”到“价格制定者”的角色转变。由出口行业贫困化增长模型分析可知，中国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的无序多头出口与低价竞销是导致中国原本具有优势产品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原因。在反出口贫困化增长过程中，我们要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控制出口数量和价格，创造对外销售的垄断，把竞争性的国际产品市场转化成垄断性的市场。通过这种市场结构的转换，实现从“价格接受者”到“价格制定者”的角色转变，从而解决中国优势产品的出口贫困化增长问题。因此，国家可以成立优势产品出口专营公司，解决多头出口、低价竞销的矛盾。同时，根据国际市场变化，通过优势产品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的方式控制出口的数量；通过建立“北京报价”的方式，制定并控制出口价格，实行统一的对外报价，取得优势产品出口市场的话语权和价格控制权。
4.兼顾“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落后国家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本意是要靠大量出口低技术产品来迅速增加本国的实际收入。而如果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都不能排挤掉外国的同类进口品，很难想像这种产品会有国际竞争力，可以靠它的大量出口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贸易条件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较佳的发展战略。扶植重点产业实现竞争优势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我国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选择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综合国力提升有重大带头作用的机电、汽车、宇航、化工、电子通信、生物技术和金融服务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性很强。可以更好地发挥“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瞻效应”，有力地带动产业升级。要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要组建大型外贸企业集团，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外贸企业的组织结构创新，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作者：金泽虎 安徽铜陵学院经济贸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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