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期权造就多少富翁
“我们常在公司里开玩笑说，在搜狐工作八年的员工，不是富翁也是富婆了。”陈峰，搜狐新闻中心的现任主编，笑眯眯地说着这番话，眼睛却紧盯着搜狐首页上滚动的新闻，手指不断敲打着键盘。2003年，陈峰与同事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章，随着整个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他也因此声名在外。
八年前，尽管陈峰已经开始关注网络媒体在中国的逐步兴起，但他绝没想到，日后他会在搜狐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在那时，搜狐也仅仅推出新闻及内容频道，刚刚完成综合门户网站的雏形，“开启了中国互联网门户时代”。
2000年7月12日，搜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NASDAQ:搜狐)，从国内名企一跃而成国际品牌。
“到现在为止，搜狐的期权机制都是由公司董事会拟定操作。上市前后，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以及资深员工，成为了第一批期权激励的享有者。”
“由于那时公司人员少，所以给的面很广。”搜狐原市场总监陈勇回顾道，他于2000年加入公司，2001年初分到期权。
期权的具体份额，他表示因为涉及商业机密，不能透露。但那次持有期权的人数可以实言，几乎是搜狐的所有员工。
“公司的目的就是要留人。”当时，全球互联网产业冷至极点，整个业界动荡低迷，搜狐股价跌到了历史最低：0.86美元，“网易更惨，都停牌了”。
虽然期权不失为鼓舞公司士气的明智手段，但对陈勇而言，“压根就没拿它当钱”。
在当时，很多人还没有清晰意识到期权的价值。“谁都想不到那么远。”他还记得，人力资源部忙着张罗发放期权，而很多同事“记忆力欠佳”，没去人事部拿期权合同。
有资料显示，在2002年，搜狐连续两次共发放了230万股期权，发放价格分别为1.06美元和1.29美元。当年的公告显示，搜狐的原COO古永锵获得期权份额最多，占年度公司期权的14.08%,张朝阳拿了9.37%。
“要激活期权账户,就必须登陆美国在线证券交易网站。没几人懂期权常识。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张雪梅挺热心地召集大伙作执行期权培训，可没人想听，本来股价就低，谁有欲望进行期权交易？”陈勇说。
彼时的陈峰，对于互联网的形势冷清，只是冷眼旁观。但他不会忘记，就在2002年第三季度，搜狐在国内互联网开始实现全面盈利，带动了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的全面飙红。
“这以后就没有全员持股一说啰。随着互联网的格局稳定，业务模式走向成熟，发展上了正轨，期权才成为真正的激励手段，发放给了应受激励的人才。”陈勇笑道。
股价上去之后，现在要求涨工资的人少了，一改行情低迷期间“现金为王”的局面。网易的情况也类似。2001年网易上市一年以后，网易期权是负资产，公司没有人执行；2002年开始有少数期权被执行；到2003年，期权终于成为一笔富裕的资产了。
搜狐自张朝阳以下，人力资源部在公司各个系统分别设立了12个级别，“采编系统里，实习编辑为一级，普通网编为二级”。期权制度由董事会商议决定。管理层根据员工的表现和业绩分别发送期权。并为员工设立了一个自由账户，规定其在签定期权合同一年后可以执行期权的1/4。
“公司高层人士作为执行业务的知情人，要严限一年期权交易次数，在公司发布财报前后20到30里，不得进行期权买卖。”
2005年，陈勇离开了搜狐。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想走，是因为自己想创业。在辞职前三个月，他卖掉了一部分期权，因为国内的期权制度还不完善，期权虽在国外交易，“但钱拿回来后，还是要从公司账面上走，再由公司按照人民共和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去交税。”
所以，那笔个人所得税交得陈勇颇为心痛。至于没到行使期的期权，“只有放弃了。”陈勇的语气不咸不淡。
据他的朋友说，他曾在私下里嘀咕，要想最终完全获得期权，恐怕还要等上好几年。网站到底以后什么样？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终究是个未知数。
没有期权观念的传统媒体人
“我也想过离开。”发言者是搜狐财经版编辑周克成。
正如陈勇所说，在搜狐持有期权的普通编辑，往往很年轻，“期权份额不多，又是跳槽频繁的年龄。”
周克成今年27岁。在去年年初，他曾离开过搜狐。“期权和这件事不相关。我就想进传统媒体编辑好文章，发自己想发的稿。”他非常理想主义地说。
这位初中尚未毕业，全靠自学成才的财经编辑，最大的苦恼在于网络媒体没有新闻自采权，“稿件主要是从平面媒体转载，或是到新华社购买”。
我们该以什么方式持股
由“期权激励”到“限制性股权激励”将是未来股权激励的趋势
34岁的谷澄宇差一点就成为百万富翁。最后一刻，他放弃了。
在百度上市之前，谷澄宇就拥有了数量可观的期权，当时的授予价格大约每股5美元。百度上市之后，股价从27美元一夜升至122美元。谷澄宇与所有百度员工一起，成为准百万富翁。如果继续在百度工作下去，一年之后，他可以行使期权的1/4，瞬间致富。
2005年8月，百度因期权激励带来的创富神话，刺激着IT界每一个技术人才的神经――业界流传“百度连前台小姐都是百万富翁”。百度在上市之前的期权激励是，每个员工都拥有期权。当年，百度总裁李彦宏被评为最佳雇主。
但仅仅一年之后，李彦宏再次上榜，却变成最差雇主。2006年7月，百度发生“裁员门”事件。4个小时内，除运营总监外，企业软件事业部(ES)的30名员工被遣散干净。百度自称，该部门长期亏损、且与百度目前主要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不相吻合。员工穆一飞为此状告百度，希望百度继续履行劳动关系，他所持有的期权因此将继续有效。
与此同时，隶属百度心脏部门系统部的谷澄宇却选择了主动辞职。他所拥有的期权和财富幻想瞬间成为泡影。百度的期权激励机制在他身上似乎没发挥任何作用。
有关期权激励的困惑，开始浮出水面。谷澄宇说，每一个进入百度的员工，在获得期权时就应该想清楚，期权到底意味着什么？
期权能否圆你的财富梦？
谷澄宇进入百度时，属于经理级别。他拿到了数千股期权。此时，距离百度上市还有几个月。谷澄宇手上的期权到底能值多少钱？李彦宏也未必清楚。
百度进行的期权激励计划，曾在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盛行。李彦宏在百度成立之初将其引进，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公司中最优厚的激励计划之一。员工可以在约定的时限之后，以极低的授予价格，行使期权。
许多百度员工，都是冲着期权而去。他们的薪水可能并不高，但对期权回报都给予了热烈的期待。在百度上市前夕，每一个员工都认购到了一定的期权。不仅如此，2004年4月，当百度内部进行拆股，所有员工期权增加一倍时，百度人力资源部居然用各种办法，找回十几名在百度拥有股票却早已离职的人，追授拆分后的一倍股票。此举曾引起业内赞叹。
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日收盘价122.54美元，百度市值39.58亿美元。按此计算，国内百度的所有员工，如期权兑现，资产都已超百万。但谷澄宇说，那意味着他得至少还要在百度呆四年。
百度规定，在公司工作满一年，可以第一次行权1/4，满一年之后，每个月可以行权1/48。
谷澄宇没有等到第一次行权。2006年6月，他辞职离开百度，开始创业。由此，谷澄宇成为百度期权激励计划的免疫者。他说，“期权的或然性太大，那些虚幻的财富，到最后不一定都是你的。”
事实上，如果他再坚持几个月，就可能第一次行权1/4，以当时股价推算，他大概因此“损失”10多万美金。在另外一些百度员工眼中，期权是他们呆在百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百度裁员门事件中的关键人物穆一飞说，“工资当然不重要，因为我每个月光期权收入就有七八万。”谷澄宇对此评价说，他们对期权抱了太多的幻想。
谷澄宇说，在百度，许多员工把还未行使的期权早就看成了自己个人的财富――但显然并非如此。百度裁掉企业软件事业部，当属公司正当调整。部分被辞退的员工的期权自然消失，他们的财富梦想就此戛然而止。
改变中的激励机制
穆一飞的怒气，正来源于此。百度副总裁梁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解释，百度上市之前的期权激励范围太广。“激励面过广之后，反而导致了员工的预期相对过高。”
谷澄宇的离职，主要原因是想自己创业，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他从未对期权抱以太高期望。百度大多员工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上海经邦咨询公司总经理薛峰对此评价“百度激励过度”。他说，百度的期权激励计划应该设定一些行权条件。无附加行权条件的期权激励常常导致失败。
而且，百度期权激励范围过大，不必要地增加了企业成本。在去年的裁员门事件中，百度也因此被一些拥有期权的辞退员工诟病。他们声称，百度裁员是为了节约成本。
但现在，百度期权激励计划已经不具当初的致命吸引力。在上市之后进入百度的员工，即便认购到期权，其授予价格为上市之后的股价。因此，他们拥有的期权差价，与谷澄宇这批员工已经完全不可比拟。激励效果，已经大打折扣。
谷澄宇说，百度要留住更多的人才，光靠期权激励已经不够。百度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梁冬声称，百度在未来会提供更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比如培训计划、现金、限制性股票等等。
问题是，期权激励，会就此退出百度的舞台么？
薛峰说，期权激励适合那些初创型、成长型企业。在企业创办之初，没有财力进行员工激励，期权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就百度来说，它目前仍属于成长型企业，期权激励不可能在短时间消失。最好的例证是谷歌，它的股价目前已达500美元/股。
但是，在国外，期权激励正在慢慢退出。微软于2003年彻底取消期权激励，改以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方式。微软当年也曾以期权激励，让数千名员工一夜暴富。
股权激励之辩
事实上，整个2006年，中国到处弥漫着股权激励的讨论和实践。百度只是冰山一角。
年初，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年底，国资委发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两个文件的出台，加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进程。
“员工持股”，成为上市公司员工讨论的热门话题。但争论几乎从未停止。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改制、员工持股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开始，“员工持股”几个字所代表的含义，已经悄然转变。
薛峰说，最早开始的国有企业股改时期，“员工持股”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福利，主要以产权多元化为目的。现在，这几个字已经成为股权激励的方式之一，更多强调的是激励。
但是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同样的股权激励，依然出现了较大的反差。
《上海证券报》评论称，民营上市公司近乎“吝啬”的激励程度以及极为严谨、合理的方案设计,都足以让国有上市公司汗颜。
不过，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一些国营上市公司实行的“限制性股权激励”。评论质疑说，相比“期权激励”，这种激励方式更好似给高管发了一笔奖金。在中国股市，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每股净资产，高管们以净资产价格买入，以市价抛出，无疑可赚一笔。
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员朱卫东也认为，我们的约束机制非常不健全，不少股份制企业管理人员已经不需要明确的激励措施，通过各种非常手段(如关联交易等)建立了自己利润丰厚的企业。各种相关法律欠缺，只不过是又给一些人以瓜分国有资产的机会。
但中国社科院专家尹中立则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钓鱼舍不得饵，还钓什么鱼？！”“不要怕上市公司高管拿得多，就怕他不拿。”
薛峰认为，“限制性股权激励”将是未来股权激励的趋势。因为，以期权激励为代表的增值激励方式，受外部资本市场影响很大。而中国的外部资本市场并不完善，股价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更大。
在2006年年末，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兴通讯的股权激励方案，就属于“限制性股权激励”。 方案分配给21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6万股，分配给3414名关键岗位员工4592万股。
中兴通讯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分别成为这些激励对象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该收益率不低于10%。而且，激励对象在这三年的内部绩效考核必须合格。
谷澄宇说，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员工激励方式。与百度期权激励相比，中兴员工得到的股权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避免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带来的影响。中写道：……我一直认为，现在中国媒体的评论版面好的文章太少了，差的文章太多。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评论编辑不懂经济学，因此在经济观点上其实很糊涂的文章也被不断地发了出来，而很多观点很好的文章却不容易发出来——除非你是陈志武、周其仁这样的名字。
向公司提出辞职前，他按照“持有期权合同一年后可以执行期权的1/4”的规定，卖掉了部分期权，“大概赚了六七百美金吧……反正，期权就没有了。”
跳槽失败后，财经频道的同事，以及新闻中心的主编陈峰打电话给他，纷纷要他重回搜狐。自尊心颇强的他，后来很少流露对那次跳槽的悔意。
但，“期权要是留到现在，绝对不止那点钱。”他思忖片刻。
“‘期权’作为网络稳固人才的激励手段，中高层管理者都是受益者。对于普通员工就是风险投资。这就要看他是否看好公司前景，是否愿意为它付出，是否愿意为期权而奋斗。”
2006年1月，陈峰进入搜狐时，对于“期权”，尚无意识，拿他的话说，“像我这样在传统媒体呆长了，又新加盟网络媒体的人，开始时对‘期权’毫无概念。”
“在过去，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固定的回报。很自然地，来到网络，首先谈的是薪水、奖金、福利。没谁会说，您薪水给我少点，期权给我多点吧。”
2003年，陈峰同编辑陈志华从《南方都市报》调入《新京报》。后来，他和报社的某位高层一起来到搜狐发展。
之前，搜狐曾向他提及将来会有“期权”，“我没往这上面细想，我还犹豫到底去不去。毕竟又是个新领域。”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新兴媒体。在他离开一个月后，陈志华也在新浪力邀下，担任其新闻中心总监。
现在调换角色，作为被采访对象的他，当被问及“新浪是否只有十分之一的关键员工才获得期权？”、“员工抛售期权是否有严格控制？”之类问题时，陈志华的答复一律是：无可奉告。
当初离开纸媒，进入网络，他和陈峰一样，“从不关心‘期权’问题”。
“这是每个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媒体的从业人员很正常的反应呀。”易凯资本有限公司的CEO王冉说。这是一家专门为中国新经济企业提供兼并收购、私募融资和海外上市咨询服务的资本运作公司，曾服务于新浪、网易、北京青年报、光线传媒。
“在国内真正上市的传统媒体，除了北青、电广传媒、成都商报外屈指可数。而它们的上市并没有让其内部职工享有期权，持有股份，直接与其利益相联。这就导致了很多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不会对‘期权’敏感。”
“期权作为激励机制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作用都是一样的。但网络媒体的催生力量来自公司内部从上到下的每名员工辛苦打拼，所以，它的期权计划最为激进。相对来说，个人在传统媒体所起作用是渺小的。传统媒体的运行主要靠体制内的政策支持行政支援。”
同时，他还指出，“期权”的使用在西方资本市场已不畅行，“限制性股票的发放作为激励手段在逐步推广”。
不同体制，如何抉择？
进入搜狐半年后，公司下发给了中层管理者一批期权，其中就包括陈峰。“具体数字不能讲。但要是有人现在劝我跳槽，我一定要他先补偿了这笔损失再说。”他哈哈大笑道。
记者注意到，除了陈峰、陈志华外，最近几年，从传统媒体流向网络媒体的精英大有人在：
《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等……
外界有传言，“网络媒体正以其灵活的用人制度、激励机制，吸引着传统媒体里的成功人士。”
“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早已完成新闻培训的老记者，我感到在平面媒体的发挥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我到互联网能学到新东西，开辟新空间，能得到比过去翻倍的薪水待遇，我为什么不去？” 陈峰反问道。
尽管，在搜狐的工作负荷量是他过去操作一篇深度报道所承受压力的数倍；手提电脑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时时刻刻不离手；偶尔也会因看到一篇烂稿，想把记者痛骂一顿，产生冲到第一线采访的冲动；过去所秉承的新闻理念，与公司的商业追求，会存在冲突……
“随着更多的传统媒体人才加入互联网，新闻将会体现出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经验融合。通过技术手段，新闻位置的选择，新闻标题的修改，任何一条新闻每天都有上十万、上百万的读者阅读，我们的新闻理想一样能够得到实现。”
陈峰说，中国媒体在原有体制下，理念很先进，“滞后的是管理。有无期权反映的只是表象。”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黄升民则从体制层面对传统媒体人才流向网络媒体的现象作了阐述：
“近年来，传统媒体的经营增长不如过去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纸媒的利润增长很低。传媒中人收入不高，激励机制不甚理想。”
“传统媒体作为国企事业单位，很大程度上机制僵硬，内部发展空间减小，很多人都喊看到天花板了。相比之下，网络媒体不仅提供的工资高，有期权许诺，而且，伴随新媒体兴起，带来越来越多的个性化的内容需求，这为专业人才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新舞台。”
“值得思考的是，传统媒体的上市必须对其核心业务做了剥离，虽然上市后能带给这个媒体整体利益，但上市之后的传统传媒还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市场扩张，无法达到它想进入的领域，也不能按愿实施体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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