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信仰万能的上帝基督教，一旦不信，就要事事验证，追求实证，从而催生了科学，壮大了技术，成熟了制度
东方的三教九流，以儒教为首，一旦不信，改信万能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之时，尤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盛行之时，只能问天意了
我看易经不过是中国的千年垃圾
下面是引用vbnet于2005-04-25 05:39发表的:
我看易经不过是中国的千年垃圾
何以见得？
我个人对杨振宁的学术成就还是佩服的。不过他老人家的作人方式可实在不敢令人恭维。
文/姜岩(《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两作者之一)
第一部分 我怎么看待这场大辩论
最近在《环球》杂志和新浪网上，几位院士就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中国科技展开了激烈辩论。引起这场辩论的由头之一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由朱清时院士和我合著、吴文俊
院士作序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我拜读了很多网友的帖子，很为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感到欣慰。我认为这场辩论非常好，也非常及时，因为它涉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真理不辩不明，如果通过这场辩论我们能够针对这一问题取得一些进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我认为这对与我们同一时代的人和我们的后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交待。
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世界科技(我认为东方思维涉及的是世界科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报告多次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从成立那一天起，……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并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国际地位充分提高，更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世界很多区域曾出现过辉煌的文明，但是很多创造这些文明的民族并没有实现复兴。目前很多发达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上也曾有过古文明，但前者的发达并不见得是这一古文明的复兴，比如美国的发达完全不是印第安文明的复兴。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 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1994年8月，页82—83)邓小平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一文突出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 著，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思想和方法是否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更具体地说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和将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当代以科技为先导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能够引发或指导未来的科技革命，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历史必然。
因此，这场辩论非常重要与及时，如果通过辩论证明我们这一派的观点错了，那就说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没有生命力，在以科技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我们就干脆没有必要提出“伟大复兴”这一口号，比如我们不会提出“甲骨文的伟大复兴”，进一步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提“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或者干脆提“发展经济、提高地位”就可以了。但我们坚信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另外，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场辩论反映了当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从不同角度参与相关辩论的4位院士杨振宁(他是中科院外籍院士)、吴文俊、何祚庥、朱清时都是我非常尊重的长者。因工作关系，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有的交往密切。需要说明的是，杨先生并不像一些网友认为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其实他童年在清华园时，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非常扎实。杨先生曾作过我主持的2002年中央电视台一套新年科技论坛节目的主嘉宾，向我讲述过他受到过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一些媒体和网民指责杨先生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批判《周易》，我个人认为他很冤枉。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王志的采访时特别强调，《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影响为80%，负面影响只有20%。联系到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评价的“三七开”，杨先生对《周易》的“二八开”已经是比较正面的评价。吴先生与袁隆平先生获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我有幸为他们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的科技奖特别节目。后来，他成为我的博士论文评审人。再后来，他冒着酷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我们的书写了一万两千字的序，实在令人感动。他多次强调，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书中专门有一节阐述了他的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和何先生的交往相对较少，除了在一些会议上时有碰面外，他也曾受邀到我主持工作的单位做过报告，人没有架子，对接待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朱先生是我的恩师，我非常感谢他收下我作为他在科技史专业的开门学生。朱先生的人品、学识以及对科技和人文的深邃见解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朱先生作为一名留学美欧的科学家，却对东方文化一直存有独特的感情。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朱先生向我提及他相信东方传统文化对当今科技与文明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时，我就坚定了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攻读科技史专业博士学位的信念。朱先生的行政、科研工作繁忙异常，但几乎我每次回合肥以及朱先生每次来北京，朱先生都会抽出时间对我进行具体指导，甚至具体到帮我收集有关材料。攻读博士期间，朱先生对于我的个别观点(如关于宇宙热力学定律的推测)并不赞同，但仍鼓励我去探索。朱先生为人谦和，颇具儒者风范，在别人面前常自称是我的学长，既令我忐忑不安，又让我心存仰止之情。
对于这4位院士，我认为他们在现代科技领域都有很了不起的造诣(尽管程度不同)，对中国传统文化或多或少也都有一定造诣，他们做事是非常认真的，也都非常爱国。对于这场辩论，我认为应当严格限于学术争论，不要搞人身攻击，更不要像文革时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我们更应当警惕个别别有用心的跳梁小丑借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部分、《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说了些什么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的主要观点是：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
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一些网友误以为，朱清时院士和我是“老古董”，因此提倡东方科学与文明，否认西方科学与文明，其实不然，我们都曾在西方国家学习或工作过，受的基础科技教育也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技教育，我们非常认同西方科学与文明的成就，我们在书中只不过要说明被忽视的另一方面，而且明确提出东西方科学与文明需要融合。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精华和糟粕，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不过，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一浪高过一浪。在文化大革命时，人们曾经把2000多年前的孔子拉出来与现代的林彪一起受批判。20世纪80年代，那时西方思想家及其学说非常流行，比如萨特、弗罗伊德、尼采、叔本华等等。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其代表作是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电视专题片《河殇》，前者把中国文化说成酱缸文化(我理解柏杨先生的爱之深，恨之切)，后者认为蓝色(西方)文明必然替代黄色(东方)文明。我们赞同一个民族始终要保持反思的心态，但过犹不及，我们不能凭一种感性而彻底否认一个古老的文明。可以这么说，过去100年，相比于我们对中华文明糟粕的批判，我们对中华文明精华的挖掘和认识显示太少，尽管中国主流社会不时地提倡弘扬中华文明的精华，但以口号居多，说理不足，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寻找中华民族之根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多年来的目标，也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解决了这一问题吗？我们认为至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明确提出“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这一论题，本身就是思想理论界的一大突破。这一选题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从一个新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即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科学的衰亡，只是从历史上看，由于时间尺度太短，中国传统科学复兴的时机未到而已。有助于正确评价以中国传统科学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发现和剖析西方科学与文明在思想和方法层次上的局限。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目前全世界科学与文明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助于为世界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提供更高层次上的、前瞻性意义更强的指导。有助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层次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
要评论我们这本书，我建议应当学习一下恩格斯的论述。对于西方科学采用的还原论，早在19世纪，恩格斯在肯定它的成就的同时，就认识到它的严重不足，并把它称为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动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页18)形而上学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在对形而上学自然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两部著作中，恩格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自然界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联系就没有事物，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存在于事物的联系之中；相互联系的物体因相互作用导致运动，运动与物质不可分离；运动、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开始从研究实体转向研究关系，从研究个体结构转向研究系统功能，提出一系列整体的、综合的系统方法和系统观念，并逐渐地将其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哲学层面。(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页26-31)我相信，大家读了下面关于东西方科学的阐述，就会明白恩格斯100多年前的观点仍然是那么有力。
第三部分 什么是东方思维
很多网友问什么是东方思维？其实东方思维是指东方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东方科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什么呢？整体和谐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有机论的思
想、相反相成的思想是这一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最后一章的结论部分中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对于那时中国所可能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只是：它必然是深刻地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英)李约瑟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页619)
关于整体论思想的定义，朱清时院士最近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曾有过阐述，我都赞同。我认为整体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宇宙是一个不可割裂(还原)的整体；2、宇宙是和谐的，即总体上是符合逻辑的，可以被认知的(从数学理论上讲，存在不符合逻辑的体系，也就是人类无法认知的体系，比如宇宙诞生之前的状态)；3、不论怎么划分，宇宙的各要素都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4、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包括物质、能量、信息和时间(有序的量度)等都是发展变化的，更确切地说是演化的，在一个时间箭头指向无序化的同时，必然有另一个时间箭头指向有序化；5、与西方还原论科学重点研究物质和能量不同，东方整体论科学更侧重于研究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即“象”。
我们比较一下恩格斯的观点：自然界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联系就没有事物，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存在于事物的联系之中。这一观点与东方整体思维是多么得吻合！与《周易》的精华是多么得吻合！
东方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中国科学思想史》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是：“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指导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创造出灿烂的成果。(袁运开 周瀚光 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7月，页698-723)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多次对笔者谈及，中国古代数学的方法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笔者认为，从实际问题来，到实际问题去是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可以用“实用化”方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科学方法。
东方科学的基本方法在计算机问世以前大多只能“一事一议”，机械化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科研效率以及科研的深度和广度。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东方科学研究方法体系，这个体系由人、研究对象和计算机组成，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关于研究对象的各种资料和信息统统融为一体，利用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研究。它可以发挥各自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既利用了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也利用了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是以整体论为主、吸收还原论优点的科研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是主要科研工具。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西方科学与文明遇到了瓶颈问题
一、还原论的终结
笔者认为，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
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
尽管过去几百年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不能陶醉于还原论的胜利，因为简单地理解组成部分并不能理解整体。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下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性，数学上的重大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层次宣判了还原论统治地位的终结。
1、还原论的成功
还原论是把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是西方科学的灵魂。还原论与分析的方法相辅相成。分析的方法是科研的重要方法，最能体现还原论思想的分析方法是西方的公理化方法。西方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经过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继承和发扬，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2、相对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法彻底还原的整体
还原论的宇宙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宇宙内发生的事件与时空是分离的，宇宙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舞台。但科技的发展证明，宇宙远不是还原论描述的那么简单。尽管有人称爱因斯坦为最后一位经典科学大师，但是他创立的相对论触动了还原论的基础。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乃至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一旦割裂就会产生严重失真，因此对宇宙已经无法再用还原论的方法进行简单地研究。
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物质和能量与时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间之箭》一书指出：空间和时间不应当单独处理，而是应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处理。闵可夫斯基1908年9月说：“从今以后，单独的空间和单独的时间注定要消失为阴影，而唯一继续存在的是两者的融合体。”((英)彼得·柯文尼 罗杰·海菲尔德 著，江涛、向守平译，《时间之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月，页67)
3、量子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
迄今，描述微观世界的最为成功的理论是量子论。如果说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结论对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质疑，那么微观世界的事实和量子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的基础。量子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还原)的世界。物质世界的根本元素就不是被分割的机械的原子、质子、中子，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测不确原理认为无法还原位置和速度两个基本量。还原论是机械决定论的基础。还原论的成功使得一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是宇宙可以象一台机器一样被还原成各个零件，只要知道各个零件的运动规律，就可以推知整个宇宙的规律，因而宇宙像一台钟表一样是完全被确定的。对机械决定论提出致命一击的是量子论。量子论问世导致了测不准原理的提出。测不准原理从根本上表明，在对待位置和速度这两个基本量上，还原论是失效的。微观层次上的还原论失效，导致了机械的决定论的失效。因此，在微观限度上，我们无法把一个整体非常确定地分为一些组成部分，更无法把这些组成部分非常确定地组成整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要丧失大量信息。因此，还原论从本质上会导致信息的缺损，在很多情况下已经缺损得甚至不能做出近似的描述。
宇宙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量子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人、物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量子理论不仅与19世纪经典物理学相冲突，而且它根本性地改变了科学家们关于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观点。因为按照玻尔对量子理论的解释，‘外在’世界的存在不是自身独立的，而是无法摆脱地与我们对它的感知纠缠在一起的。”((英)戴维斯 布朗 合编，易心洁 译，《原子中的幽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2月，前言页1)对爱因斯坦提出的EPR实验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宇宙的整体性。从EPR实验还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推论：如何承认宇宙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点爆炸而来的，那么根据EPR实验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宇宙是一个整体，因为宇宙任何两个部分在大爆炸之初都非常密切地存在联系。
4、复杂科学粉碎了还原论
西方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还原论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所认识。“上帝的整体性再一次提醒我们，不管物理学家对世界的构造和质料了解得多么清楚，任何纯粹的还原论思路总是把握不了整体性特点的。”((英)戴维斯 著，徐培 译，《上帝与新物理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12月，页244)
混沌理论推动了复杂科学的诞生。而复杂科学的问世给彻底动摇了还原论——能用还原论近似描述的仅仅是我们世界的很小的一部分。有人说：“20世纪的科学家只有三件事将被记住：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他们主张，混沌是本世纪物理学中第三次大革命。就像前两次革命一样，混沌割断了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如同一位物理学家所说：‘相对论排除了对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在这三大革命中，混沌革命适用于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适用于和人自己同一尺度的对象。” ((美)布莱克 著，张淑誉 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页6)
5、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从逻辑上动摇了还原论
如果说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从规律上动摇了还原论的话，那么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上动摇了还原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1931年证明的。它指出，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总存留着在定义该系统的公理的基础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断言，不仅仅是数学的全部，甚至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用类似哥德尔使用的能算术化的数学和逻辑公理系统加以概括。哥德尔的结果是对内涵公理化一个致命的打击。((美)M.克莱因 著，李宏魁 译，《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引自第十二章，第7至15自然段)
还原论者的一个理想是建立一个能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模型。有没有一个能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理论？根据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我们可以推断这一梦想可能实现不了。霍金曾是大统一理论的积极探索者之一。不过，现在霍金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2年8月17日，霍金在北京国际弦理论会议上发表题为《哥德尔与M理论》的报告中认为，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霍金坦言自己对这个结论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他说以前他坚信能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整个宇宙的理论，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元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还原论描述它。
二、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技和人类发展道路面临重大挑战
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各种技术，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然而我们发现这种科学和技术目前遇到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在最近几年越来越明显。
以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距今仅300余年，比起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它的历史仅仅是沧海一粟。可以预见科技这把双刃剑将变得更加锋利，人类在利用它造福社会的同时一定要慎重地考虑科技的负面影响，因为科技发展中的一个小失误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在过去的世纪、过去的千年中，人类已经不止一次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全球变暧、臭氧层受损、沙漠化加剧、物种灭绝、核武器的威胁。就连计算机最初一批设计者在表达年份时简单地使用了2位数字也造成困扰世界的“千年难题”，全世界为此付出6000亿美元的代价。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错误有三，一是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是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三是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未能保护好环境。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当代环境的问题。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首脑会议)响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将之付诸于全球的行动。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又称第二届地球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大会通过了两份主要文件——《执行计划》和题为《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的政治宣言。各国领导人再次郑重表达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承诺。(United Nations: Global Challenge Global Opportunity,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26 August 4 September 2002.)
第五部分 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什么
人们公认，约400至500年前，第一次科学革命开始爆发。此后，多数学者认为，又相继发生了几次科学革命，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等都可以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科学革命的代表。诚然，如果我们用较短的历史眼光看待，称这几次科学大进步为科学革命也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把尺度大一些，哪怕只用1000年的尺度去衡量，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只发生过一次，即以还原论为思想的科学革命。
一、第二次科学革命正在到来
1、“科学的终结”是指西方科学的“终结”
第一次科学革命源自古希腊。它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由培根首先倡导的分析和实验方法，经过伽利略等许多学者的实践与发展，以及笛卡儿从思想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上进行的概括与总结，在牛顿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这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历程，它实质上是还原论的胜利。曾连任五届澳大利亚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学会理事长的约翰·Ａ·舒斯特认为：“一般来讲，科学革命发生在公元1500年至1700年之间。其间，基督教会在古代经典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苦心经营而建立的中世纪的世界观不光彩的毁灭了；同时，近代科学的基本理念和组织机构在此废墟上成长起来。大家普遍认为科学革命的核心是，推翻了在大学里牢固确立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以及其附庸托勒密地心天文学系统。事实上，它们被哥白尼的天文学系统和新机械论的自然学哲学所取代了……”(约翰·Ａ·舒斯特，《科学革命》，引自《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页835)
第一次科学革命导致了西方科学的诞生。此后的历次科学大进步都没有摆脱还原论的框架，都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延续。不过，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后劲越来越不足，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西方科学越来越接近其发展极限。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确实出现了危机。这些危机的苗头被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发现，极端地提出了科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中尤以美国约翰·霍根1996年出版的《科学的终结》一书受人关注。
霍根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资深撰稿人。他在《科学的终结》这本书中宣称，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始于古人、在技术大发展的20世纪达到顶峰，历经4000年风雨的漫长求索——已经结束了。“纯粹的科学，即对有关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来自哪里的知识的探索，已进入一个报偿递减的时代。”他认为，科学是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天文学家已看到的宇宙与他们未来将看到的宇宙一样大。物理学家对物质性质的探索深度已与实际实验能允许的程度一样深。自达尔文于19世纪50年代提出进化论以来，生物学家已研究出最终解释大大小小所有生物的规律。
霍根在本书正文中一一将哲学、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混沌学等近十个基础学科推向终结之后，然后在《跋》中，又把应用科学也推向终结，他认为“将来的研究已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而只有渐增的收益递减。”
此书一出版，就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据美联社1996年8月22日自纽约报道：“自然，大多数科学家并不相信霍根。但是从他们对《科学的终结》的评价来看，霍根确实言中了要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的罗尔夫·兰道尔说：“我对书中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很有可能是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1992年出版的《终极理论之梦》一书的作者、物理学家史蒂夫·温伯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在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的学者说：“我并不因他而感到沮丧。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据《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报道，这本书最早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是在1997年，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先生为此写了一篇评论：《错把极限作终结》(郝柏林，《错把极限作终结》，《中国科学报》(即现在的《科学时报》，1997年7月18日头版)。在1998年，随着中译本的推出，这本书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的科学家们并不显得客气。在《错把极限作终结》一文中，郝柏林先生认为霍根先生一个未明言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科学史在讲述‘二十世纪末的哀鸣’时，提到他霍尔甘(即霍根，笔者注)的名字。”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新中国最早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刘辽先生，则用“狂妄”来形容霍根先生的野心，在涉及到相应的理论物理知识时，刘先生并未吝惜“无知”一词，但他仍认为“这是一本有趣的、略有参照价值的书。”(《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
霍根的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论，其中1998年马多克斯与霍根正面交锋的一场辩论尤为引人注目。1998年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以《科学肯定到了终点，是这样吗？》为题刊登关于科学发展是否已经到达极限的两篇辩论文章，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科学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还能发现什么》一书的作者马多克斯。霍根认为，科学是一个有限的领域，对它的发现可以与对地球的发现相类比，今后人类会有许多拾遗补缺的细节性发现，但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发现。马多克斯则反驳说，人类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和课题，科学的进取只是刚刚开始，声称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仅仅反映了想象力的匮乏和广泛存在的浮躁情绪。(《科学肯定到了终点，是这样吗？》，载于美国《纽约时报》1998年11月10日)
如果我们把霍根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经典科学，我们确实不能否认霍根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辩证法的基本常识，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环境、条件、应用范围，因而也都必然具有一定的界限和局限性，走向成熟实际也就是走向终结，这种终结是必然的，比如仅仅在牛顿力学的框架内是不可能有重大的发现了，因为这些发现早已被前人完成。很多学者对霍根观点的争论往往集中在终结时间早晚的问题。正如美联社1996年8月22日自纽约的报道中所言：“没有人宣称科学将永远发展下去。有朝一日，人们将在自然、智力和技术上达到不可克服的极限。但是，由于大多数科学家看到他们各自的领域中仍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相信科学已接近终点。”(美联社1996年8月22日纽约电)
目前，各种反对霍根观念的论述都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要么凭自己的感情，要么凭哲学的发展观就断定霍根观念的错误。笔者认为，霍根的观念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他说到了现代科学的痛处，如果把《科学的终结》一书中“科学”的定义限定为“西方科学”，那么霍根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笔者认为，要击中霍根观点的要害，我们必须站的更高一些。我们必须用1000年的尺度甚至2500年的尺度来看待这场争论。我们还是借用一下李约瑟先生的比喻吧。李约瑟认为，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如果我们把霍根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还原论思想为基础、以公理化方法为指导的西方科学，根据我们在前面所做的种种论述，确实西方科学这一火车目前出现了障碍，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
2、第二次科学革命初见端倪
如果我们用大尺度衡量刚刚过去的1000年，我们会发现这在1000年中，发生过一次科学革命并正在发生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开始于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其后经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和玻尔等科学巨匠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科技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构建成功了一座以还原论思想为基础、以公理化方法为指导的西方经典科学大厦，在此基础上，人类构建了辉煌的现代文明。第二次科学革命在20世纪初见端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随后兴起的被称作“新三论”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以及被称作“新新三论”的分形论、超循环论和混沌论，更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复杂科学的兴起，向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成果提出了巨大挑战。
对于第二次科学革命，一些学者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概念，一些学者虽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也做了相关阐述。他们认为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一场完全不同于还原论的思维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1999年10月18日《科学时报》上发表《科技技术百年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指出：“科学面临巨大挑战与生机。不久前，一个叫约翰·霍根的美国人写了一部名为《科学的终结》的书，宣称‘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的调查结构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当代科学理论的局限性和人们对科学权威的迷惘。实际上，科学远没有终结，人类认识客观世纪的过程也不会停止。当代科学面临的一些理论难题，正孕育着21世纪科学飞跃的生机。”路甬祥指出：“由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多样性和相关性，也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深化，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更多地呈现交叉和综合的趋势。未来的科学一方面将继续沿着原有的学科结构进一步分化和深入，另一方面，则将向着综合和系统的方向发展。”
李德顺认为：“21世纪，人类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辉煌的迅猛发展的现代文明，但这个文明在20世纪末业已暴露出很多弊端，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陷入了某种困境。在这个困境面前，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迹象或端倪。总的感觉是，人类的思维面临着一个新的大变革，即处在第二次巨大飞跃的前夜。”“现代文明思维又有三个缺陷，即抽象性、隔离性和凝固性，因此这种思维有待于突破。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趋势表现为：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从客体思维进入主体思维；从单向思维进入多向思维；从静态的直观思维进入动态的变革思维。”(李德顺，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趋势，《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页4-9，引自页4)
吴国盛在《百年科技回眸》一文中指出：20世纪即将过去，回眸百年科技历程，我们能隐约感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正在来临。人类正在和将要面临的变革，是一场可以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的历史进程的大转型。(吴国盛，《百年科技回眸》，《光明日报》，1997年11月7日)
刘华杰在《论第二种科学》一文中指出：从牛顿时代算起近代科学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这段科学可称为“第一种科学”，从本世纪70年代中叶算起，科学界和思想界又在酝酿着另一种科学，我们称它为“第二种科学”，迄今它只有一个不很清楚的萌芽，至其展露头脚、结出丰硕果实，大概还需要100年时间，至其告一段落走向下一阶段，可能还需要300年。刘华杰认为，第二种科学也是理性的，是在第一种科学的基础上的发展，不是根本否定第一种科学，而是要超越它。第二种科学是“整体性的科学”，是关于复杂性的科学。目前已开始这方面的艰难探索，在国外有圣菲学派，中国有系统学学派等。对第二种科学的叫法也许不同，但实质差不多，都是在方法论上力求有发展，冲破学科壁垒，特别是化解文理科界限。第二种科学远未成熟，都不是特别正宗的“硬科学”。以非线性科学为例，它是典型的还原论科学的继续，但在发展中也不断超越还原论，目前它取得的成就首先还是第一种科学的成就，其次才是第二种科学的成就，更准确的说法是为第二种科学做准备。(刘华杰，《论第二种科学》，《中华读书报》，1998年02月11日)
目前，尚没有关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公认定义。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笔者提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定义如下：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目前正在兴起的、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科学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生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它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它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在第一次科学革命基础上的“扬弃”。
第六部分 东方思维能够拯救世界科学与文明
我们讨论的东方概念是特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相当于英文中oriental(东方，特指中国、日本等地)的概念。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目前正在兴起的、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科学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生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
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思想和方法都源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具体地讲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
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整体论思想成为科学家的重要目标。英国的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在《时间之箭》最后一章《未结束的探索》中指出：当前，多数科学家拥护简并派的观点。但是在我们贯穿整个科学的旅行之中，我们已经看到需要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因此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如作家托夫勒所作的评论：“当代西方文明最高度发展的技巧之一是分析：把问题分解成它们的最小组成单元。我们精于此道并为此而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把这些枝离碎片再拼合回去。”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它能够使我们对时间之箭作深入理解。……我们所得到的无法避免的结论是，由于过分强调非常简单的或者理想化的模型，使得物理学家们所采用的传统方法，即使对于解释日常现象也是太狭隘了。我们必需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内禀复杂性，并接受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更新。( (英)彼得·柯文尼 罗杰·海菲尔德 著，江涛、向守平译，《时间之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月，页302)
很多科学家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时候，把目标明确定到了东方科学思想。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因此，他们呼吁现代科学要积极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获得营养和启迪。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37年访问中国时，对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十分感兴趣，认为这与他的“互补原理”非常一致。后来他还用太极图设计了族徽。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中国古代的直觉和类比的思维方式同他提出的介子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作了对比，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 (袁运开 周瀚光 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7月，页7-8)1925年怀特海(A.N.Whitehead)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开始有力抨击近代科学的机械论。50年代李约瑟指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简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幅广大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它们服从自身的内在的支配”。80年代普里高津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哈肯(H. Haken)则提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他创立协同学是受到中医等东方思维的启发。在国内，竺可帧、李四光、钱学森等不少科学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有所论述。李约瑟在1975年强调“我再一次说，要按照东方见解行事”。(引自第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与会高级专家呼吁书，宋正海、孙关龙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页2)
卡普拉在1975年出版了《物理学之道一一现代物理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的探讨》。他在1991年第三版中归纳了科学中6个新观点，并强调它们在东方传统思想中都有类似的观点：1、整体和部分关系，从把了解部分性质为主转为把整体放在主要地位；2、从考虑基本结构为主到重视过程。所观测到每一结构都是其潜在过程的表现；3、从客观科学到认识科学，在研究自然时不能不谈到自己(测不准原理)；4、承认基本定律、基本原理等作为知识基础的经典观念亦在变化。把我们的描述、概念、模型、理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不存在基本原理等；5、从发现“真理”走向近似描述；6、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主宰态度转向两者的合作和非暴力。(宋正海、孙关龙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页38)
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文版序中指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普利高津甚至提出：“在本世纪末，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终结，而是目睹新科学的萌生。我衷心希望，中国青年一代科学家能为创建这一新科学做出贡献。”((比)普里高津 著，湛敏译，《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中文版序)
参加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的高级专家指出：20世纪后半叶，情况有较大的变化：社会发展对科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科技本身逻辑发展也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大量新自然现象发现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捉出挑战。于是国内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提出，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对当代科技前沿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有关的成功事例目前已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前沿发展”香山科学会议。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更深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科技发展中，可在观念、理论、方法和自然史料方面起着促进作用。(引自第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与会高级专家呼吁书，宋正海、孙关龙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页1)
如果说西方科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得益于源于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公理化方法的话，那么东方科学则得益于源于古中国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现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正在呼唤着东方科学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特别要指出的是：不能以“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比如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而应脱离“文字相”，正确理解和发扬光大蕴含在其中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思想和方法。
第七部分 我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仍然认为东方科学与文明缺乏活力，甚至认为古代东方并没有科学，东方文明也是一种腐朽的文明。比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2年8月16日发表文章认为：“东方地区……继承着一个缺陷的文化，极其缺乏独特性、发明性、幻想力和创造力。因此，尽管东方占有世界人员的1／3，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一
个来源。”(译文引自《参考消息》1992年8月30日)
谈到这一观点，我们不能不提李约瑟难题。谈到李约瑟难题，我们就不能不提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难题最初也正是来源于此。李约瑟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然而，人们在引用这句话的同时，常常忽略了同在一段紧接其后的这么一句重要的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 (李约瑟 著，《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页83)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笔者是参加李约瑟丧礼全过程的唯一一位记者。中国国内各大媒体发布的李约瑟先生的逝世消息、生平和通讯大都出自笔者笔下。当时笔者作为新华社驻伦敦的一位科技记者，如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目前仍不能公开的资料。当然，这段经历也使笔者对李约瑟难题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从而使笔者产生了解答这一难题的想法。当时的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克里斯·卡伦(即古克礼，现任所长)对笔者说：“李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作出伟大贡献。”
我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就是《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的主要结论：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用比较通俗的比喻可以解释我们的解答：东方科学是计算机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东方科学之所以没有大发展是因为时机没有到而已。这就像有人在春天问：桃花开得这么灿烂，为什么菊花没有开呢？是不是菊花是一种落后的，不可能开花的植物呢？答案是，秋天到了，菊花自然会盛开。
我曾用人的两条腿走路来形容东西方科学。不能因为西方科学这条腿迈到前边就否认东方科学这条腿没落了，不可能再前进了。其实人的两条腿是互为基础，交替着才能前进的。
有人指出，东方思维指导科技发展有没有什么成果？如果没有哪就不能讲明东方思维能够拯救世界科技。我的答案是：东方思维指导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医药，对中医药的成就恐怕最极端的人也不会否认。另外，吴文俊先生的机器证明的成果也是东方思维指导科技发展重要证据。
当然，东方思维指导世界科技发展的成就现在看与它应当发挥的作用相比还是太少，尽管其主要原因是时机没有成熟。一些朋友问我，尽管你从哲学和科技史层面论证了东方思维指导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你自己能提出具体思路吗？在这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探索。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我的探索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希望把针对我的探索的争议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一探索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对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因而自己也经常胡思乱想。我的这一探索曾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讨论过，今天公布完全是为了抛砖引玉，说明东方思维确实对当代科技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我们先尝试着在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上建立一个现代宇宙模型。这个宇宙模型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句东方经典论述中得出：一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二是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
我们先定义基本空间单元：宇宙是由基本四维空间单元(直径约为10的负34次方米。即普朗克尺度)组成的，小于这个基本单元空间就失去了意义。
大约在140亿年前，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的空虚的“无”的世界中偶然发生了一个量子涨落事件，它产生了一个基本四维空间单元。这个基本空间单元产生了一个偏离“无”的量，我们定义为能量，它是一个趋向于回归于“零”的量，在趋于“零”的过程中做功。以这个空间单元为中心，宇宙以恒定的速度(光速)以波动的形式(即电磁波)扩大，波长为基本空间单元的长度，每扩散一个空间单元的长度，新产生所有空间的能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能量)与产生上一个空间单元长度的空间的能量相等。即E(i)=E(i-1)=E0，E=iE, i=ct/r(0)，其中E为能量，c为光速，t为宇宙的年龄，r(0)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半径，i为第i次空间单元扩散。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膨胀着的宇宙。
宇宙象一个被星星之火点燃的草原，而不是一颗被引爆的炸弹，宇宙大爆炸是被火种点燃的一个时刻，而不是象炸弹爆炸那样释放出所有能量的一个时刻，当宇宙诞生后，就象一个被点燃的草原在扩大燃烧的空间的同时不断释放热量(能量)，而这些能量的来源于宇宙的膨胀。
每一轮新空间的诞生都增加了整个宇宙的熵，也就是说宇宙膨胀本身是一个增加熵的过程，是一个无序增加的过程。与此同时，能量(物质)呈现有序化，使得整个宇宙的负熵增加。宇宙的总熵恒等于零。由于宇宙是膨胀的，因而宇宙内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也就应趋于有序，促使这种有序形成的基本作用为4种基本作用力。
我们可以从微观上理解负熵是如何增加的：基本空间单元的以波动形式扩散可在时空中形成一条波动的弦，大量弦的相互作用可形成孤立子，这些孤立子就是包括光子等在内的各种基本粒子。因而各种基本粒子是大量弦波的叠加。孤立子相互作用形成了力。随着能量的增加，空间的膨胀，大量弦波形成的孤立子越来越多，这些孤立子集中了大量能量，也就是说能量转化成了各种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相互作用逐渐形成星云、星系、恒星、行星、卫星，使得宇宙的有序增加了，最终在行星上出现高度有序的结构——生物现象，而且在地球上诞生了智能生命——人类。人类是有序加工和放大器，可使有序进一步增加，而且能形成非常有序的结构——精神世界，如同黑洞内部的信息不可知一样，对于人类以外的无法实现信息交流的观测者来说，精神世界如同黑洞一样，也不被外界所知。
由于宇宙的能量是逐渐随着宇宙的膨胀增加的。因此宇宙是一个开放系统。
宇宙在膨胀过程中，一方面熵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要求熵减，也就是说宇宙膨胀本身是趋于无序的过程，这就要求宇宙内部的能量、物质(两都可称为实能量)和信息必然趋于有序，基本粒子是散布在空间中的能量有序化的表现形式，原子、分子的形成是基本粒子进一步有序的表现形式，原子、分子形成各种物质增加了所有原子、分子的有序，物质又形成星云、星系、恒星、行星，是物质在宏观、宇观上进一步趋于有序的表现形式。而在各种层次上出现的复杂现象，又从总体上增加了宇宙的有序程度。促使这一系列有序形成的基本作用为4种基本作用力。因此我们可以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认为，4种基本作用力是宇宙有序化过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研究可以解决目前困扰科学家的4种基本作用力统一问题。
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类的出现使得宇宙有序化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生命体本身就是诞生于无序的高度有序的机体，而人类除了身体高度有序外，还是宇宙的有序增加器，大量的无序经过人类的劳动变成了高度的有序，比如我们创造的高楼大厦、飞机、计算机等等各种物质文明是高度有序的，另外，人类还创造了精神文明，人类可以用26个字母写出无数高度有序的文学作品，用7个音符谱写出高度有序的音乐，用1和0为基础编成各种计算机软件。根据中国古代科学的类比方式，整个宇宙可用太极图表示，那么无序和有序相当于太极图中的阴阳鱼，如果把无序比作阴鱼，那么阴鱼中的阳极就是黑洞，如果把有序比作阳鱼，那么阳鱼中的阴极就是精神世界，如果我们认为黑洞作为无序中的不可知世界，那么精神世界则是有序中的不可知世界。比如一个去世了，他头脑所带有的精神世界也就不可知了。
根据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定义宇宙的总能量为 其中E为宇宙总的正能量，E0为基本空间单元的能量，R0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半径，c为光速，t为宇宙存在的时间。宇宙的总能量是随时间的增加按线性恒增的。
我们把波尔兹曼熵定义中的气体分子变为基本空间单元，由此可定义宇宙背景熵，这个熵是恒增的，用于描述宇宙的无序。同时，我们可以定义宇宙结构熵，E／T，其中E为宇宙的总能量(这个量是恒增的)，T为宇宙的温度，这个熵是恒减的，用于描述宇宙的有序。背景熵和结构熵的总和是一个恒量，我们可以定义为0。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与描述封闭系统的热力学二定律完全互补的宇宙热力学二定律，即对于宇宙这一开放系统来说，能量恒增，熵守恒。
这个模型可以解释很多问题。这里我简单说几个。
1、时间不再是一个基本量，而是宇宙背景熵和结构熵在宇宙膨胀时变化的派生量。时间存在着两个箭头：一个总是指向背景熵增加的方向，由有序指向无序，即通常的热力学箭头也即我们常见的时间方向；一是总是指向结构熵增加的方向，由无序指向有序，从星系的形成，原始生命的诞生，以及进化到人类，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精神世界的产生发展就是这个箭头方向的代表。这可以从根本上否定长期困扰科学界的热寂说。
2、光速不变是因为宇宙向“无”以电磁波的形式扩张，使“无”变成“有”的速度就是光速。任何物体运动不能超过光速是因为任何物体不能超过宇宙的扩张而直接到达“无”。
3、光线经过大质量天体附近时，不但会弯曲，而且波长会加长，频率会减少，出现红移。如果是落入黑洞，那么波长将变得无限长，频率将变得无限小。根据这一点，哈勃定律将被修改，即发光源距我们越远，其红移比按哈勃定律计算的要更大一些。这与观测结果吻合。观测表明，哈勃曲线尾部存在上扬现象。
4、基本空间单元以波的形式扩散，也就是说存在以基本空间单元为基础的能量波。能量波的叠加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波，可以出现孤立子现象，形成各种各样的基本粒子。也就是说，基本粒子是大量能量波叠加形成的孤立子。它们可被分解为大量的能量波。这可以解释大量单个电子分别通过双缝形成的干涉图案的实验。尽管每一次只有一个电子通过双缝中的一条缝，但实际上是有大量的能量波同时通过双缝，只是通过一条缝的概率大得多而已，不过，一个接一个的电子等概率地通过两条缝的任一条，实际上相当于大量能量波的叠加，自然会出现干涉条纹。
5、宇宙的总物质和总能量应当是目前宇宙学说认为的一半，因为宇宙的总能量(含物质)是逐渐按线性规律增加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目前的宇宙学说还有65%的物质和能量是观测不到的。因为目前的宇宙学说中认为的物质和能量中有50%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八部分 东方文明的复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最终会改变人类文明。根据笔者的研究，东方文明的核心实际上也就是东方科学的核心，也就是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这与西方文明的还原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是不同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已经体现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论述中，比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以及江泽民同
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促进东方与西方科学思想与方法的融合，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促进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这些实质上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指导思想在科学与文明发展领域的具体应用。
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仍然认为东方科学与文明缺乏活力，甚至认为古代东方并没有科学，东方文明也是一种腐朽的文明。目前，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东西方文明必然出现一次大融合，形成全世界的共同文明。
李约瑟的临终前的观点为解答李约瑟难题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如果我们用2500年的尺度看待东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不会过于拘泥一时一地的得失，几百年在以2500年为尺度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漫长，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800年前后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在以2500年为尺度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落后的时间并不长。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引用《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中的几段内容，用非常粗的线条展望一下东方文明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摇旗呐喊。东方文明的复兴将经历三个阶段，从现在开始需要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东方文明复兴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国家将实现最终统一。这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议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东方文明复兴的第二阶段是东方文明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这需要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将继承和发扬东方文明的精华，其对当代文明发展的指导作用将举世公认。其次，第二次科学革命将大量地使用东方文明中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东方文明的精华将在科技自身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东方文明复兴的第三阶段是东方文明的精华在世界范围内将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伟大贡献。这一阶段的实现预计要到21世纪末和22世纪初。
如果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算起，人类开始觉醒的时间只有450多年，如果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出版计算，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距今仅310多年，而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距今仅90多年，第一台计算机1944年才问世。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时间是如此之短，比起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仅仅是沧海一粟，以至于用人类刚刚摆脱愚昧阶段描述当今世界更为恰当。因此我们必须用大的历史眼光看待东西方文明：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两大相对独立的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我们应当看到，东方科学和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为这一生命力的爆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在环境。如今，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奋斗目标，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可以预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在21世纪实现。(完)
评姜岩的“东方传统思维”
河马
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的弟子姜岩在网上回复疑问，我看科大这次真露脸了，
“姜岩回应网上辩论：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
（http://tech.sina.com.cn/d/2005-05-13/1025606699.shtml）
请着重看第七部分（p7），如果说前面的东西还能蛊惑一下人心的话，这一
部分可真的跟我见到的一些民科有点象了。没有公理，没有严格的论证，上来就
把现代科学的几个概念和常数生拼成他们的理论和公式，然后用文学语言描述，
最后就“认为”出结论来了。
实在可笑啊！
说实话，我真的真的不觉得这位姜岩同学的理论有什么创新之处。实际上在
十几年前我念中学时看过的《奥秘》之类的书里面，这种理论（当然公式未必相
同）早就有人提过了。当时我可是非常热衷此道的，经常思索“宇宙难题”，甚
至在上大学的头两年还这样。想起来，除了对文献的掌握和那几个所谓的“公式”
以外，我当时大概不比这位姜同学差。真是难得了朱院士的培养。
此外，“熵”大概是很多喜欢自创宇宙理论的科学爱好者们最热爱的一个概
念了。按现在时髦的说法，“熵”很可能是科学里面最“cool”的词之一了（顺
便提一句：搜索了一下，发现连发愣功都有关于熵的学说，真是强啊）。这些爱
好者们不管熵的热力学根源，不管熵的统计学意义，他们更关心象“热寂”这样
的噱头（呵呵，有点象某些环保人士啊）。由于系统理论里面引进过熵的概念，
于是见样学样，满世界到处都是熵，但你在这些理论里却只能看到文学般的描述，
根本别想看到象热力学里面那么清楚的关于熵的公式和推演了。
还有一点我想讨论一下。很多旁观者说对这类科学爱好者要宽容，不要扼杀
思想。当然是这样！爱思考、有好奇心永远是件好事，爱好科学当然是值得鼓励
的，尤其是对青少年。但是，爱好科学并不等于就有科学精神了，并不等于说的
话做的事就科学了。前面提到我上中学时候很迷宇宙难题，实际上是件很浮浅的
事。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好高骛远。连牛顿运动力学都学不精，
却整天想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到了大学才发现这两门知识并不比牛顿浪漫，
而浮浅的心态没有被及时纠正，于是我的理论物理学家的远大理想最终破灭了。
关于“熵”也是，直到接触到统计热力学，我才发现以前自己的一些“理论”是
多么的空洞（很惭愧，之前学过物理化学，但我没怎么听课，没开悟）。有意思
的是，后来这些理论被发展成个人的人生观，倒也充满了“真善美”，呵呵。
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对于象当年的我这样的青少年，我们的文化教育里
是不是应该少一点噱头，多一点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引导？我相信，这样不仅不会
“扼杀”个人的想象力，反而能把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活力引导到合理的方向上。
反之，如果社会上到处流行姜同学这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即使有
十三亿爱因斯坦的大脑，也只能产生十三亿种“易经”。
最后出一道题：如果把姜同学和100个爱因斯坦级的儿童养在深山老林里，
让他们每天看易经和《奥秘》，让姜同学每天给他们讲中国传统思维，问，最后
能拿几个诺贝尔奖？（注：文学奖、和平奖除外）
(XYS20050513)
没有妨碍，反正我是看不懂《易经》滴。
下面是引用xyiz于2004-10-14 10:47发表的:
请杨振宁先生參阅
江国梁先生著作:
《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年出版, 廈门 鷺江出版社出版.
《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2000年出版,学易斋出版.
.......
請參閱:
文匯 副刊
《易學研究基礎與方法》 窺探《易經》奧秘
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OT0506130006&cat=009OT
文匯 副刊
豆棚閒話：《易經》走向世界
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OT0505100007&no_combo=1
文匯 副刊
古代哲學約會現代科技 林文傑九宮圖與折光畫
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cat=009OT&news_id=OT0504300001
“抗议”论坛版主，枫子轩兄抢我“生意”——我本来想写量子力学与还原论的关系的。另外，我很佩服杨振宁先生的科学成就，但请不要认为他老人家的意见（即使在纯科学上）因此就都有价值，如果真这样，我拿的出更厉害的人出来：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当年尼尔斯.玻尔曾经几次说很欣赏中国的哲学,特别是中国的太极中蕴涵的“互补性”思想（要知道这可是他的看家本领）。我想找遍物理学史你也找不到比他老人家更杰出的物理学家了（他足以和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至于杨振宁先生，他的老师（费米，泰勒）都须喊尼尔斯.玻尔先生为老师——我相信这一点杨振宁先生决不敢否认。说实话我很佩服杨振宁先生，因为他的杨——米尔斯场论实在是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纪元，但对他近年的有些做法，我实在不敢恭维。
个人觉得形而上学虽然是分割事物的但是很使用，作为研究事物联系性的前提，先分开割裂事物最后再用辩证法综合好像还可以吧，本人是学医，就说说人体方面的吧，首先学解剖学，是分开来一个器官一个器官的学习，然后是系统，再者是系统之间的联系的。各有各的长处吧（呵呵，好像又用上了辩证法了，没法子，影响太深了，害人的东西，不过还好）用形而上学的方式可以把事物往细处分析的很彻底，但是不可否认会有迷失在微观看不到整体的可能性。就事论事吧，请撇开杨的生活作风就这个事情谈论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也是很喜欢哲学的，很喜欢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的，还有关于《易经》，补充一点，我的看法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有的东西很可能我们现在看不懂可是不代表就是错误的，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接受了也不代表就都是对的。（好像又是辩证法了，唉！），大家继续讨论吧
下面是引用coolsila于2005-04-21 13:09发表的:
西方主流信仰万能的上帝基督教，事事验证，追求实证，从而催生了科学，东方的三教九流，以儒教为首，一旦不信，改信万能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之时，尤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盛行之时，只能问天意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何以至善？格物穷理！！！
谁敢说中国古人不追求事实验证？？
看玩各位的高见之后，我更加迷惑了。我本来就对形而上学、辩证法一团雾水。我在google中搜索了“形而上学”，发现了这个解释，就更不理解了，大家给我扫扫盲吧！
形而上学:哲學術語。英語中的「形而上學」是「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之後」，也叫「第一哲學」，如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思錄》(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也被成為《形而上學沉思錄》。亞理士多德把人類的知識分為三部分，用大樹作比喻：第一部分，最基礎的部分，也就是樹根，是形而上學(metaphysics)，它是一切知識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學(physics)，好比樹榦；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學，以樹枝來比喻。
「形而上學」一詞原是古希臘羅德島的哲學教師安德羅尼柯給亞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起的名稱，意思是「物理學之後」。
中文譯名「形而上學」取自《易傳》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
形上學的問題通常都是充滿爭議而沒有確定的結論的。這一部份是因為經驗事實所累積的資料，做為人類知識的最大宗，通常無法解決形上學爭議；另一部份是因為形上學家們所使用的詞語時常混淆不清，他們的爭論因而是一筆各持已見但卻沒有交集的爛帳。
二十世紀的邏輯實證論者們反對某些形上學議題，他們認為某些形上學問題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