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答KS君》中的KS指的是谁？（5财富悬赏）
请教一个问题：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答KS君》
请问ｋｓ指的是谁？谢谢！
woi55：编辑了一下，主要是改了标题，便于日后他人搜索；二是加了主题分类。楼主见谅 帮我者，赠送５财富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应该是指章士钊吧
附一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
鲁迅与章士钊的行政诉讼
丁仕原
章士钊、鲁迅，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关于他们之间的行政诉讼，已有不少人谈到过，孰是孰非，已成历史公案。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研究这场行政诉讼的起因与结果，分析当事人性格特征，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诉讼以鲁迅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鲁迅控告章士钊的行政诉讼，发生在1925年8月到1926年3月。1925年8月12日，再次兼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刚一上任，就因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潮等原因，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佥事的职务。翌日，段祺瑞的执政府明令照准。14日，鲁迅就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了“我之免职令发表”。为此，本月22日，鲁迅亲赴平政院递交诉状，状告章士钊免职令的违法，并于当月的最后一天，即8月31日，向平政院交纳了30元的诉讼费。平政院受理此案后，章士钊即以教育部名义进行答辩，鲁迅也针锋相对进行了互辩。鲁迅老友，教育部同事许寿裳、齐寿山联合发表了《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以“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声援鲁迅，随即两人也被章士钊免职。正在这时，北方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方革命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广大群众和学生将章士钊住处魏家胡同13号捣毁，章士钊匆匆逃往天津，。继任教育总长易培基放弃了再答辩。这样，1926年1月16日，平政院发出饬令，恢复了鲁迅在教育部原有的职务，许寿裳、齐寿山的职务也很快得到恢复。18日，鲁迅在免职五个月后重新回到教育部上班，这年3月，在鲁迅交纳裁决书送达费后，平政院正式送达裁决书，裁决“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本月最后一天，即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以“临时执政训令 ”第13号宣布：?
据平政院院长汪大燮呈，审理前教育部佥事周树人陈诉不服教育部呈请免职之处分，指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依法裁决教育部之处分应予取消等语，著交教育部查照执行。?
此令?
至此，这场行政诉讼以做为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下级的鲁迅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章士钊缘何失败?
章士钊，湖南长沙人，出身贫寒。曾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并留学过日本、德国，专攻逻辑与法律，参加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在与鲁迅打官司时，他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为人敢作敢为，被称作“老虎总长”。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与章同年生，并且同样家境贫寒，不得不走异路，到南京路矿学堂学习采矿。后留学日本，专攻医学，以后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辛亥革命第二年，教育部刚刚组建，鲁迅就到教育部任职，不过一直只是“区区佥事”，为教育部的中下层官员。按常理，一个深得法律之奥妙，身为顶头上司的章士钊，这场官司应是稳操胜券。?
有的论者认为，鲁迅这场官司的胜利，首先是他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其次是他高超的战术，并强调了社会原因，即官司未了，章士钊就因革命群众直捣老巢，匆匆跑到了天津，段祺瑞也就免去了他教育总长的职务。假如章士钊仍在其位，这场官司是否胜利?答案是肯定的，章士钊还得失败。?
鲁迅的大无畏精神是人所公认的，战术的高超，也为世人景仰。这与鲁迅本身的素质以及他坚持正义，坚信自己的一言一行对人民有利，决不会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外，具体在这场行政诉讼中，则建立在当时的行政法律——《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上。这里的文官，相当于西方的文官，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公务员。?
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在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建立了一系列法律。当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开，在普通法院之外，专门设立了一个机关——平政院，负责审理行政诉讼事务。其职权包括：?
(一)中央或地方最高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陈诉者；?
(二)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依诉讼法之规定，诉愿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而陈诉者。?
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文官分为四种九等，除特任官外，第一、二等为简任官，第三至五等为荐任官。第六至九等为委任官。文官的惩戒处分为褫职、降等、减俸、申诫、记过五种。鲁迅为佥事，属荐任官。按照《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荐任官属于各部或各省行政官署或直隶于各部总长者，各该长官认为有应付惩戒的行为时，须备文声述事由，先由称为“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进行审理，然后才能进行惩戒。对此章士钊是一清二楚的，他在8月12日的呈文中，专门写上了“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可是事与愿违，段执政接到呈文的第二天，就发布命令照准。这可能是行武出身的段祺瑞不懂法，也可能是当时的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与章关系密切，接到呈文后，连认真阅读都认为没有必要，就匆匆表态支持。而鲁迅正是抓住这一漏洞，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在法律行家的指导下，发起了凌厉的反击。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章士钊深知自己行为的违法，也深谙法律的奥妙，接到鲁迅诉状副本后。巧妙地以《官吏服务令》进行答辩，回避《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他在以教育部名义写的答辩书中列举了《官吏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第二十九条条文后，指出：“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员不服本部长官命令，实己违反文官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以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执政府照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章已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他可能对段执政没有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该议而懊恼，但对自己的上司又能怎样呢?? 五四运动，是一场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深刻革命。辛亥革命前后，曾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章士钊不适应“五四”运动带来的巨大变革，顽固坚持文言，主张读经。这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那倒无关紧要。章士钊曾任两届教育总长，办有《甲寅》周刊，写过《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大文。他的这些言行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者的迎头抨击。连一向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写了《老章又反叛了》的著名文章进行驳斥。作为五四运动主将的鲁迅，对章士钊的行为当然是极为不满的。但在1925年8月12日被免职前，鲁迅不曾写过一个字对章士钊进行直接批评。只是在《咬文嚼字》、《青年必读书》等文中对古文表示了不满，坚持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无疑，此时的鲁迅对上司章士钊是颇顾情面，也很遵循《官吏服务令》的。要不是章士钊免去了鲁迅的职务，要不是这场行政诉讼，我们今天很可能读不到《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再来一次》、《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需要补充的是，坚持文言文的章士钊终其一生书架上没有一本白话书，连他晚年的巨著《柳文指要》也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与关怀下，在“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的1971年得以出版。?
鲁迅针对章十钊对他的免职，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直率地说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了。”有的论者据此认为鲁迅有一个“不得不做官的痛苦”。鲁迅“为了负担家庭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然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努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青年时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这些话，我以为有点言过其实，是从过去一味强调精神的极端走到了金钱至上的极端。鲁迅在这场诉讼胜利后，的确立即去上班，并写过一篇《记“发薪”》的短文，记下那发三成薪的经过。但复职后立即上班也好，记“发薪”也好，都只是一种策略。在这之前，他早已与弟弟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八道湾，无家庭负担可言，况且，他早已联系好了到厦门大学任教的事宜。鲁迅的不像官，只是认为自己性格不合，专长不同，不适宜为官。当然，也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黑暗，不愿同流合污的含义。但至少对于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政府的官，他是乐意接受，并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我们切不可强调经济，就完全忽视精神。终其鲁迅的一生，一直视精神远比金钱重要。不仅鲁迅如此，章士钊也是一个“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的人，在他晚年还留下了毛泽东每年还他两千元债的佳话。鲁迅也好，章士钊也好，他们后来不当官后，都有自己的专长，或教书、或著述、或从事律师工作，生活得很充实。传统绍兴师爷尚且不合则去，五四后的鲁迅难道还会“不得不做官”??
章士钊与鲁迅的行政诉讼，除了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公正客观评价当事者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谈到过的法律问题。章士钊的失败。败在法律上；鲁迅的胜利，也胜在法律上。过去我们忽视这一问题，是不应该的。孙中山的护法战争以及新旧约法之争，都是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做为《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和《官吏服务令》的存在与作用，我们从这场行政诉讼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辛亥革命，正如鲁迅所说，只是革掉了一条辨子，法律法规，在当局者看来，不值半文。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比比皆是。连章士钊这个主管全国司法工作的司法总长，也是视法律如儿戏，不遵照法律办事。但法律毕竟已经存在，扬起了它那正义之剑，让一个普通文人，一个“区区佥事”打败了堂堂总长。
鲁迅接到这一答辩后，经过认真分析，并请教有关专家后，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写出了互辩书，互辩书中指出：“《官吏服务令》第二条：长官就其监督范围之内所发命令，属官有服从之义务，但在左列各项情形者不在此限。树人任教育部佥事，充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与女师大停办与否，职务上毫无关系，乃反以未陈述意见批为违抗命令，理由何在?且又以未陈述意见即为违反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等条，其理由又安在?殊不可解。”并针对其不循例的借口，愤然指出：“查以教长权利整顿一女校，何至形势严重?依法免一部员，何用非常处分?且行政处分原以合法为范围，凡违法令之行政处分，当然无效。此《官吏服务令》所明白规定者，今章士钊不依法惩戒，殊身为长官，弁髦法令。”结果，平政院的裁决书正是以互辩书中的理由，判决章士钊呈请免职之处分违法，以 “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而结束了这一案件。?
章士钊懂法违法，虽在呈文中注明“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治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终因以权代法，以人代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场诉讼中完全败下阵来，以致后来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事已过去多年了，当然是不对头的”。?
需要指出的是，平政院做出裁决，国务总理发布训令时，段祺瑞等人仍在执政，章士钊尽管不是教育总长了，却在临时执政府国担任比教育总长更为重要的执政府秘书长。况且，继任教育总长易培基是章的同乡、好友，没有章士钊本人的首肯，易培基是不会轻易放弃再答辩的，因此，章士钊这场行政诉讼的败北，是势在必然，无可挽回。?
诉讼的意义?
鲁迅与章士钊不仅同年出生，都曾在南京、日本求学，而且都几乎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章士钊为何一上任就粗暴地免去鲁迅职务?这件事的直接起因是众所周知的女师大学潮，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人地域、性格的差异，在于两人在文化教育观念上的严重分歧。?
章士钊是典型的湖南人。那一代湖南人正如章的好友杨度在《湖南歌》中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天下为己任，是非观念强，性子急，办事讲求效率，给人咄咄逼人之感，正是公认的湖南人的性格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章士钊的老朋友陈独秀曾作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热情表示：“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成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陈独秀这一希望，后来为毛泽东所实现，并且远比陈独秀的希望圣洁、远大。作为章士钊本人，一生参与过许多大事，如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1918年的南北议和，1949年的国共和议，甚至在他去世时，即1973年6月，还在为祖国统一而奔走。其他如营救李大钊，为陈独秀辩护，不当汉奸等等，都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但是章士钊决不是圣人，他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做了不少错事。正因为章士钊典型湖南人的特点以及自身素质的缺陷，莅莅教育总长时，看到女师大学潮已延续了八个月仍未解决，不少教授、学者卷了进去，闹得不可开交，非常焦急。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由于在女师大兼了两点钟的小说史课，以他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事实真相的了解，成为这场学潮的重要人物之一。这样，办事果断，对文化教育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章士钊岂能让学潮迟迟不能解决，于是快刀斩乱麻，拿鲁迅开刀，走马上任，就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
自古绍兴师爷湖南将，绍兴师爷曾纵横大江南北，以富于个性、敢于碰硬，善于处理问题声名远扬。绍兴又是一个圣贤之邦，历史上出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对他们非常景仰，曾搜集故乡先贤作品，编撰过《会稽郡故书杂集》。历史上的绍兴师爷、先贤名人。也肯定不能与鲁迅相比。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鲁迅强烈的是非观念。敢干碰硬，有自己的主张与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受会稽先贤和绍兴师爷的影响。这种个性，也与湖南人几乎一致。无怪乎，连鲁迅自己也感叹“江苏湖南浙江的才子们”，认为湖南人与浙江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将他们很自然地连在一起。?
应该是指章士钊吧 应该不是章
有朋友刚才说指的是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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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 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 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 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 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 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与《答KS君》 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鲁迅与 章士钊》等文中有介绍，此不赘述。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鲁迅日记》中我们 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 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 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 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 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 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 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 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 ‘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 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 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 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 因此肯定不是胡适的啦 呵呵，很想得到你那五个金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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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
党成立后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展开，使国内封建势力深为忧惧。因此，当新文学由文学革命进而开始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更为激烈。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势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北洋军阀，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革命火焰。他们一方面进行着祸国殃民的内战，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军阀政府不仅制造了“二七”等一连串流血惨案，而且以反对“过激主义”、“赤化运动”的名义，禁止一切进步思想的宣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许多进步报刊先后被查禁，连《娜拉》一剧也遭禁演。和政治压迫相配合，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保守势力，也因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就罗致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作“仗义执言”的姿态，为旧势力保镳，以遂其反动复古的目的。这批人物先后以《学衡》、《甲寅周刊》为阵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地向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了不断的反攻。《学衡》杂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主要编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肃、吴宓等人。这批人跟老牌守旧分子林纾相比，略有不同，在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所披的已不是旧中国封建文化的长袍子，而是一套由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与旧中国封建思想拼凑而成的新装。刊物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也正显示了这一特点。他们并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也无非自衔淹博，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肆意笑骂，暴露其反对一切新学说、反对介绍和借鉴近代西洋进步文学的反动立场。文章歪曲地写道：“杜威、罗素为有势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吴宓也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此外，《学衡》杂志又重复胡先肃在“五四”前夕写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的许多论点，反对以白话代文言，反对语文合一，主张文学上的模仿。胡先肃又在《学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注：《甲寅杂志》初为月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出版十期后停刊。至1925年，在北京续出《甲寅周刊》，从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这个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标志的周刊，也是专门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章士钊曾留学英国，当时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自说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注：章士钊：《进化与调和》)。就在“五卅”惨案所激起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怒潮中，《甲寅周刊》发表了许多“时评”，诬蔑爱国运动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争返为私争”；支持军阀政府的武装镇压；提出所谓“读书乃真救国”口与，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对抗。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前后，《甲寅周刊》刊载军阀政府的许多文件，并发表评论硬说进步师生“越轨”，为军阀的倒行逆施作辩护。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还鼓吹所谓“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章士钊(笔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登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经发表过的《评论文化运动》。接着又在第十四号上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在这些文章里，他重弹封建文人反对白话文的老调，认为“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并直接诽谤白话文，“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注：章士钊：《答适之》)。刊物上发表的其它一些文字，也都主张“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注：瞿宣颖：《文体说》)。甚至公开提出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
针对以《学衡》杂志和《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及时地发表文章。他们指出这一股复古逆流在政治上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号召进步的思想界联合起来，向“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反动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鲁迅及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拥护者也先后参加了这场论争。
《学衡》出版后不久，鲁迅即对这批新的复古派展开了斗争。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翼和封建复古势力的勾结，预见地指出了这样的迹象：“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注：《随感录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估〈学衡〉》里，着重地以实际例子，揭出他们所谓“学贯中西”的把戏，“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来。鲁迅先从西学入手。《学衡》上有人在“乌托邦”这个不能分拆的专门名词中间加了一个“之”字，成为“乌托之邦”。鲁迅嘲笑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间‘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这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一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来。鲁迅接着又就《学衡》上那些以中学自炫的文章，逐篇批驳其内容谬误和文字不通，说明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名曰“学衡”，“‘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注：《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章士钊虽然研究过逻辑，并以博古通今自命，但发表在《甲寅周刊》上的许多守旧派人物的复古主张，却往往不能自圆其说。鲁迅在《评心雕龙》(注：《莽原》周刊第32期，1925年11月27日。)等文中对他们的荒谬推理给予辛辣的讽刺。《十四年的“读经”》(注：《猛进》周刊第39期，1925年11月27日)、《古书与白话》(注：《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2月2日。)则是针对《甲寅周刊》的“读经救国”、“废弃白话”而发的，指出“读经”与“救国”绝不相干，不过有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想把它当作耍把戏的工具。至于说白话文要做好，就得“读破几百卷书”，那不过是“保古家”的“祖传的成法”。鲁迅认为：“古文已经死掉了”，而白话文也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在《再来一次》里，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复古派反对白话时所举的例子，回击和嘲讽了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注：《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里，又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没有融化，急于闲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注：原题《答KS君信》，载《莽原》周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这许多杂文都坚定地站在维护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立场上，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针对《甲寅周刊》及其它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话自由活泼，既便于表达思想感情又有利于国语普及；白话文可以写成美文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沈雁冰的《驳反对白话诗者》(注：《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损)，说明旧诗声调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话诗破弃一切格律规式，“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而从”。这些文章大都有论有据，进一步阐发了白话的长处。这场对复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虽然不是有组织地集中进行的，却再一次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学衡》和《甲寅周刊》的挣扎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从此以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在气势汹涌的新思潮面前，企图以别样方式、别种口实去继承林纾衣钵的章士钊、梅光迪等等，也终于不能不被这个浪潮所卷没了。
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注：《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周刊第2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文学革命兴起后，这类作品的地盘日益缩小。但在复古声浪中又纷纷抛头露面，与新文学争夺读者。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而《半月》、《红杂志》、《快活》等期刊以及专登这类作品的小报也纷纷出现。《玉梨魂》、《兰娘哀史》、《情网蛛丝》等小说重复风行。这些刊物既标榜趣味主义，长篇也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起着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写了许多文章揭露这类作品对读者的腐蚀。《文学旬刊》成为反对鸳鸯蝴蝶派的重要阵地。沈雁冰在《自然主义和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鸳鸯蝴蝶派在思想上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艺术手法上是“记帐式”和“虚伪做作”。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创造社及其他进步文学社团也积极参加与和支持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三十年代以后逐渐衰亡，全国解放才销声匿迹。这派人物也和复古派一样，后来起了不同的变化，其中不少人逐渐进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堕落，为时代所淘汰。
在和各种复古逆流斗争的同时，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也愈来愈趋于明显。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逐步发生分裂。胡适眼看自己无法阻止《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终于退出该刊，在一九二二年另办《努力》周报(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提倡“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这种主张立刻受到革命阵营的坚决驳斥。《向导》周报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注：《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先驱》发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注：《先驱》第9号，1922年6月)等文，指出“好政府”主义、“联省自治”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军阀割据。胡适接着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攻击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传“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向导》周报列举了当时英、美、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说明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的正确性。此后，胡适还在实际行动中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于一九二五年出席了段祺瑞为奉直战争召开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并从同年起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诚惶诚恐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洋洋得意地向知识分子夸耀。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1页。)胡适正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哲学思想上，胡适继续大肆宣传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一九二三年四月，《努力》周报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与科学无关的玄学观点。《努力》周报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相对峙，展开了喧嚣一时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虽然《努力》周报表面上拥护“五四”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却宣传了唯心主义。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及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谓“大假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鼓吹多元论，同玄学观点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没有对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展开系统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却是一篇较有力的文章，对实用主义痛加驳斥。它指出这种哲学以对自己有用和有益作为真理的标准，既没有“绝对的现实”，也没有客观的真理，其宇宙观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而且实用主义只承认琐琐屑屑的改造，否认根本变革现实的必要，因此只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它决不是革命的哲学”。对于迷信胡适所谓实用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剂。
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由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后退。他在《读书杂志》以及随后创刊的《国学季刊》上，鼓吹“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政治，钻入“故纸堆”。他还列出一张将近二百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反以前的主张，列入并“表彰”了《三侠五义》之类宣传封建主义的作品，推荐了许多佛经。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67号，1925年2月21日。)鲁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青年读古书，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李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注：连载于《中国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适以“闭门读书”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的企图。也因为如此，当复古派攻击新文学时，胡适虽然表示拥护白话文，却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驳。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还表达了和对方勾搭，愿向对方输诚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滚入反动立场的丑态。
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传。他们和复古派一样，借泰戈尔学说提倡“神”、“爱”、“精神复兴”、“诗化的人格”等等，妄想以唯心主义思想抵制正在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潮。恽代英(注：《告欢迎泰戈尔的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瞿秋白(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周报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为文加以批驳。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里，对于在被压迫民族里宣传无原则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注：《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同年年底，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围绕着“五卅”惨案和“三一八”事件，徐志摩和陈源先后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辩护，并且百般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鲁迅和他们作了长期鏖战，并直接揭露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奴才的阻险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注：《并非闲话》，《京报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这在当时，的确是对胡适以及胡适之流全部伎俩的概括。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进行到一九二八年。后来这派人物又以胡适为首，创办了《新月》月刊，继续与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
许多事实说明，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中的进步力量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彻底地反帝和彻底地反封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开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后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政治基础的，胡适及其追随者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远远地背离了这个基础。同胡适派的斗争，在政治上转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而在文化上，则是为广大人民着想还是为买办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效劳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胡适后来长期追随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五四”以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是严重的考验。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军阀杀害。陈独秀虽然在“五四”以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在党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但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斗争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后来终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时期的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社团，由于其成员在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样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渐分裂。国家主义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创办了《醒狮周刊》，进行反共宣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驳斥了他们以“全民革命”为幌子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并揭露其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也出现了从内部分裂的现象。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并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张资平等则经不住激烈斗争的考验，走向堕落和反动。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也有不少人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采取观望、冷漠的态度；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语丝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终于背离了初期的斗争，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到“四一二”事变之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物，使原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鲁迅说得好：“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学运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步文学阵营，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楼上的说的好详细 答KS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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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2〕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3〕，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4〕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5〕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挦〔6〕，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7〕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8〕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2〕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的行动和解散女师大的措施，章便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公布。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后来章士钊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3〕《甲寅周刊》 章士钊主编的杂志。章士钊曾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甲寅》月刊，两年后出至第十期停刊。《甲寅》周刊是他任教育总长之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出版的，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其内容杂载公文、通讯，正如鲁迅所说，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他办这个刊物的主旨，一方面为了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思想，一方面则为了压制学生和他的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刊物中除一般地宣传复古外，还有不少诬蔑青年学生、为当时的所谓执政（段祺瑞）捧场和吹嘘他自己的文章。
〔4〕唐宋八大家 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5〕“每下愈况” 语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的《孤桐杂记》中，将这个成语错用成“每况愈下”：“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6〕挦撦 意思是摘取和撕扯。一般指剽窃别人的词句。撦，扯的异体字。
〔7〕《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这篇呈文曾刊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其中有一部分字句，旁加密圈。
〔8〕何栻（1816—1872） 字廉昉，号悔庵，江苏江阴人。清道光时进士，曾任吉安府知府。著有《悔余庵诗稿》、《悔余庵文稿》等。
《齐姜醉遣晋公子赋》见《悔余庵文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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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章内容，不可能是指章士钊 我觉得ks应该是胡适。 引用第13楼fireball于2007-03-21 21:35发表的 :
我觉得ks应该是胡适。
但是，为什么叫胡为ｋｓ呢？我想知道这中间的说法 鲁迅曾在文章中用K君来称呼郭沫若，此处似也应为：郭沫若。 先谢谢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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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在文章中用K君来称呼郭沫若，此处似也应为：郭沫若。
哈哈，肯定不是指郭沫若 引用第16楼a1a1zq于2007-03-21 21:38发表的 :
先谢谢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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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免费帮你下吧，明天给你下载连接 不是章士钊的话，那应该是胡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