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与北人——地域文化及风俗特征研讨
HONG按：中华泱泱大国，地域辽阔，风俗万千。
治史为文，均离不开对不同地域文化及风俗特征的认识与把握。
一般都认为陈序经先生主“全盘西化”，而本人曾读他有关中国南北文化论的著述，很有感触。
又，读漆侠先生经济史书，记得先生概述宋朝经济发展状况，有“西不如东，北不如南”之论，多得启迪。
近日，看到明史大家吴晗先生也论南北，文中自由其读到意见。特与诸君分享，并企望高见。
南人与北人
吴晗
(原载《禹贡》第五卷，第一期，1936年，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在新式的交通工具没有输入中国以前，高山和大川把中国分成若干自然区域，每一区域因地理上的限制和历史上的关系，自然地形成它的特殊色彩，保有它的方言和习惯。除开少数的商旅和仕宦以外，大部分人都窒处乡里，和外界不相往来。经过长期的历史上的年代，各地的地方色彩愈加浓厚，排他性因之愈强，不肯轻易接受新的事物。《汉书·地理志》记秦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巴蜀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偏阨。周人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仁宦。燕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吴民好用剑，轻死易发。郑土惬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其俗淫。……是说明地方性的好例。
到统一以后，各地政治上的界限虽已废除，但其特性仍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被保留。虽然中间曾经过若干次的流徙和婚姻的结合，使不同地域的人有混合同化的机会，但这也只限于邻近的区域，对较远的和极远的仍是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相邻，这两地的方言、习惯，及日常生活、文化水准便相去不远，比较地能互相了解。但如秦越则处于“风马牛不相及”的地位，虽然是同文同族，却各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日常生活，差别极远。以此，在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区域便自然地发生联系，自成一组，在发生战事或其他问题时，同区域的人和同组的人便一致起而和他区他组对抗。在和平时，也常常因权利的争夺发挥排他性，排斥他区他组的人物。这种情形从政治史上去观察，可以得到许多极好的例证。
依着自然的河流，区分中国为南北二部，南人北人的名词因此也常被政治家所提出。过去历史上的执政者大抵多起自北方，因之政权就常在北人手中，南人常被排斥。例如《南史·张绪传》：
齐高帝欲用张绪为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彦回曰：俭少年或未谙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未可为则。
同书《沈文季传》：
宋武帝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
可见即使是在南朝，“南士”也少居要路，东晋用南人执政，至被讥为衰政。
北宋初期至约定不用南人为相，释文莹《道山清话》：
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皆言之甚详，云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通鉴》亦记：
宋真宗久欲相王钦若。王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乃止钦若入相。钦若语人曰：为子明迟我十年作宰相。
当国大臣亦故意排斥南人，不令得志，《江邻几杂志》记：
寇莱公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宋史·晏殊传》：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
蒙古人入主中国后，南人仍因历史的关系而被摈斥。《元史·程钜夫传》：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入，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
虽经世祖特令进用南人，可是仍不能打破这根深蒂固的南北之见，南人仍被轻视，为北人所嫉忌。同书《陈孚传》：
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陈孚使安南还，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气，颇嫉忌之。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
《元明善传》说得更是明白：
明善与虞集初相得甚欢。后至京师，乃复不能相下。董士选属明善曰：复初(明善)与伯生(集)他日必皆光显，然恐不免为人搏间。复初中原人也，仕必当道。伯生南人也，将为复初摧折。今为我饮此酒，慎勿如是。
南人至被称为“腊鸡”，叶子奇《草木子》说：
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
到明起于江南，将相均江淮子弟，南人得势。几个有见识的君主却又矫枉过正，深恐南人怀私摈斥北士，特别建立一种南北均等的考试制度。在此制度未创设以前，且曾发生因南北之见而引起的科场大案。《明史·选举志》记：
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试擢陈*[安+阝]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复按，*[安+阝]亦与焉。帝怒犹不已，悉诛信蹈及陈*[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
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南卷为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成化二十二年，四川人万安周弘谟当国，曾减南北各二名以益于中。至弘治二年仍复旧制。到正德初年，刘瑾(陕西人)焦芳(河南人)用事，增乡试额，陕西为百人，河南为九十五，山东西均九十。又以会试分南北中卷为不均，增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并人北卷，南北均取百五十名。瑾芳败，又复旧制。天顺四年又令不用南人为庶吉士，《可斋杂记》说：
天顺庚辰春廷试进士第一甲，得王夔等三人。后数日上召李贤谕曰：永荣宣德中成教养待用，今科进士中可选人物正当者二十余人为庶吉士，止选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时者方选取。贤出以语时，时疑贤欲抑南人进北人，故为此语，因应之曰：立贤无方，何分南北。贤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内官牛玉复传上命如前，令内阁会吏部同选。时对玉曰：南方士人岂独时比，优于时者亦甚多也。玉笑曰：且选来看。是日贤与三人同诣吏部，选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张元祯得与云。
但在实际上，仍不能免除南北之见，例如《朝野记略》所记一事：
正德戊辰，康对山海(陕西人)同考会试，场中拟高陵吕仲木柟为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场中文卷无可与并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贤之罪，谁则当之。会试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试乎?时内阁王济之(鏊，震泽人)为主考，甚怨海焉。及廷试，吕果第一人，又甚服之。
到末年吴楚浙宣昆诸党更因地立党，互相攻击排斥，此伏彼起，一直闹到亡国。
在异族割据下或统治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愈形尖锐化。如南北朝时代“索虏”“岛夷”之互相蔑视，元代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社会阶级差异，清代前期之满汉关系及汉人之被虐待，残杀，压迫。在这情形下，汉族又被看作一个整体——南人。在这整体之下的北人和南人却并不因整个民族之受压迫而停止带有历史性的歧视和互相排斥，结果是徒然分化了自己的力量，延长和扩大征服者的统治权力。这在上举元代的几个例证中已经说明了这个具体的事实了。
也许在近百年史中最值得纪念的大事，是新式的交通工具及方法之输入。它使高山大川失却其神秘性，缩短了距离和时间，无形中使几千年来的南北之见自然消除，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民族。 本朝建立，实赖南人武功，故开国执政皆南人也。方今时运转移，北人稍稍进用
楼主转贴的文章，是以政治论南人、北人。至于以气质、文风、学问论南北异同，则已经司空见惯了：
《世说新语·文学》云:"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
《北史·儒林列传》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北史·文苑列传》云:"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两句话：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说个旧事：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記得大學時上文學史課，老師提醒我們注意唐宋八大家的籍貫，剛開始還納悶，出生地和他們的文學成就有什麼關係，又覺得背一大堆人名字號、室名齋名，已頗累人，連籍貫都要知道，豈不太過繁瑣。後來讀到梁任公〈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一文，才連類而及，回想起此事，深感先前之幼稚無識。八大家中，唐代二人：韓愈，河南河陽人；柳宗元，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人，不過出生於長安。宋代六人：三蘇，四川人；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都是江西人。雖然，諸人相識及成名，皆與其至京師任官有重大關係，八大家之說，也是到明代才興起，不過，唐宋之間，重要文學家的籍貫，已有南北之移轉，也許代表某種文化氣候的轉變吧！研究學術風氣和地理之間的關係，應該也是頗為有趣的問題，如嚴耕望先生有〈戰國學術地理與人才分佈〉一文，先秦諸子已有可究心處，至漢代齊學、魯學，沿續而下，清代吳、皖、揚州之別，章實齋浙東、浙西之分，更是廣為人知。這應該也是一個有趣的學術課題。讀泓同窗之文有感，所言也許並不切題，轉引一篇文章，供大家參考。
历史学术地理刍议——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
发布时间：2006-12-14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夏增民
［摘 要］二十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关于学术相关问题的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在总结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学术地理的内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诸项进行了分析和厘定，并作了理论性的阐释，以期能推动历史学术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学术 学术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
一 学术与历史学术地理
“学术”一词，是一个高度中国化的话语，在西方的语境里，极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汇与之呼应，无论是Academic、Learning，还是Scholarship，都难于涵盖汉语“学术”的内容，甚或可以说，中国的“学术”一词，是Academic、Learning以及Scholarship诸词内涵的集合。因此，对汉语“学术”一词的辨析，也极为重要。
查《汉语大词典》“学术”条，古今以来凡用“学术”一词，与当今“学术”相近的义项，一为“学问，学识”，举例有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诗：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因此词义引申，亦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如章炳麟《訄书·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二为“观点，主张，学说”，如宋苏轼《至惠州谢表》：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三为“学风”，如《宋史·吴潜传》：潜所陈九事……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①]由此见，“学术”一词之为“学术”，所来尚早，但其真正作为一个广泛指代学术界现象的词语，当在清代以后。有清一代，学术昌盛，“学术”一词始渐流行，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的序中，开篇就说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清末以降，“学术”一词成为流行词汇，正式成为指代学术界一些活动、现象的专用名词，一些学者开始对“学术”这一术语作出解释和界定。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沈，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术与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又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②]严复也曾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③]据此，刘梦溪先生总结了“学术”的含义：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④]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现代“学术”的概念，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认知及运用。它不仅是一个认知活动，还是一个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具有动态和静态的两种特征，围绕着这一认知活动，存在着知识及其传授、知识累积及其社会功用、学科构建及发展等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他们都属于学术的范围。而常与于我们考虑范围的，具体而言，就是学说、学派、学者群、学术传播及学术文化区域。
学术之有地域分异，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而有“学术地理”。“学术地理”这一概念，盖系由严耕望先生最早提出，他在《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中最早使用“学术地理”一词[⑤]，此处严先生所讲“学术地理”，指的就是历史学术地理。历史学术地理，是历史文化地理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学术”这一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一门学科。它不仅仅是对学术现象在历史上的空间分布上的简单还原，还重在探讨其在特定地域内产生、演变、扩展、消长、变迁的规律及特征。尤其要指出的是，此处之地理环境，不仅包括自然地理环境，还应包括经济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20世纪九十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积极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在《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一文中指出：“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现象的存在与否、复杂程度及发展变化、速度除了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我们可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地理分布和差异，可以研究唐代诗人、学者、艺术家的地理分布。”[⑥]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方法问题。历史学术地理在考虑地理环境对“学术”这一人文问题的影响时，重点应该放在历史人文环境对“学术”的作用上。
历史学术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学科范畴，它以历史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地理学、文化生态学及传播学方法的综合。它与学术史、教育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与之有又区别。学术史，是研究“学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及规律，其重在研究“学术”本身衍生、成长的内在理路；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的理论及实践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探求其内在规律和特征的学科。而历史学术地理不同，他重在研究“学术”与空间的关系，是从空间的角度来探讨“学术”的相关问题，学术史、教育史都对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提供史料、思想和研究内容，但不能取代历史学术地理。
人类活动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除了其内在特有的发展规律之外，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重要因素。文化、精神、学术活动等人的实践活动与地理环境和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历史学术地理产生的前提。历史学术地理对每个学术现象从空间、时间、文化生态、文化传播、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等方面做系统论述，从各学术现象的空间分布出发，通过扩散的时间过程使时空相结合，并以其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与其他人文现象的整合情况来分析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其研究成果就是来说明上述过程与关系的，意在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复原”，还阐发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⑦]
虽然“学术地理”的提法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但是，对于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却是早就开始了。《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中关于儒学传授谱系的记述，可以说是较早的学术地理著作。历代此类著作多出，但以“学术”作为对象进行理论研究，大致在20世纪以后，梁启超可谓先行者，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历史统计学》、《中国地理大势记》、《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论文，其中就有涉及到历史学术地理的部分。其后，丁文江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⑧]、钱啸筠的《清代学者之地理分布》[⑨]，贺昌群的《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⑩]，都是历史学术地理的名篇。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文化地理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学术地理。1983年，严耕望在《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中，阐述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流行地域及各地文化的发展状况，较早使用了“学术地理”的提法。1984年，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由龙田出版社出版，书中涉及文化中心的迁移，并用图示说明了唐代诗人、进士，宋词人、诗人、宰相，明进士的分布。1991年，卢云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汉晋文化地理》一书，对汉晋时期学术文化的区域分布及变化进行复原。陈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1992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中论述了“文化与地理环境”、“文化中心的转移”及“中国文化的地理区域分异”等内容。隔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也曾提到“学校与人才分布地理”，并且在“人才分布地理”一节中，在界定了人才分布地理的概念之后，认为人文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发展是影响人才地理分布的主要原因。1995年，张伟然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对湖南这一区域的“历代汀籍进士分布”、“湘人著作的分布”、“湖南藏书与刻书的分布”、“湘籍学者的分布”进行了阐述。与这些专著同时的，还有多篇相关的“学术地理”方面的论文发表。
由此可见，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对其进行学术总结和展望，并进行理论的概括，已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进一步清理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应该对促进历史学术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裨益。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我们梳理出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大致为学术形态、学术载体、学术活动和传播、学术文化景观及对学术的感应地理研究几个方面，试分述之。
二 关于学术形态及学术载体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
第一， 学说、理论、思想、学问等学术形态的分布。
严耕望先生的《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及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其中的内容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视角应该是全方面的，学术形态的发源、学术文化圈的形成、学术文化地域分布、区域特征及区域变迁都是值得思考的内容。就起源、整合而言，其发展变化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完成，不可避免地带上地域条件的色彩，因此，学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重要。
考察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的依据除了材料的典型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取得数据的支持也极为必要，因为，数量的标准更有助于结论的 “科学性”，从而克服典型性材料给人造成的片面印象的弊端。而且，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区的形成。一个文化区的形成，要有基本的要素，如本区文化的典型特色、体现学术特征的载体的数据和密集程度等。对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探究学术的传播速度、途径、模式和功能。
众所周知，墨学源起于宋鲁之地，这种思想的起源与这一区域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正是在这种人文地理环境下，重实践、主节用的墨学诞生并从容发展。据《韩非子·显学篇》载，战国之世，墨分为三，形成不同地域基础上的墨学三派，这种学术分裂的缘起、墨学三派地域分布、三派间的学术联系和演变，以及各自的思想特色，都是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内容。儒学亦然，同据《韩非子·显学篇》，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学的学术分合以及战国各个儒学学派的地域分布，其间的关系和势力消长以及与其他地域上的思想形态的关系，在目前学术界，均未研究得十分充分，而此，也正是历史学术地理的任务。
第二．学术载体的地理学研究。
学术形态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总是要有一定的载体才能体现出来。学术载体主要是指学者群体、人才群体等主体性载体和书籍等客体性载体。
人才是教育的结果，教育是学术的伴生，因此，人才反映学术含量，也是学术的载体。目前，在历史学术地理方面，研究最充分的，莫过于对人才群体的研究了，20多年以来，有关人才地理分布的论文就不下三四十篇。代表性的论述有王尚义等人对山西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傅衣凌、史念海、华林甫、陈正祥对唐代人物的研究；范金民、沈登苗、郑建明等对历代及各个区域进士分布的研究等。如果仔细检视这些成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基本上大多是同一模式，即罗列籍贯，然后加以原因分析；原因也是同一化的，无外乎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水平高下以及教育兴盛诸项。后期此类论述多套此模式，毫无新意。每个时代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把握这些特征，分析人才成因和分布及其变迁，或许才能有新的创见；如果就一般性的论述泛泛而议，恐无太大价值可言。
与人才群体的研究相比，学者群体的研究稍逊一筹，然而，这却是最能显示历史学术地理特色的内容。此处所言之学者群体是指地域性的学者群体，这一群体虽然与以思想、师承等划分的学者群体有相类之处，但，这样的地域性学者群体更能体现地理学的视角。如宋代儒学有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之分野，固然四学的学者群体在时间上、师承上及思想发展上有前后相承之处，但是，濂、洛、关、闽仍不脱地域上的特色，其核心人物也多以四地为中心。以关学为例，张载之系列主张，与关中形势即是密不可分，这是张载的关中经验使然。思想的产生，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为利益，一为环境，这里的环境，除了人文环境的熏陶外，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也是重要条件之一。此种例证在清代也不难看出，颜李学派之产生，当与颜李的华北经验有相大的关系，能接收其思想而成其后殿者，也多北方士人。在古代，由于受科技条件的制约，思想学派及学者群体首先表现为地域性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思想学派首先是地域文化的表征；而另一方面，也与传播手段的落后和传播的较高成本也很大关系。在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中，这样的情况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学者群与文化中心关系密切，同样也是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的。
除却主体性学术传播载体，尚存在客体性的学术载体，如书籍、简帛、石刻等，这些载体将学术信息以文字或图画的格式存留下来，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从而使这些学术载体也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这也构成学术地理。
以书籍为例。著作地、刻印地、销售地、藏书地都构成地理要素。在有雕版技术之前，著作地与刻印地没有分异，因为多以手写为主，著者手笔原著，这个时候，著作地与成书地和学者群是同一的。唐宋以后，随着雕版技术的成熟，著作与刻印开始分离，刻印由于赖于自然条件，因此更有区域性，如宋代，就形成平阳、眉山、杭州、建州几大刻印中心，而著作地则较为分散，一般仍以学者群为主。而销售地与藏书地始终与文化中心同一。
著作地、刻印地、销售地、藏书地在历史时期的分布、变迁及相互关系，应该是历史学术地理的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 学术活动与学术传播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
学术地理的研究如果仅限于空间分布及区域差异上，那其研究是极有局限性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学术的区域性特征消弭的速度越来越趋于加快，这是由于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学术传播的速度日趋加快造成的，因此，在学术地理研究中，重要的不在于仅仅搞清学术空间分布及其原因，还在于学术传播的研究探讨。
我们都知道，文化传播促进文化的积淀、整合、增殖及文化分层和变迁，正如如前所述，文化的传播与变异，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完成，所以必然带上地域性的特征，历史学术地理正是在这个地域的基础上，分析文化的传播的。
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迁移，总是有一定的模式，或是直接传播，或通过媒介和通过载体的迁移传播，或是刺激传播。在传播理论视野下，传播路线和不同文化区域的比较以及不同学术文化区域的“文化亲缘关系”都成为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对向；尤其是文化亲缘关系的研究，从文化现象的形式、性质、数量的增加、发展的连续性以及两种文化关系程度上探究其间的文化亲缘关系，应该是这方面研究的新视角。杨念群1997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是这方面的典型著作。无庸置疑，传播学理论的引入，使得学术区域的理论更加丰富。
具体而言，学术活动包括著作、教授、私学、官学、游学、集论、丛书编纂、书目编修，等等。这些学术活动本身是静态的，但是，如果与文化变迁、政治变革等联系起来，就具有了地理学的特点。从历史上看，在每个历史时期，这些学术活动的集中区域都是不均衡的，也是不断变迁的。经学著述在汉代集中于齐鲁、关中之地；至东汉，洛阳、汝南、颍川多有经学著述；而永嘉之后，中原丧乱，经学著述地也随而变迁，或在江南，或在陇西，或在辽东。著作地的转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相趋同，是衡量文化中心的指标之一。
周室式微以后，学术散于四裔，私学始兴，在不同的学术区域内形成不同的私学教授地点，这个时期，著作地、教授地是同一的，从而构成战国学术地理的基本格局。汉武时期，官学得到提倡，各地方均设学校；但私家传授仍很昌盛，家学与师法相承，仍然构成主要的学术力量。即便是官学，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府学、县学等在教育质量、入学人数等方面仍存在差异。有唐以降，科举兴起，更为各地私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书院不仅成为科举考试的培训地，也是学术思想之渊薮。有关书院的研究很多，但以书院本身的研究如开办、规制、思想、学派等为主，不过其空间分布，已经得到重视。书院集教授、著作、刻书、藏书、集议于一体，是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关于书院的研究，是历史学术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宋元以后，学术日隆，编纂大型丛书等编修书籍活动大为增多，不仅官方组织，私家也多参与其中。除却政府主导的因素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知识的积累及藏书的集中，都构成基本条件。这也是其地理分布的前提。
上述学术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学术的传播，构成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使得学术成为学术地理。学术传播也是历史学术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其重点在学术传播的条件、原因、学术传播的途径、模式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在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学术中心的移动，是以学者的转移为依归的。学术范围的扩大，也是以学者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学术之所以能够传播，必须形成学派，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如此才能吸引人，使人尚慕。这是学术传播的前提条件。在途径上，最初以游学、移民为主要手段。孔子、孟子等先秦诸先贤周游列国，游学于世，使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了更大的地域，影响越来越大。而移民的作用同样明显，移民中知识水平高的人群，把知识带入了迁入地，促进了该地的学术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展。
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传布成为主要方式。书籍的传布，使得学术的传播更迅速、更便捷。王充《论衡》一书，为东汉思想史的重要著作，本作于东汉中期之会稽郡，但长期未为中原士人所知，直至建安中，王郞为会稽太守，始带到许昌。试想，如果不是王郞，中原地区知识界对王充的思想，或知之更晚，甚或永不可知。
此外，还有学术文化景观的地理学研究。
学术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建筑，从而构成学术文化景观。如明堂、辟雍、书院、孔庙、贡院、会馆、社田、私塾等。除却学术地理景观的分布及变迁外，人们建立这些学术文化景观的原因、规制、功能、影响，都是可探究的内容。其在城市中者，研究它在城市的空间结构、方位、功能；不在城市中者，建址地点的选择中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的考虑，同样是可以深入的研究方向。书院是重要的学术文化景观，所述见前。比较典型的尚有社田，社田的分布、功能、收支、管理等都可作为重要的对象加以研究。
当然，还有有关学术的感应地理的研究。“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对其周围有一个感应、观感和观赏等认识过程的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包括感觉认识，而且包括对反应的理解和评价态度。研究人们不同地理环境的这一反应特性、形成过程及相互关系的科学称为感应地理学。化着重研究不同居民集团对的感应认识过程，也研究规划决策人、旅行者、生活在特殊环境(灾害、宗教等环境)下人们的感应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涵盖了不同的文化区域，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下，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俗风所渐，在各自的文化下，对事物的认识和感觉也有存在差异。这就构成有关学术的感应地理的基础，如何研究地理景观的意义、地理景观如何被描述、研究，如何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复杂关系，都与此关系深重。具体到学术地理，尚学习气、学风、鉴赏取向等都可列为对学术的感应地理角度的考虑。如，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领南北之风骚，然后徽商重教，晋商轻学，此即由于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人们对教育、学术的认识不同所致。学风亦然，南北朝南北分隔，学术异流，南北学风也两异，北学粗鄙，南学精细，据《隋书·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另《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文风，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至宋与辽金对峙，南北学术殊途，北儒重训诂章句，南学则义理辞章，至入元，北人竟不知南方之理学，可见地域分割对学术分异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审美趣味和鉴赏取向，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们对文化的感应，形成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近20多年来，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已具备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有向更深度、更广度发展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分支来考察。如上总结了历史学术地理简略的研究情况，并对其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作了粗浅的清廓，以裨于历史学术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至于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方法、任务、现实意义，其作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相关著述论之甚详，目前均有类同之处，兹不赘述，有待于历史学术地理发展成更为成熟的学科后，才更便于总结。
本文已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六期
[①]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四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
[②] 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第3册，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③] 严复：《〈原富〉按语》第58节，载《严复集》（王拭主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
[④] 刘梦溪：《中国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⑤]《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台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⑥] 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
[⑦] 学术地理作为文化的分支，其功能与文化地理类似，文化地理的功能分析可参见M. 克郞：《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 载《科学》第八卷第一期（1923年）。
[⑨] 载《经世日报·禹贡周刊》第12—14期）。
[⑩] 载《图书展望》第二卷一期。
《汉书·地理志》。
夏增民：《秦汉墨学发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朱智武：《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等都有比较仔细的论证。
王尚义等：《汉唐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宋元明清时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4期、 1988年3期；傅衣凌：《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社会科学》第一卷第4期，1935年12月；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地理分布》，《顾颉刚纪念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华林甫：《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主要代表著作如王洪瑞、吴宏岐的《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日人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史红帅：《清代西安城会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二十辑。
代表作有葛剑雄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及《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文化意义》（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健的《儒道传播与文化地缘：以古代徐州区域为中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一书专章叙述清人“游幕与学术传播”，在考查徐亁学、李光地、毕沅、阮元、曾国藩、张之及李鸿章诸人幕府的基础上，对学人的游学进行了研究，同时也详细论述了游幕与颜李学说的传播和幕府流动与汉学传播的过程。
李旭旦：《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 页。
轉引自「學說連線」（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6-12-14-21079.htm） 引用第1楼宋公明于2007-03-06 11:54发表的“”:
本朝建立，实赖南人武功，故开国执政皆南人也。方今时运转移，北人稍稍进用
楼主转贴的文章，是以政治论南人、北人。至于以气质、文风、学问论南北异同，则已经司空见惯了：
《北史·文苑列传》云:"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
上条本魏征《隋书•文学传序》：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历论各代南北文风，很值得一读：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体。”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亦颇着眼于南北文学的性分之殊：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於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於思辩而短於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於北人远甚。彼等巧於比类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於北方文学中发现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於北方，则南人之富於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於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这篇文章中也有一些引用文献可供利用：
[转贴]青年毛泽东：师法北方之强、燕赵之风
作者：李乔
图为发表青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三卷第二号及其内页。
一地人有一地人的性情和风格，大而言之，南人有南人之风，北人有北人之风，小而言之，各地人又有各地人之风。这种情形，古代尤甚。其成因，大抵系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各异等因素，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民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南人与北人之间的差别，各地人之间的差别，常见于古书旧籍中。班固《汉书•地理志》记云，秦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燕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这里说的秦民与燕人，都是北方人。又记云，巴蜀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吴民好用剑，轻死易发。这里说的巴蜀民和吴民，都是南方人。唐代魏征等撰《隋书•地理志》又记，荆楚之人劲悍决烈，喜祭鬼神；吴越之人个性躁动，风气果决；鲁南之人尚气任侠，阔达多智；燕赵之人性多敦厚，伤于迟重。其中所说的荆楚、吴越之人皆南方人，鲁南、燕赵之人皆北方人。古书中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古人对古时情况的看法。
古书旧籍中又常有"南人"和"北人"的称谓，并有南人如何，北人如何的许多记录。鲁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北人与南人》，其中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还有一位学者曹聚仁说:"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鲁迅和曹聚仁这种对北人和南人的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只是一种大概其的说法，但又确有道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南人与北人的性情和风格，总是在变化着，而不是古来一成不变。但这种变化又是相对稳定中的变化。南人与北人在性情和风格上，各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鲁迅、曹聚仁是这样说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具体到一个人，则有可能或优点居多，或缺点居多，不可一概而论的。
青年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名文《体育之研究》，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署名"二十八画生"。文中，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
惟北方之强，任(衽)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68页)
这篇文章，虽是研究体育的，但青年毛泽东的许多哲学和文化观念贯穿其中，特别是文章表达了作者提倡勇武世风和坚忍奋斗的精神的意向。这种意向的表达，反映出了青年毛泽东的一些性情、风格和文化好尚。这些从上面的引文中，特别可以看出一些来。
青年毛泽东在这段话里标举了五种他认为可以师法的对象，其中涉及到三地三人。三地是:北方、燕赵、凉州；三人是:颜习斋、李刚主、顾炎武。燕赵与凉州，都是北方之地；颜习斋和李刚主，都是北方之人；顾炎武则是南人有北人之风。总起来看，青年毛泽东在这里所激赏的、所认为可以师法的，都是北人，北人之风。下面分别来谈这五种可以师法者，以及这种师法带给毛泽东的一些影响。
一、北方之强。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北方之强，任(衽)金革，死而不厌"一语，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原文是:"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这是孔子在评说南方人的坚强与北方人的坚强各自的特点。孔子说，用宽和柔顺的精神感化别人，对于横逆无道也不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坚强，君子信守这种强；用兵器甲胄当枕席，死了也不后悔，这是北方人的坚强，强力者信守这种强。孔子所说的南方之强，在今天我们看来，似应称为弱，或柔，但在孔子眼里，却是一种似柔实刚、外柔内刚的强。但青年毛泽东似乎不认可孔子的这种"君子"之强，至少是不取而为师。相反，在青年毛泽东眼里，值得肯定并尊之为师的，是尚武尚勇不怕死的北方之强。青年毛泽东欲师法的这种北方之强、北人之风，对毛泽东是发生一定影响的。毛泽东一生尚武尚勇，是伟大的军事家，这当中自有马列暴力革命思想在起作用，也有"扎硬寨、打死仗"的勇武刚劲的湖湘文化性格的影响，但师法北方之强，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二、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青年毛泽东所言"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一语，源出韩愈《送董邵南序》开篇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其中的"感慨"二字，后人改为"慷慨"，如明人沈榜《宛署杂记•民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韩愈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人们便说燕赵一带多有慷慨悲歌的豪侠之士。宋人苏东坡也说过类似的话:"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清人孙承泽《天府广记》中也写道:"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的确，古燕赵之地，产生过一批享大名于中国历史的豪杰侠士，如豫让、燕丹、荆轲、高渐离，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悲歌慷慨之气，成为燕赵豪侠轻死急人、视死如归的性格的写照。青年毛泽东引出韩愈的话，实际上表明了他对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倾慕，对燕赵古风中的豪侠之气的喜爱。在毛泽东的身上，也时能看到慷慨悲歌的义士之风－－无产阶级的大勇大义的义士之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有虎口拔须之险，但他义无返顾，极有慷慨悲歌的壮伟气概。毛泽东在讲演词《为人民服务》中说，"中国古时候有个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相传荆轲也说过这样的话。《燕丹子》卷下记荆轲云:"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这种生死观，不仅是司马迁的，大概更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
三、凉州的烈士武臣。青年毛泽东的原话是:"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凉州，即今甘肃西南武威、永昌、古浪、民勤、永登、天视等县一带，明朝初年曾设凉州卫。唐人李荃《太白阴经》云:"凉陇之人勇。"凉州一带历来民风刚勇强悍，出过许多武将和刚烈之士。从青年毛泽东的话可以看出，他对此地的勇武刚烈之士非常仰慕。前面已经说过，青年毛泽东赞赏北方之强，尚武尚力，这里，毛泽东又赞赏凉州的烈士武臣。实际上赞赏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在赞赏北人的勇武之风，崇尚勇武和刚烈。
四、颜习斋，李刚主。颜为河北博野人，李为河北蠡县人，皆燕赵之士。二人皆为杰出的思想家，为"颜李之学"的代表人物。清朝《日下旧闻考•风俗》记燕人性情有"耐劳苦"，"尚勇力"，"坚悍不屈"的特点，颜李二人即如此。史载，颜习斋平生勤劳作，苦筋骨，忍嗜欲，讲世务，重实践，文而兼武。青年毛泽东在文中记下了他的习武之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颜李二人尚武学剑，实际是幽燕之地尚武古风的表现。《蔡中郎集》有这样的话:"幽州突骑，冀州强弩，天下精兵，国家瞻仗，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也。"道出了幽燕之地的雄强勇武之风。颜习斋曾写过一首《望荆轲山》诗，从中能看出他的慷慨悲歌之气，看出他与荆轲之刚勇的一脉相承:"峰顶浮图挂晓晴，当年匕首入强嬴。燕图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青年毛泽东对颜李两位燕赵之士钦敬有加，非常推崇，在行动上也大概受到过他们的尚勇武、忍嗜欲、重实务这些行为特点的影响。毛泽东一生尚武尚勇，年轻时尤重筋骨和毅力的锻炼，常在日光下，大风里，大雨中，赤身听凭日晒、风吹、雨淋，自谓这是"日浴"、"风浴"、"雨浴"。从《体育之研究》关于颜李二人的议论看，青年毛泽东确曾受过颜李的影响，毛身上也确有颜李式的燕赵尚武之风。鲁迅说北人厚重；燕赵之人更多具有实而不华的特点。颜李学派的重世务，重实践，就是北人特别是燕赵之人这种"厚"、"实"特点的表现。李刚主有句名言:"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毛泽东一生重实践，写有《实践论》，晚年时有不主张多读书的议论，如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恐怕都与颜李的影响不无关系。
五、顾炎武。青年毛泽东在谈到伟大的爱国思想家顾炎武时，特别标明了顾是"南人"(他是江苏昆山人)，因为毛在前面谈到的四种可以师法者皆为北人。但青年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却是顾炎武这个南人的北人之风，即"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实际上，顾炎武不仅喜欢在北方居住，也比较喜欢北方人。他曾对南方学者下过一句考语:"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意思是有轻浮之病；他对北方学者下的考语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意思是有迟钝之弊。但两相比较，他还是对北人较有好感。他觉得，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他还是比较喜欢质胜文。他的《日知录》，就是质胜文的有北人之气的著作。顾炎武喜欢乘马，是北人之俗。史志载，"冀州(今河北一带)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民谚云:"北人骑马，南人乘船。"顾炎武则是南人骑马。青年毛泽东赞赏和欲师法顾炎武，自己也确颇似顾炎武，他长期的戎马生涯可以说就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青年毛泽东写《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提倡师法北方之强、燕赵之风，实出于一种爱国强种的立意。据我的好友尹韵公先生研究，这篇文章是青年毛泽东为了响应陈独秀提倡的以勇武角胜世界之林的思想主张而写的。(《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今日之教育方针》的文章，说每见中国的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他担心这样的青年，当政治家不能百折不回，当军人不能百战不屈，当实业家不能排难冒险。因此，他提倡应当以勇武立国，恢弘国力，以免受列强欺侮。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这种主张非常赞同，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响应道:"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所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是说，要让中国人的精神脱离封建愚昧，文明起来，同时，要使中国人的体魄强健(即所谓"野蛮")起来，抛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对比青年毛泽东和陈独秀的两篇文章，特别是细读本文所引的毛泽东文章中的那段话，确实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所提倡的师法北方之强、燕赵之风的主张，与陈独秀提倡的以勇武角胜世界之林的思想之间的联系。 中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人文差异
转《中国地脉》一书的观点
历史地理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基础。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是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按照自然地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淮河是中国结冰的河流中最靠南的一条大河）。而按照文化地理，那么明清以来以长江为界大概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
巴克尔说：有四个主要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地形。除此之外，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与白面，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伟与刚健的体魄，同时，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突出出来了。
而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所以有着灵巧的心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语），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视政治的个性就较为突出。鲁迅曾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从相貌上看，北人长南相或南人长北相者为佳。王国维对南人和北人的评价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
下面林语堂的这段话，是比较能抓住南北人文差异特点的：“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喜欢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浙江一带人相比则更为保守，他们没有失掉自己种族的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画卷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
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感觉中，北方文化像高山一样崇高、庄严、敦厚、朴实、壮阔，南方文化像流水一样灵秀、柔情、细腻、飘逸、梦幻。这实际上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异质，就像一个英伟豪爽的大丈夫和一个温婉美丽的柔女子，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若以区域文化详细划分中国文化的话，可以划分出很多，主要类型有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草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等。
历史名人与文化地理一则幽默说：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以大象为论题写一篇文章，德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情爱》，俄国人写的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写的则是《大象的伦理道德》。另一则幽默说：一幢杂居着各种民族的大楼在失火后，犹太人首先背出了钱袋，法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地到处寻找老母。这两则幽默形象地把隐藏在心灵世界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渲染出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淮河以南的柑树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柑果，移栽到淮河以北后只能结出又小又酸的枳果。作为人文地理秘密塑造出的涂满油彩的标志性个体，历史名人从来就不外在于人文地理的母胎。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鱼，人文地理就是水，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树，人文地理就是土地。离开一定区域的自然与社会交汇的总体背景去奢谈历史名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历史名人恰恰是区域性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精神最大标记”的一种充分体现，同时它也进一步修补和深化了人文环境的外部功能。19世纪末年，泰纳·勃兰克斯等风头强劲的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种族因素，他们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是决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冲动”。20世纪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支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好，真的不错啊！ 其实地理是决定性因素 现代社会，流动性日益显著，假以时日，不难想见，此类差别会日益趋同。中山先生，所谓“南与北如一
丘之貉。”实从“人性”着眼，终无根本之不同，所谓差异、习俗，均可随周遭境况的改变而变迁，如我
这个原本喜甜食、三餐皆食大米的南人，久居北方以后，竟然也喜欢上馒头、饺子、面条作主食；原嗜
甜、现竟喜辣。让自己也甚感意外！ 楼上学士所言是有科学依据的。某期Scientific American上曾看到，科学家发现人的口味会随着环境变换而变化，这是人类千百年来进化出来的一种本能——能够是人类更快、更好地适应环境，从而增加存活的机会。 关于南北问题，的确有若干视角的考量。
我以为地理、风俗以及经济诸状况均是思考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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